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血染沙场|一大13名代表名单
一 1876年，何叔衡出生在湖南省宁乡县沙田乡杓子冲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
5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没有再娶。
一家人全靠父亲种那几亩薄田和在农闲打短工养活，生活非常清苦。
何叔衡12岁上学，先后读了8年私塾，26岁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县衙请他去管钱粮，被他拒绝了。
他选择了在乡村教书，宁肯当一个清贫的乡村老师，也不愿去县衙领那份盘剥穷人的肥差，乡亲们都称他“穷秀才”。
何叔衡教书收费比别人低。
那时，凡中了秀才的私塾先生年薪是八九十担谷子，可他为了减轻学生家长负担，只收一半。
家里穷一点的学生，他只象征性地收点学费，遇到家里特别穷而又天资聪明的学生，他不但分文不收，还赞助书本笔墨。
当时农村观念封建，认为谁家没有儿子传递香火就是绝后。
何叔衡的妻子给他生了3个女儿，没有儿子，何家亲友纷纷怂恿何叔衡纳妾，都被他拒绝了。
他说：“谁说我断了后？有女就是有后。
”他给大女儿取名“实懿”，希望她将来成为女中典范；给二女儿取名“实山”，希望她做一个实实在在、顶天立地的人；给三女儿取名“实嗣”，希望她能继承自己的事业。
何叔衡不仅是一位思想开放的秀才，而且还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人。
学校校长问他：“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当学生？”何叔衡回答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耽误了青春。
旧学根底浅，新学才启蒙，急盼求新学，为国为民出力。
”何叔衡的回答让校长很满意，就破格录取了他。
他留着八字胡，心甘情愿地跟那些一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听课。
何叔衡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与毛泽东相识，两人年龄相差17岁，但探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共同志向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何叔衡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
他胸怀坦荡，大家都说他是至诚格物之人，十分尊重他。
二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参加了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
北洋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特权，遭到与会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北洋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出，举国愤怒，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五四运动”因此爆发。
湖南的新民学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在湖南组织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何叔衡被选为新民学会的执行委员长。
1919年底，长沙各界举行焚烧日货的行动，雄踞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指使其弟镇压群众，一时群情激愤。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为群众的一致呼声。
1919年12月2日，何叔衡挺身而出，高呼：“大家不要怕，团结起来，把日货烧光。
”何叔衡还表示：“如果张氏兄弟公开杀人，我愿用鲜血和生命去驱逐张敬尧，为湖南人民除害，死而无憾！”12月4日，长沙各学校联合召开师生代表会议，何叔衡担任会议主席。
他在会上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斗争口号，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
会议还决定立即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株洲、常德等地进行宣传，以取得全国舆论的支持。
1920年3月1日，何叔衡率领的代表团抵达衡阳后，立即以湖南民众代表名义，首先发动衡阳学生，带领他们奔走于长沙、衡阳、郴州等地，沿途做宣传，发动群众。
何叔衡白天四处演讲，晚上还要听汇报、写稿子，比谁都忙碌。
在驱张运动中何叔衡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与上层人士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说服知名绅士联合发表驱张请愿电文。
他还利用驻守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湘军首领谭延�跟张敬尧的矛盾，联络这两部的军事力量，向张敬尧施加压力。
26日，张的军队全部撤离湖南。
至此，驱张运动取得胜利！ 毛泽东评价何叔衡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
非学问之人，乃做大事之人。
” 三 1921年7月，何叔衡作为中共“一大”的长沙代表，与毛泽东一道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何叔衡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比中共“一大”选出来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还大3岁。
何叔衡与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立即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新民学会中几名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坚分子，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的问题。
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湘区委员会（辖湖南及江西萍乡――编者注）正式成立。
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发展起来，急需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较高觉悟的干部。
为了招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湖南自修大学又附设补习学校，何叔衡任校长。
何叔衡办事认真、勤勤恳恳，对学生很关心，也十分严格。
他经常参加学生的讨论，找学生谈心。
尽管学校事务和社会工作很多，何叔衡仍然抓紧一切空余时间读书，每天晚上看书到深夜，早晨很早起床，读书一个小时后才出门。
他对自修大学的青年学子们说：“我年纪大了，不拼命学习，怎么能胜任工作呢？你们将来也许会体会到的，希望你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 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革命的名声越来越大，引起了湖南反动当局的注意。
1923年11月，军阀赵恒惕下令封闭自修大学。
但培训干部的工作不能停止，党组织立即筹办湘江学校，仍由何叔衡担任校长，将原来在自修大学学习的学生转入这所新学校继续学习。
湘江学校在何叔衡等人的努力下，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很多干部，被誉为“湖南革命的先锋”。
