福柯视域下的矛盾
摘 要：本文以小说《子夜》中主人公大资本家吴荪甫面对的矛盾为线索，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基础，从“话语即为解开社会文化的钥匙”，“话语即为‘事件’”，“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三大观点出发，对主人公从资本场上的叱咤风云到最终惨败的命运进行分析和解读。
1. 引言。
从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观点出发，话语是理解社会文化的钥匙，也是一种 “事件”，福柯认为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福柯，1998）。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福柯的话语理论重视核心文化语境。本文即以该理论基础出发，对主人公从资本场上的叱咤风云到最终惨败的命运进行分析和解读。
在《子夜》诞生的大背景中笔者可以很容易联系到自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缓慢转型，出现了来自知识阶层、工商阶层以及军人阶层等不同利益集团共同斗争的局面，影响着中国现代化格局和走向。从小说的层面上，吴荪甫的事业遇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与吴荪甫组成对立的三组关系，即：吴荪甫与吴老太爷、吴荪甫与赵伯韬、吴荪甫与丝厂工人们的矛盾。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三种矛盾下的文化语境共同构筑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文化画卷，即各种矛盾斗争导致吴荪甫从资本场上的叱咤风云到最终惨败的命运背后的文化语境（王涧，2005）。
众所周知，福柯认为语言的实际社会应用问题比语言本身更重要，语言的基本问题，不是语言的形式结构，而是它在社会实际应用中同社会文化因素的实际关联，是语言论述的结构及其操作技巧、策略的问题，也就是语言应用中的话语（discourse）问题。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也为本文分析小说《子夜》的文化话语语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茅盾（1994）曾说，《子夜》的写作企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最初它涉及的范围包括农村的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以及一九三零年的“新儒林外史”……但由于作者健康原因，小说仅仅聚焦于上海的都市生活。从作者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他是想借《子夜》来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生存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清晰地勾勒出他心目中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正是在这里，小说集中体现了社会权力同知识、同道德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勾联，隐藏着打开整个社会文化奥秘的钥匙。作者通过精细的人物刻画，人物语言特征，来表现出当时一切社会文化的问题。而福柯把一切社会文化问题的症结，全部归结到“语言话语”以及各种话语的实践。小说涉及的三对矛盾包括吴荪甫与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的封建集团的矛盾，吴荪甫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上海公债市场风云变幻的金融集团的矛盾，吴荪甫与以丝厂工人们为代表的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的纺织工人的革命集团的矛盾。这三对矛盾正是来自不同话语“权利”集团的争斗。各种文化语境包含不同的社会知识、道德，隐藏着当时整个社会文化的奥秘，小说《子夜》正是探索奥秘大门的钥匙。
3. 话语即为“事件”。
关于话语的定义，福柯（1998）认为，话语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它不只是“说”和“写”的问题，而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是一系列“事件”。
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子夜》，小说虽然只是一则个人“小本文”，表面看上去只是个人“说”和“写”的问题，但是由各种相关的社会性因素组成的文化语境即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则是隐蔽地活跃于小说中，起支配作用的社会性“巨型本文”，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事件”。而作者、读者、世界正构成了这种“巨型本文”，这一系列的“事件”对文学本文的文化原料选择、审美惯例和基本价值取向几乎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吴荪甫面临的无形挑战来自于作者。对《子夜》，作家茅盾就有一个明确的创作意图，即意在驳斥“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茅盾，1985： 95）的妄言，诠释“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茅盾，1985： 95）观点。这种创作意图及其所代表的某种文化意识形态理念构成了小说的写作基础。
此外，从福柯的话语理论出发，话语这一“事件”的发生就是方方面面的背景因素综合使然。具体到《子夜》，这种情况就更为特殊：一个特殊的读者——共产党领袖瞿秋白还直接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吴荪甫最终失败的结局可以说和他直接相关（王涧，2005）。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在这一“事件”中的加入无疑隐含着小说主人公吴荪甫的命运走向。瞿秋白代表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代表着中国无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吴荪甫尽管打着“实业救国”的旗帜，他最终是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换句话说，“话语”绝不仅仅只是某个个人的思想意识，而是他们所属的社会集团、社会阶层的行为和观念的体现，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所谓话语即“事件”，也是这一些列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在实践中的发生。
