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新中国刑法学研究五十年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前进步伐，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的50个春秋。回首50年来的刑法学研究，对新世纪的刑法学研究将是一个有益的启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成文刑法的国家。对刑法及其功效的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刑法始终是作为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就于1949年2 月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强调“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当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为依据”。1949年9 月为新中国的成立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建立人民的司法制度”。《共同纲领》的这些宣言，敲响了新中国刑法学研究的钟声。
为了建立、发展和完善新中国的刑法制度，刑法学者们和刑法实务工作者们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一个坎坷曲折的、难以忘怀的历程。回首50年的历程，可以说，新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创建时期〔1949—1957〕。
新中国的刑法学，开始于对旧刑法的批判和维护新政权的斗争；借鉴于前苏联刑法理论成果；形成于巩固新政权的实践。
新中国建立之初，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反动势力的颠覆破坏活动十分猖獗。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国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使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得以巩固。这个过程所产生的运用刑法手段同反革命及一切破坏新政权、新秩序的行为作斗争的客观需要，开创了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特别是1952年开展的全国性司法改革运动，在整顿和纯洁人民司法机关、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在刑法学领域，系统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旧法观念，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在刑法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并且导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刑法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论证镇压反革命对维护新政权的必要性。
在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的过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于1951年编印了《镇压反革命》〔第一、二辑〕，西南司法部编写、西南革大于1953年印制了《惩治贪污与保护国家经济建设》，《新中华》1950年第8 期发表了李建钊撰写的“论〈惩治反革命条例〉”，《西北司法》1950年第3 期发表了贺连城撰写的“对反革命为什么必须严厉镇压”，《政法研究》1955年第3 期发表了李猛撰写的“如何认定反革命罪”、第4 期发表了蔡云岭撰写的“坚决镇压反革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这些书籍和文章，反映了当时刑法理论在研究反革命罪和贪污等经济犯罪方面的成果，对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进行了充分地论证，也为当时制定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等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为运用刑法维护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新中国成立后，刑法工作者积极总结和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刑事立法实践，为创建新中国的刑法制度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950年7月，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组织一批刑法专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其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立法的目的是保卫人民民主的国家，人民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及人民民主主义的法律秩序，防止犯罪的侵害”：“凡反对人民政权及其建立的人民民主主义的法律秩序的一切危害社会行为，均为犯罪”：“以推翻、破坏或削弱人民民主政权及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革命成果为目的之一切严重的危害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为反革命罪”。
1954年9月，随着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 中央人民政府的刑法专家们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指导原则草案〔初稿〕》，其中明确提出：“一切背叛祖国、危害人民民主制度、侵犯公民的人身和权利、破坏过渡时期的法律秩序，对于社会有危险性的在法律上应当受到刑事惩罚的行为，都认为是犯罪。情节显然轻微并且缺乏危害结果，因而不能认为对社会有危险性的行为， 不认为犯罪”。1954年10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法律室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起草工作，到1957年6月， 写出了第22稿。195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编印的《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参考资料》，对刑法的起草工作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为了创建新中国的刑法学，在批判旧的刑法观念的同时，刑法学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前苏联的刑法学研究成果，学习借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刑法理论。如由彭仲文翻译、大东书局1950年出版的《苏联刑法总论》〔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苏维埃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55、1956、1957年出版的《苏维埃刑法论文选择》〔第一、二、三辑〕，以及这个时期翻译但在1958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等。这些著作，对新中国刑法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新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4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迅速发展，由最初的学习借鉴和批判，走向探索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体系的阶段。特别是当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厅法律室主持的刑法起草工作和各政法院校的刑法教学活动，有力的推动了刑法学研究的深入。1956年2月， 在司法部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和北京政法学院刑法刑诉法教研室合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教学大纲》；1957年2月，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初稿〕》上、下册；1957年4月， 东北人民大学出版了张中庸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57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刑法教研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1957年10月，西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讲义〔初稿〕》。这一部教学大纲和四部教材，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和基本要求相适应的刑法理念和刑法原理，勾画了刑法总则的体系，阐述了新中国刑法的主要内容，从而标志着新中国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
此外，这个时期，在刑法的因果关系、共同犯罪、刑罚目的等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56年第1 期上发表的梅泽浚撰写的“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及其在刑法中的运用”，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李光灿撰写的《论共犯》一书，《政法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的史言撰写的“过失罪”一文，《教学简报》1956年第12期、1957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的关于刑罚目的的系列文章等， 都反映了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的深入。
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刑法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同时注重刑罚运用的策略性，主张实行宽大与惩办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二是强调刑法的阶级性，认为刑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同时宣告与资产阶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刑法制度决裂，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刑法的虚伪性；三是强调犯罪构成理论对认定犯罪的指导作用，主张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区分罪与非罪；四是强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刑法理论问题。
〔二〕徘徊时期〔1958—1977〕。
1958年以后，在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右派”斗争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一度支配着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刑法学研究受到了法律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刚刚形成的新中国刑法学处于停滞不前的徘徊状态。以《政法教学》1958年第1 期上发表的亦民撰写的“反对刑法科学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和《政法学习》1958年第1 期上发表的李克仁等人撰写的“反对刑法教学中的修正主义旧法观点和教条主义”为标志，刑法学研究开始走向低谷。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使新中国的法制建设遭到空前浩劫，刑法学研究也基本中断。所以一些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停滞时期”。