1927年5月21日晚，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编者注――许克祥率军队袭击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所有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局势陡然紧张。
何叔衡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来到上海，出任中共创办的聚成印刷公司经理。
这家印刷公司的广告牌上写着“承印账册、商标”，实际担负着印刷中国共产党内部文件及刊物等重要任务。
1928年7月，何叔衡受中共中央指派，与徐特立（中共著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等人一起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然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此时，何叔衡已52岁，精力和记忆力都无法和年轻人相比，但他学习十分刻苦，有时为了熟记一个俄文单词，要读写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大家都称赞他是“学习上永不疲倦的人”。
1930年7月，何叔衡从苏联回国，先后在上海任全国互济会和共产国际救济总会的负责人。
四 1931年秋，何叔衡离开上海，经香港、广东、闽西，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到瑞金。
在瑞金，何叔衡身兼数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
年近花甲的何叔衡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与瞿秋白一同留在了根据地。
在与战友分别时，何叔衡将二女儿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供他在长征路上御寒。
林伯渠特写了《别梅坑》一诗，其中有四句是：“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撤离中央苏区，国民党便派10万大军对留守红军进行血腥的“全面清剿”。
1935年2月，根据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苏区中央分局立即着手精简并撤销一些机构，疏散非战斗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上山、入林打游击。
因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医院院长周月林曾长期在上海生活并从事地下工作，对上海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中央分局决定由她负责将患肺病多年的瞿秋白、年老体弱的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身怀六甲的张亮带出苏区，沿途由地下党组织配合，经香港转往上海治病及从事地下工作。
何叔衡得知自己要离开苏区去上海后，心里有些着急，他脚上没有一双布鞋，长途跋涉怎么走路？他去找湖南同乡李六如（时任中央苏区税务局局长、国家银行代理行长），问：“六如，你有鞋子吗？”李六如把江口贸易局局长陈祥生送他的一双皮胶鞋给了他。
何叔衡接过鞋子长叹一声：“咳！六如，不料我这副老骨头，还要到白区去啊。
”他一面说，一面流下泪来，紧紧握住李六如的手。
就在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4人出发前夕，中央分局又决定将曾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的邓子恢，调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长。
中央分局要求邓子恢跟何叔衡等人一同出发，负责将他们带到福建的龙岩、永定一带。
五 1935年2月11日，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邓子恢一行5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上路，离开了苏区中央分局驻地。
夜间，他们从敌人包围圈的夹缝中闯过瑞金、武阳一线，约一周后抵达福建省会昌县（今属江西省）境内的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村。
在敌军大肆“围剿”下，中共福建省委面临的形势也极为险恶。
省委书记万永诚将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一行老弱病孕者安排在山上休息了3天。
2月20日，这一行人化装成香港商客和眷属、佣人，又踏上行程，中共福建省委从地方红军中选调了200余人组成武装护送队，将他们护送出危险地带。
这一大队人马昼伏夜行，向白区进发。
2月24日拂晓，经一夜冒雨在泥泞的山路中行军，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附近的小迳村，一个个浑身湿透，还要忍受疲惫、饥饿的侵袭。
大家坐下来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的衣服。
水口镇一带驻扎着国民党福建省保安第十四团的一个营，营长叫李玉。
这天早晨，李玉收到线报：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红军。
他立即派侦察员前往侦察，查明情况后火速率部围攻小迳村。
护送队发现他们被敌军包围后，一边抵挡，一边护送何叔衡等人突围。
护送队和敌人激战了一个小时，邓子恢发现敌人越来越多，穷追不放，只得强令护送队员顶住敌人进攻，他本人则带着几名战士跑过去掩护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他们突围。
他们一行爬上一座山头，朝四下一瞧，到处都是敌人。
何叔衡自知年老力衰，难以突围，不愿连累同志，更不甘落入敌人手中当俘虏，便掏出手枪对准自己头部的太阳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邓子恢见状急了，赶紧扑上去夺他的手枪，但已迟了。
“砰！”一声枪响，何叔衡从悬崖上滚落到山下。
两个匪兵趋前一看，何叔衡满头满脸全是血，没有死，还有呼吸，便想抓活的去领赏。
当那个匪兵上去抓何叔衡时，何用尽最后一点力气突然跃起，奋力撕扯匪兵，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实践了他生前“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与何叔衡同行的周月林、瞿秋白、张亮3人被敌人冲散后躲藏在草木丛中的一口水塘里，但最终还是落入敌手。
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公园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周月林、张亮被福建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唯一在战斗中突出重围的邓子恢，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著名的学者、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谢觉哉为悼念老友何叔衡沙场捐躯10周年，遥望南天，赋诗一首： 叔衡才调质且华，独辟蹊径无纤瑕； 临危一剑不返顾，衣冠何日葬梅花。
早年同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诗人萧三也曾写诗怀念何叔衡：“做事不辞牛负重，感情一堆烈火燃”、“铁骨铮铮壮烈死，高风亮节万年型”。
（压题图：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责编王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