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总有一天我要亲笔记录父亲】王晓明小提琴

暑假期间的华东师大显得空旷宁静，从正门进去，校园主干道的两旁树木森森，这一处的梧桐树有上海别处很难看见的粗壮树干和阔大的树冠，树冠由道路两旁向路中间两两相合，好像一双双撑开的手，温柔地为树下行人遮挡烈阳；又仿佛一条遮天蔽日的绿色通道，笔直而坚定地向前延展，让走在树下的人不禁相信只要沿着它走下去就一定能通向学问的彼岸。

所以，当我站在这样的树荫下等待王晓明的时候，我的心里是充满期待的――为了这个我刚进入华师大中文系就恰逢他一场沸沸扬扬的“高价转会”风波离开的老师，为了这个十年前就已属于上海大学却从来不曾从丽娃河畔抹去名字的学者。

我们是坐在丽娃河边的咖啡馆里聊开话题的，这是王晓明挑的地方，理由是这是他的主场――如今他在上海大学和华东师大两所学校都开设专业带研究生，常常把两个学校两个专业的学生都聚在一块儿叫到这里来上“圆桌课堂”。

既然王晓明主动提了“敏感话题”，我自然不能放过，半开玩笑地问他：“王老师既然那么挂念丽娃河，当初为什么离开？”于是王晓明笑起来――有很多人的笑是只笑在嘴巴那里的，可是他的笑容很特别，是那种眼睛里的笑意盎然――这笑意太纯澈，以至于虽然衬着一头花白的发色，他的笑容却宛如孩童般带着天真。

他说，当初离开当然有各种原因，比如上大在当时提供了更自由的学术发展环境和更广阔的个人发展空间，但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因为当初的那个决定，今天的他却得到了两所高校的资源，也可以同时为两所高校培养人才：“我现在的研究工作分两个方面，在上海大学主要做文化研究，分析中国的‘改革主义’，看它的新的运作方式，比如房地产市场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发生和传播机器。

在华东师大，我则仍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然，这个‘现代’是个大的概念，在时间上一直延续到现在。

妙的是，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工作恰好是互相联系的，也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如果我做得好。

”至于为什么把学生都带来华师大授课，王晓明说，他对于华师大的感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上作为一名华师大中文系的77级本科生，学校的桃李树上又何尝可以少掉他们的名字？ 　　王晓明至今还可以清楚的回忆起自己是1977年冬天考试、1978年初春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本科的。

对于能考上大学，王晓明很谦虚：“考上不说明我厉害，那时候考题多简单呀，数学的第一道题，是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

当时工友当中有好些老三届的，比我基础好得多，却都没有参加考试――因为当时大学毕业是全国分配，不知道会分到哪里去，而厂里的年轻工友都是上海人，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都不去考。

我呢，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家庭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有机会还是要读书的。

”说自己很自谦，但说起著名的“77级”来，王晓明的脸上顿时神采飞扬，他说：“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充满希望，好像旧时代终于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年轻人正好赶上了，要推动社会新的发展和进步，学生、老师的精神状态和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大学里还有些教授――我说的是那些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授，是真正有学问的――那时他们还不太老，还能上课，记得施蛰存先生，75岁了，给我们讲《论语》，手里拿一张香烟壳子，记几个要点，旁征博引，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王晓明说得情绪高昂，作为华师大中文系学生的我，听得也内心澎湃――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流光溢彩的名字，在我们入校的时候都已经因为年事已高而成为中文系的传说了，我对王晓明由衷地说：“我很羡慕你们这些可以亲历母校人文盛世的前辈们。

”王晓明却对这“人文盛世”四个字认起真来，他说，何所谓盛世呢，那其实就是一种氛围。

“77级的学生，一般思想都很活跃，敢说话。

比如政治课，规定了老师必须按教材讲。

于是我的许多同学就在政治课上非常激烈地与老师争论起来，有个女老师都被学生说哭了。

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中层干部大多是‘文革’中培养的，许多人对新的情况很抵触。

于是，华师大新来的党委书记――他当时是锐意改革的，就要77级的每个班派一个学生代表，每个月和各个处的处长一起，开一次会，学生代表提意见、提要求，校长拍板，责令各个处长解决。

盛世，就是这样一种气氛。

” 　　既然说到了华师大中文系的那些名师风采，我自然要提一提王晓明的父亲、著名作家王西彦先生的，王老先生也曾在华东师大担任客座教授，主要讲授的是《文学概论》和《写作》课；并且王西彦当年就是上海作协的副主席，如今的王晓明也一样――有时候机缘巧合就是这样一种神秘的存在，王家这对父子，相像的可不仅仅是那一双笑意盎然的弯眼睛。

