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谭慕愚] 顾颉刚
2007年3月，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余英时先生的新著《未尽的才情――从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这本书原是余先生为联经版十二卷《顾颉刚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所写的序言。
与《从看胡适的一生》的进路一样，在这篇六万字长序中，余先生从顾颉刚与傅斯年、胡适等人的关系，分析其学术旨趣与人生遭遇(也就是余先生所言的“志业、为学与为人”)。
但是，与前者稍有不同的是，余先生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决定通过日记来窥测他的内心世界”，这其中也包括他的情感世界，并意外地发现顾颉刚先生有一段长达五十多年的柏拉图式爱情，“他并不仅仅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在谨厚宁静的后面，他还拥有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
他对谭慕愚女士‘缠绵悱恻’的爱情，前后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从1924年初识到1978年题诗日记，读来极为动人”，原来“终日在故纸堆中出入又复谨慎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
1924年4月13日，谭慕愚第一次出现在顾颉刚的《日记》中： 与介泉夫妇、缉熙及北大女生黄孝征、彭道真、陶桓连、谢祚苣、刘尊一、谭慕愚游颐和园、玉泉山，由彭君之兄及其同乡何君领导。
上午八点一刻出门，下午八点一刻归，游甚畅。
颐和园最佳处为谐趣园，前数次所未到也。
竹影泉声，清人心骨。
予不到颐和园，巳十年矣。
今日与女子同游，颇感乐趣。
此后，顾似乎对谭一见钟情：“予于同游诸人中，最敬爱谭女士，以其落落寡合，矫矫不群，有如幽壑绝涧中一树寒梅，使人眼目清爽。
”(1924年4月29日日记) 对于顾、谭两人的交往经历，余英时先生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万象》杂志(2007年第十二期)也曾节录发表。
但是，对于这位谭女士，余先生表示，自己“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其余“几乎毫无所知”。
本文旨在沿着着余先生的话题，补充谭这一方的资料。
诚如余先生所言，上世纪三十年代后谭慕愚的正式的姓名是“谭惕吾”。
同年，民革中央韩省之先生在民革所办的《团结》杂志上撰文介绍谭惕吾的生平片断： 谭惕吾同志出身书香门第，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初小毕业后，家境困窘，失学在家。
后自学高小课程，考取公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大开胸襟，陶冶了性情，培养了爱国情搡。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长沙积极响应。
她作为女师“乐群会”的代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被推选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勇敢地投入到抵制日货和驱张(敬尧)的爱国运动中。
她以学联提出的“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词为信念，四处奔走，多方联络。
组织罢课，发动游行，成为“驻省驱张团”的健将。
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而她也因此赢得同学们的敬佩，成为湖南学界的风云人物。
那一年，二十六岁的湖南人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以“新民学会”为核心，指导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罢课斗争，成为湖南学生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个是学界风云人物，―个是学生运动领袖，两人当时是否相识呢?现在仍没有找到确凿的材料。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人即使认识，也并非熟稔。
因为1919年年底，毛泽东便再次离开湖南来到北京，寻求救国之道。
而谭惕吾则回到学校，追寻自己的大学梦。
二十六年后，已是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广泛接触民主团体，其中就有谭惕吾当时所在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据谭自己回忆，“小民革”方面参加会见的一共是四男二女，四位男士都讲了话，但她与另外一位女士“洗耳恭听、一言未发”。
如果她与毛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相识，又是湖南老乡，久别重逢，总不至于一言不发吧。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谭惕吾都是在北京(北平)度过的，先是进补习学校，然后正式考入北大法学院，韩省之先生在她的生平片断中继续写道：“1922年，谭惕吾同志报考南京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的‘克兰夫人奖学金’，先后被三校录取。
从经济上考虑，她进了北大。
三年后，‘五卅’惨案发生，全国群起声援，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高潮。
北大学生群情激奋，积极行动。
她和同学们把英国旗帜、标语勇敢地投掷在英国驻华使馆的所在地东交民巷内，深得市民称赞。
” 在1925年6月7日的日记中，顾颉刚先生转述《晨报》的报道，印证了那位“径前夺旗、高呼而返”极激昂的女士就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谭惕吾(谭慕愚)。
韩省之先生接着写道：“谭惕吾同志1926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共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强权的‘三・一八’运动，毅然前去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国务院门前请愿。