4. 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
福柯把知识归结为话语，重点阐述了知识在社会中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通常包括排除、使用话语的情境或应用的范畴等形式。他通过对知识话语形成过程的解析，发现了资本主义知识的秘密，即知识是权力的一种剩余（旷新年，1997）。
4.1 排除（exclusion）。
话语包含排除的规则，用以决定何种话语是可接受的，这些规则可能是一种禁止（prohibition），对于什么可以说，谁，或者在什么时候才可以说都有所规定限制。
回归到《子夜》，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定位可谓构成了吴荪甫事业上最大的阻力，赵伯韬也许在现实的较量中并不总能占优势，但他却从思想上瓦解了吴荪甫道路所代表的信仰，对吴荪甫的事业造成颠覆和讽刺。小说从侧面提倡以否定私有制、取消为利润而工作的资本家、倡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崭新道路。在民族主义和知识界“唯科学主义”的双重助动下，这股力量还日益演变为一种不容质疑的全权意识形态话语。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压力，有力地制约着当时的文学创作（旷新年，1997）。透过对《子夜》的本文分析，我们看到，作者正是由这种思想基点出发，否定了吴荪甫道路的正当性，赋予他“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基于此，福柯认为的话语“排除性”在这里体现地淋漓尽致。
4.2 使用话语的情境或应用的范畴。
话语的情境或应用的范畴包括仪式、教条，或某种同盟性质的团体等，对于谁有资格使用其话语，都有条件的限制。例如教育体制中的法规制度即决定哪些人有资格使用某种话语。
基于该理论观点，可以发现小说中一系列的人物具有“仪式性”“教条性”等。小说中在工人革命的斗争世界中，最突出的人物形象是玛金。按照左翼文学的理念，共产党员应该“高大完美”，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江腊生，2011）。当然，也有学者（比如江腊生，2011）指出，类型化、概念化是《子夜》中刻画革命人物的基本症候。
回到《子夜》第一章，其内容隐射了吴荪甫与与吴老太爷所代表的封建势力的矛盾。这是一对父子，同时又是一对“仇敌”。小说中，吴老太爷所信奉的《太上感应篇》代表着以“万恶淫为首”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势力，与以吴荪甫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构成了尖锐对立。文中描写的封建的思想观念甚至以一种变相形式潜入“新人”们的肌体，对他们的思想行为构成暗中颠覆，比如四小姐吴惠芳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也重新拿起《太上感应篇》，关在自己屋里“修行”。更为可怕的是像吴荪甫这样一个曾经游历欧美，有着现代企业家风采的人物，身上也同样不自觉地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主人公自身的矛盾在此产生。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吴荪甫都坚持自己“必须仍旧是威严神圣的化身”，以和吴老太爷相同的封建专制对待家人。在工厂的管理上，他专断粗暴，沿袭着封建的血缘亲属式的用人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暴露出这个封建社会的“逆子”与其父吴老太爷的内在精神联系。而这种内在联系在一定的条件下往往会成为他事业发展的陷阱。不可否认，主人公大资本家吴荪甫从资本场上的叱咤风云到最终惨败的命运背后的文化语境不得不包括以吴老太爷为代表的中国近现代的封建文化话语环境。
5. 结语。
从小说内容上看，《子夜》以20世纪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上海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描写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小说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驶向结局。
从小说背后的文化语境上来看，小说涉及的吴荪甫面临的主要矛盾包括他与吴老太爷，他与赵伯韬以及他与丝厂工人的矛盾，那么从福柯的话语理论角度出发，说话语是理解社会文化的钥匙，吴老太爷代表中国近现代的封建文化话语环境，赵伯韬为代表上海公债市场风云变幻的金融话语环境，丝厂工人们代表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的纺织工人的革命话语环境。吴荪甫生不逢时，在中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环境中雄心勃勃地企图发展民族工业，来自不同话语“权利”集团、不同阶级的争斗矛盾最终使他以破产的悲剧而告终。
福柯（2001）在《词与物》中指出，话语在“话语一世界”的层面上展示出功能，即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子夜》可谓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主人公吴荪甫从资本场上的叱咤风云到最终惨败的命运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可谓也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一种整理。小说背后的文化语境不仅是维持当时那个世界秩序的工具，也是当代与历史连接的纽带，体现了文化在话语中扮演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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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