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树
最初领略唐颐的文采，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期。写作课布置写小说，唐颐的习作——我记得题目是《一张图纸》——被孙绍振先生评了95分的高分。当时孙先生已是名动宇内的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文艺界称为“南孙”，与“北谢”(北大谢冕先生)齐名。他的评价足以激发任何一个文学青年美妙的遐想!于是我们都戏称唐颐为文坛上升起的新星。不料这颗“新星”很快就沉寂了。二十年间除了一些党建研究之类文章外，见到他有点文采的文字大约要算是为了纪念结婚若干周年献给妻子的散文诗，用的也是散文集中的开篇《树犹如此》的手法“假如”“那么”一类推理式的。当然那只是留在两人世界里自赏的文字，谈不上是什么佳作，然而其中情感的真挚和对爱情的执著却是十分感人的。许是这份真诚与执著，让他不再长久地沉寂下去。自前年第一篇散文《古树·古都·古文化》发表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短短一年多时间便有二十多篇见诸报刊，且终于结集为散文集《树犹如此》，也许称得上是厚积薄发罢！
选择树为母题是唐颐的智慧，也是对他的才情､学问､胆识的挑战和考验，以树抒情､言志､喻人，他非始作俑者。要想不落入前人的窠臼，写出自己心中的树，他得另辟蹊径，找准定位。读罢他的散文集，我觉得他是以大文化的视野去观照自然生态，以凝重的历史沉思去审视树的生命，于司空见惯处发常人之未见，在纵横捭阖､恣意挥洒中，追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艺术境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树文化系列。
最典型的显现这种特质的，当数《树犹如此》(《福建文学》2005年第11期)。作为集子的开篇，似乎有提纲挈领的功效。文章中作者林林总总列举了十余种树，而每种树都有一种历史文化的沉淀——菩提树是佛教的象征，橄榄树是世界人民公认的和平与幸福的代表，苹果树孕育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轩辕古柏凝聚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的历史，孔林蕴涵着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其他如庄子笔下的“社树”､传说中月宫桂树､崂山“绛雪”､井冈山大井的南方红豆杉和罗木石楠等也都各有文化意蕴。最有趣的是文章结处，那位不肯卖树的浙南山村老太。“老太太有骨气，她不肯卖的不仅是祖宗的财产，还有可贵的精神财富”，如此点染，不由地让人赞叹作者之匠心独具。
由此可见，作者写树之意不尽在树，更在于追寻树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自然万物中，树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物种。从人类诞生的一刻起，树就伴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经过漫长的岁月，树与人之间形成了不仅是自然生态的而且是文化形态的关系。解读这种关系，是唐颐沉思的焦点，也是他的散文的看点。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谈古论今，旁征博引，以沉稳的笔触刻画出浑厚的民族文化的意象，把历史的沦桑､文化的厚重､生物的灵性融为一个整体。最有代表性的是《古柏参天黄帝陵》，文章以黄帝陵､轩辕柏为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众多名人臣伏于轩辕柏下的敬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更为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在历史的沉思中发掘现代的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表现手法上则于庄重肃穆间透出诙谐和幽默，十分引人入胜。其他如《古树·古都·古文化》《大槐树下是故乡》等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作者没有忘记文学的使命，当他确定将自己的系列散文总其名曰《树犹如此》的时候，人的主体地位就自然地确立了。以树喻人，借树写人，烘托民族的精神和人的品格的作品占据了散文集的最大篇幅，这些作品很能表现作者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此中的《泡桐与木麻黄》堪称精品，这个题目让人想到著名诗人郭小川的著名抒情诗《甘蔗林·青纱帐》，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郭小川是从南方的甘蔗林和北方的青纱帐这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不同事物中提炼出民族精神的共性。而唐颐则是通过泡桐树和木麻黄把共产党的两个优秀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和谷文昌联系在一起，精心构思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整体的艺术支撑便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文中写到一个小孩和父亲的对话:“那家小孩问爹:‘这是哪来的人，帮咱们干活?’爹说，是县委书记，是好人。孩子说:‘我长大了也当县委书记，也当好人。’”这应当是文眼。唐颐同志也是县委书记，从对先辈的顶礼膜拜我们不难感受到他的精神境界和追求。《大漠寂寂胡杨林》也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作者把“活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的胡杨林和“有如胡杨的壮士”——献身罗布泊的彭加木和余纯顺统一在一个苍凉､遒劲､雄浑的大漠背景下，彰显出一种孤傲不羁的精神，“提醒着人类超越寻常，体验生命，回归本真”，从精神到具象都透出一股慷慨悲凉，让人回肠荡气。《中原古柏将军魂》抒写的是一种英雄情结，从战功赫赫的中华民族第一个女将军妇好，到妇孺皆知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到德艺双馨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到剑胆琴心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一路写来似乎向读者透出这样的信息:巾帼尚如此，男儿当自强。而文中着墨最多的是任长霞，更加有力地强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把写树､记人､谈文化较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是《茶树·茶人·茶文化》和《风水林下教授情》。前者写的是当代茶界泰斗､“茶王”张天福先生，后者写的是闽东乡贤､易学大师黄寿祺先生。两篇的共同特点就是把树的特质，人的品性､文化的内涵有机地融会在一起，表达出一种闲淡悠远的心境。读之颇受启迪。
散文集中有几篇是写作者工作､生活过的地方的，如《柳树·柳城·柳韵》《到周宁看古树名木》《深闺美女已长成》等。也许是对这些地方的熟悉和对作者的了解，读罢这几篇文章，心中颇为感动。我以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热爱这方水土､热爱这里的人民。从这几篇作品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真诚､炽热的感情。不能想象，没有一种拳拳之心､挚挚之意，能够把那里的山水风光､生活习俗､人文风物描绘得那般细致入微，丝丝入扣，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吧!抒情性是散文的特点之一，孙绍振先生在评价唐颐散文的抒情性时这样写道:“作者虽然吝啬抒情，但是在触及现实的时候，往往也情不自禁地启动抒情的成分，不过这种成分，常常是隐藏在相当平静的叙述之中。”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但我还是以为，在写到自己工作､生活过的地方时，作者情感的抒发还是有点按捺不住､不加掩饰的，甚至有时从他如数家珍的絮叨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眉飞色舞的忘情。
由于注重对树的历史文化价值的思考，唐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引用大量丰富､翔实的历史文化资料。我曾担心过分丰富的文化历史文献会使文章陷入堆砌，而有“掉书袋”之嫌。读完集子，我松了一口气。正如孙绍振先生所言:“表面观之，数字和年代，全无抒情之趣，但是，数字和故事中，却包含着历史的智慧，其中自有一种趣味，这种趣味不同于情感之趣，而是智慧之趣，可以名为智趣。这种智趣，不如情趣容易感染读者，但却经得起琢磨。”“经得起琢磨”点出了作者运用历史文化文献资料的韵味。由此，我想到，在正统文学日渐衰微的背景下，提高文学作品可读性的途径还是很多的，增强作品的知识性和趣味性不失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的是，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占有的素材之间要有内在的自洽性，思考深沉而不浮躁，言辞优美而不空泛，事例经典而不繁冗，知识丰富而不庞杂。如此可矣。
我想，唐颐是成功的。他成功地熔历史掌故､文化源流､史料典籍､趣闻轶事和人生感悟于一炉，为他笔下的树木注入了一种人文精神。这种融会了文史性､民俗性､知识性､文学性的人文精神，有如催化剂，使这些树木获得了灵魂，充盈着灵气。于是这些树木走出了植物的原生态，成为充满活力的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