当刘和珍、杨德群、张静淑等中弹倒于血泊之时，谭惕吾同志救出负伤流血的张静淑，并送到医院。
她在鲁迅先生称之为‘不但在禽兽中未见，便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惨案中，表现出大难不惧的革命精神。
” 彼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时期，孙中山先生虽已逝世，但其遗志尚存。
共产党方面，直接领导“三・―八”运动的陈毅同志，时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组织部长。
当时的北京，虽然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但是各种党派、团体非常活跃，其中国民党的影响最为巨大。
“三・一八”前一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北京大学学生会就曾在北大三院召开各团体代表会议，商讨次日的请愿活动。
那时北大的国民党籍学生已分为左、右两派，右派经常在南池子8号集会，左派则在翠花胡同8号活动，谭惕吾是左派中的活跃分子，一起参与左派活动还有刘清扬、曹孟君、刘尊一等人。
“三・一八"那天，带领谭惕吾救护伤员的就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早期领袖刘清扬，时为张申府夫人。
曹孟君小谭惕吾两岁，是她的同乡，也曾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1924年来北京补习，1925年进入北京大学，此后的人生轨迹与谭惕吾有颇多交叉之处(重庆谈判期间，与谭一起见毛泽东的“小民革”成员中就有曹孟君，即前文所提及的另外一位女士)。
如果说上世纪二十年代是谭惕吾人生中的北京时期，三十年代则是其生命中的南京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谭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工作情形，顾先生的日记多有涉及，顾先生参与编撰的《内蒙巡视记》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谭惕吾：《内蒙之今昔》，内政研究会边政丛书，1935年)，次年，谭还在顾先—生发起的禹贡学会出版了《新疆之交通》一书(禹贡学会游记丛书)。
但是，作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谭自然不安于像顾先生一样终日出于故纸堆。
抗战的烽烟促使“中国的圣女贞德”又一次行动起来，早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她就与同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的同乡兼同学曹孟君发起组织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办托儿所、识字班，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后又与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在南京发起成立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并于1936年冬，率领该会慰 问团赴百灵庙慰问抗日前线战士，事后写了‘从国防前线归来’的通讯，在《新民报》上连载，讴歌抗战战士英勇无畏的爱国精神，呼吁团结御侮，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34年10月24日，身在杭州的顾颉刚在日记中留下了他激励谭的一首诗，诗的后两句就地取材，“取法英贤原不远，岳王墓在俞楼西”，勉励谭效法岳飞。
据谭的养子谭利民回忆，谭惕吾学生时代就崇尚岳飞精忠报国思想，顾先生的诗与其心灵相通。
难怪谭会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语。
但是，这时的谭“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其中的“悲哀”与“心底恨”，恐怕并不完全如余英时先生所猜测的――决不是悲秋之作，不像顾先生那样儿女情长。
谭利民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九・一八”事变后，谭惕吾顾不得自己的婚事，就投身抗日的大潮。
1931年左右，谭曾定过婚，订婚的对象是否就是顾先生1932年1月23日日记中所提到的谭的同乡兼同事黄一中(黄兴之子)，现在不得而知，诚如余先生所言，“最后谭并没有嫁给黄一中，甚至谭、黄之间是否有过一段情缘，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但是，可以推想，三十二岁的谭在悲叹“花事随秋尽”时，应该既有家国之悲，也有身世之叹。
1937年，谭惕吾随国民政府内迁，先是在武汉，与李德全、曹孟君一起成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在宋庆龄与邓颖超的共同领导下，筹建保育院，抢救收养难童。
武汉沦陷后，谭经长沙来到重庆。
在这里，她又遇到了顾颉刚先生，1943年6月，刚遭亡妻之痛的顾先生开始向谭求婚，把“三十年来不能揭开之生活小史都揭开了”，但是谭已人到中年，回信“态度甚冷”，她在6月30日辞别顾先生时说得很明白，她“是一活动之人，不能管理家务”。
的确如此，那时的谭已是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核心成员，并在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会等团体中任要职，更不可能成为顾先生所希望的伉俪兼朋友。
1949年9月17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宣告解散，谭惕吾应周恩来电邀，离开香港赴北平，作为三民主义同志会创始人之一，代表该组织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全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与建国工作。
1951年5月19日，顾颉刚看到报纸刊登谭惕吾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被派赴苏联参加五一节观礼时，他在日记中不胜惊讶和感慨地写道：“长风万里，殊可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