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绩效分析二

经济转轨也导致了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的分化。经济转轨从起步之时就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追求的目标，不是经济目的而是政治目的，即打破原来的公有制，尽快造成强大的私有阶层和以私有制为主的市场经济基础，保证俄罗斯社会转变进程‘不可逆转”。而面对经济转轨所造成的危机，社会群体对经济转轨的态度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社会成员抚今思昔，怀念过去，反对这种形式的改革；另—部分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以便最终融入西方“文明社会”；还有一部分虽赞成改革，但不同意这种改革的速度、方案，更不希望为改革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对改革的态度就成为社会群体分化的基础。在原来高度集中的政治控制得到放松特别是党禁放开的政治背景下，社会群体的分化必然引致政治力量的分化。1991年以来，随着经济转轨的启动，俄罗斯政治上很快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其中正式注册登记的就达200多个。从一党独裁到多党角逐正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分化在社会群体和政治力量方面的分化的烈度之大，以致于联邦中央无力驾驭。在经济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社会结构的重构以及重构引起的失控，使经济发展成为泡影。市民社会的昙花一现、中产阶级的陨落以及影子经济的活跃，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直到普京人主克里姆林宫后，重建了俄罗斯社会的整合机制，俄罗斯在新世纪看到了发展的曙光。但俄罗斯如不切实花力气解决中产阶级或中等富裕群体的培育和扩大问题，就难以进入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更难以提高经济绩效。

其次，利益集团左右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降低了俄罗斯政治的政策效力，进而降低经济绩效。在前苏联时期，国家体制发挥着控制利益和分配利益的功能，利益的冲突通过党来划一。苏联解体后，社会转型引起的社会分化，不仅反映在政治主张上，而且更直接地反映在利益上，于是，多元政治与多元利益处于同一社会进程中。但是，俄罗斯的政治构架存在着结构上的缺陷，“强总统、弱议会”使政党政治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的无能，所以，利益集团在俄罗斯转型期十分活跃。在政党不成熟的情况下，利益集团往往通过政治体制或通过与权力的“内部人”的关系来影响政治决策。在90年代的几次大选中，利益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与政治竞选联盟的权钱交易十分露骨。1996年的总统大选，叶利钦巨额的竞选费用大部分来自于当时著名的7大财团。叶利钦当选后也没有亏待这些大亨们，他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以大财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正是这样，叶利钦周围逐渐形成了以亲叶利钦的大财团为成员的“家族”势力，左右着叶利钦的政策走向。与此同时，各个利益集团的负责人还亲自参加竞选联盟，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丘拜斯、别列佐夫斯基等人。在经济转轨中，凡是有利于自己的转轨模式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维护，反之就坚决抵制，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他们全然不顾。为了自己的经济王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就导演了俄罗斯的政坛风云。所以，从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历史逻辑来看，不同的利益集团主导下的制度变迁其经济绩效也不一样。这里也再一次证明转轨模式不能单独决定经济绩效。

第三，政治绩效低下直接导致经济绩效低下。经济绩效与政治绩效存在着很大的相关性。从发展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在于它必须能够为社会大多数提供收益。经济长期处于非效率的制度环境中使无论哪一种政治体制都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可见，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其有效性密切相关，而这种有效性主要意味着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反过来，政治绩效低下同样也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俄罗斯的情况尤其如此，危机出现在经济上，但症结却在政治上。政治绩效低是经济绩效低的根源。其政治绩效低下表现在：一是政体构架从一开始就是矛盾的焦点，1991年，俄罗斯独立后，在政治上的转轨就是要彻底否定苏共的一党独裁制，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构建俄罗斯的政治体制模式。但是，按照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究竟是建立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俄罗斯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分歧很大。叶利钦坚决主张实行总统制，但以哈斯布拉托夫为首的人代会则主张实行议会制。两大权力机关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一问题的争论直接反映在制定新宪法上面。结果，强行通过了打上叶利钦烙印的“民主”宪法，最终在俄罗斯建立起“总统集权制”的政治体制。但是，“总统集权制”存在着固有的弊病，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损失，社会对此早有不满，并强烈要求修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90年代其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就有5次之多。二是政府绩效低下，即政府缺乏民众的支持。最初俄罗斯政府底改革取向是欧美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政府政策尚未推行时，据调查，32％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是俄罗斯模仿的榜样，日本也是32％，德国是17％，瑞典是11％，中国是4％。但是盖达尔推行休克疗法几个月后，情况则完全不同，只有11％的人认为美国是效仿的榜样，12％的人认为是日本，7％的人认为是德国。在被调查者中只有25％的人认为西方模式可适用于俄罗斯，1996年年中这一数字已降到12％，年底则只有6％，1997年倾向西方模式的统计数字仍在下降。数据表明，俄罗斯激进改革派组成的政府政策缺乏民众基础。三是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低下使政治体制呈现出多变性，导致不好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好的政策得不到贯彻。所谓制度化水平，就是指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这种进程有4个衡量标尺：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的协调性。适应性就是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激进民主派在俄罗斯建立的政治体制缺乏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惧怕挑战。最典型的例子是总统与人代会之间的矛盾本是正常的政治分歧，但由于惧怕竞争对手，以“民主”自居的叶利钦采取了非民主的手段来解决。复杂性不仅意味着一个组织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隶属明确，分工负责又相互配合，而且也意味着该组织所拥有的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但是，整个组织体系的活力完全依赖于叶利钦一人，因而，政治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自主性表现在它是否具有有别于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自主性水平越高，它们就越不代表某些特殊的社会势力，也就越不容易为金钱所收买。俄罗斯的转轨带有很强的官僚垄断性，转轨是少数官僚或特殊的利益集团主导的，它们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可见，俄罗斯政治体制内部各组织和政治程序不仅缺乏自主性，而且也缺乏内聚力和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