但是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并不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经过4年停顿之后，1961年10 月再次开始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研究探讨。特别是1962年3月22 日毛泽东发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的指示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室在有关部门的协同下，对1957年写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 稿进行了反复深入地研究修改和征求意见， 最后形成了作为1979年刑法之蓝本的刑法草案第33稿。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刑法学界围绕犯罪与“两类矛盾”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研究。从1958年到1965年，《政法教学》、《政法学习》、《政法研究》、《法学》、《人民司法》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犯罪与两类矛盾问题的文章。一些学者认为，两类矛盾学说对刑法科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犯罪现象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一切刑事犯罪都看成是敌我矛盾，因此在刑事司法工作中定罪量刑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些学者就在犯罪现象中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司法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如何从两类社会矛盾看犯罪的矛盾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一些学者就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能否作为专政对象，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这些研究和争论，对于运用刑罚同犯罪作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这个时期政治运动较多，一些学者为了适应政治运动的需要，放松了对法律规范的研究， 而转向对刑事政策的研究。 《政法教学》1958年第3 期发表了姜达生等人撰写的“谈谈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文。此后，一些政法院校的刑法教学逐渐转为以刑事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为主。1963年北京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编印了《毛泽东同志论人民民主专政与肃反工作讲义》；1969年湖北大学编印了《法律课程学习资料〈第二辑：刑事政策〉》；1976年北京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编印了《刑事政策讲义》。这些教材，主要论述了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和处理犯罪问题。
虽然由于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刑法学研究处于低谷，但还是不断地有一些成果出现。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编印了《刑法教学新问题论集》；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编印了《刑法、审判法参考资料〈第二辑〉》。此外，《法学》1958年第5 期发表了杨一平撰写的“贪污案件中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第9期发表了张耀华、 陈显静合写的“对盗窃罪的初步研究”；《政法研究》1963年第3 期发表了权新广撰写的“谈谈刑法中的因果关系”，1964年第1 期发表了杨敦先撰写的“对犯罪危害结果的一点浅见”等。这些书籍和文章，表明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并没有完全停止。
1966年“***”开始后，司法机关一度被迫停止工作。但是，急剧动乱之后，司法机关很快开始“联合办公”。如何运用刑罚制裁“***”初期借群众运动实施的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犯罪行为，成为“专政机关”面临的问题。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在表面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应当看到，即使是在急剧动乱的日子里，有责任感的刑法学者们并没有停止对刑法问题的思考。他们有的在“浩劫”中保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刑事立法的珍贵资料和研究成果，在孜孜不倦的研究；有的在“下放劳动锻炼”甚至在“劳改农场”的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不断地思考着中国刑法的未来。正是这些刑法学者们的研究和思考，积蓄了新时期刑法学研究的强大动力，孕育了1979年刑法的诞生。
这个时期，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挫折中徘徊的。其主要特点，一是强调刑法的适用必须为现实斗争服务，但在主张刑法工具论的同时又忽视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作用；二是各种刑法观点并存，但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支柱的刑事政策策略思想占主导地位；三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代替对刑法自身特点的研究。
〔三〕恢复时期〔1978—1985〕。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了“***”的结束，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刑法学研究从上半年就开始了。在1978年3 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借《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宣布：“我们还要依据新宪法，修改和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和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规章制度”。这给所有法律工作者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前，曾经搞过刑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准备公布”，现在“很需要搞个机构，集中些人，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不久，就组成了一个刑法草案的修订班子，开始了对刑法草案第33稿的研究修订工作。1979年7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的颁布实施，使压抑了多年的刑法学研究热忱突飞猛进地迸发出来，新中国的刑法学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1、围绕1979年刑法展开。
1979年刑法颁布实施以后，围绕着刑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刑法学界和刑事司法部门进行了积极的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既有总结反思“***”的历史教训，对刑法颁布实施的必要性和刑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也有领会刑法条文的精神实质，对刑法适用中各种具体问题的分析论证；既有运用刑法基本原理来分析论证刑法规定的合理性，也有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来解释刑法条文中贯彻的基本原理；既有全面讲解刑法规范的小册子，也有对刑法中具体问题初步研究的专题论文。
2、围绕犯罪构成理论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前苏联学者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一书，对新中国刑法学理论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自《政法学习》1958年第1 期发表了邹石山撰写的“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吗？”一文以后，犯罪构成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1978年以后，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出现，犯罪构成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从构成犯罪的规格，辐射到犯罪的概念和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以及刑法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构筑新中国刑法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时期，围绕犯罪构成的概念及其刑法意义，以及与犯罪构成四个要件有关的各个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3、围绕着青少年犯罪展开。
“十年动乱”制造和遗留下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在“***”结束时迅速爆发出来，其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各种刑事犯罪的增长，而首当其冲的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当时青少年犯罪的突出特点是“结伙作案、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对于这些犯罪青少年如何准确适用刑法，是刑事司法部门在刑法颁布实施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难点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刑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如何认识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产生犯罪的原因，如何理智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以及犯罪的间接故意和复杂罪过、犯罪的动机与目的、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故意犯罪的阶段、共同犯罪的形式及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区分、罪数问题等一系列刑法基本理论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强奸妇女罪和奸淫幼女罪、抢劫罪、流氓罪等具体罪名的刑法适用问题。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最初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允许商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长期以来对商品经济的批判和压抑，使商品经济积蓄了很大的能量，从而构成对计划经济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以致在改革初期经济犯罪急剧增长，成为又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1982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这个决定作出后，刑法学界围绕着与经济犯罪作斗争的必要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范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如何认定经济犯罪的具体形态、如何区分经济活动中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对经济犯罪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也涉及到打击经济犯罪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关系问题，引起了有关“法人犯罪”问题的探讨，导致了“经济刑法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