王西彦原名王余庆，1914年农历十月初六出生于义乌青塘下，据说他在念小学时见课本每篇结尾处都有一小结“西谚曰”，觉得很有意思，又觉得“谚”字笔划太多，就征得教师认可后自取了“西彦”作学名。

1931年7月15日，他17岁时，第一篇处女作《残梦》在南京《橄榄月刊》发表时，就署了“王西彦”的名，这个名字从此伴他一生。

1933年，王西彦入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读书，从此开始了系统的文学创作之路；1940年转到福建永安主编《现代文学》月刊；1942年开始先后担任桂林师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1946年写的短篇小说《人的世界》，写海滨城市一所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更换的五户人家，出色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动乱中的痛苦精神状态；抗战后期开始写长篇小说“追寻”三部曲：《古屋》《神的失落》《寻梦者》；解放后，他参加了湘东和皖北的土地改革运动；1953年担任上海《文艺月报》编委；1955年后王西彦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发表了很多作品。

可以说，到此为止王西彦的文学之路都是走得顺水顺风的，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西彦因在以前发表的一篇散文里引用了浙东俗语“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廷”，而被当作首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公开点名批判。

《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为此发表社论，不少报刊出版声讨专辑，《文汇报》在搜集“罪证”时，连续出版《王西彦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达五六册之多。

一夜之间，王西彦成了“专政对象”、“牛鬼蛇神”，住房被封，工资被扣，戴高帽子游街，罚跪挨打，受尽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1967年初，上海“造反派”把王西彦、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作为“罪行”最严重的“牛鬼蛇神”关进不超过5平方米的煤气灶间。

巴金后来在一篇《写真话》的文章中提到了他和王西彦一起“关牛棚”的日子里，两人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和不同反应：巴金对别人称他为“妖怪”想不通，但对人们说他是“精神贵族”批判他“要求创作自由”，他是真心“认罪服罪”的，于是巴金认为既然要认真进行“改造”，就应当不怕吃苦、服从监督组的规定；而王西彦则不同，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就一直在顶，因而比别人吃的苦头更多。

文革结束，从“牛棚”中出来的王西彦成了巴金的挚友――据说王西彦常常外出散步至巴金家，因为走得多了，竟数出了步数，两家相距2300步。

拿这些“典故”或者“野史”去问王晓明，他好看的弯眼睛就又变成笑意盈盈的了，可是笑过之后他说：我不谈我父亲，这是我给自己定的一个规矩。

对这个“规矩”，他解释说，一来如果要说父亲的作品，父亲是作家他是搞文学研究的，儿子“研究”父亲，说好说不好都有主观因素，不合适；另一方面如果说父亲的为人，很多事情也不是采访中几句话说得透彻的，很多大历史大时代中的小事情，才是真正值得浓墨重彩去记录的，而他总有一天要亲自提笔写下父亲的那些种种――在此之前，他不想因为各种零散的言不尽意的小采访而消解了自己对父亲的回忆和体悟。

也许是怕我的采访不能尽兴，王晓明坚持“不谈父亲”之后，说了一段文革中父亲被打成“黑帮”后自己的经历：“1966年6月，上海市长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上海文艺界第一批‘黑帮’名单，一共8个，其中文学界的就是父亲。

我也就在文革一开始便成了‘狗崽子’。

这个事件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生活的艰难：存款冻结，大部分衣物都被封在柜子里，不能动，工资被削减到只发基本生活费，情况最坏的时候都没有钱买菜，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

” 　　但正如“西谚曰”的那样，上帝为你关上门的时候，总会给你打开一扇窗：王西彦家中的大量藏书虽然“文革”一开始就被封了，但是是封在家里的，到了“文革”后期，1974年以后，封条也干了，就可以偷偷揭下来，取一些小说出来看了。

王晓明特别清楚地记得，那几年的星期天只要不义务劳动，他就“躲”在自己家里读那些从自家书橱里“偷”来的书。

而王晓明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也是在那几年，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王西彦被关在单位的“牛棚”里，身为翻译家的母亲和年幼的王晓明则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出门随时可能被认出来是“牛鬼蛇神的家属”而挨打。

“到了晚上母亲就把窗帘放下来，灯也不开，因为灯亮着就表示家里有人，只要家里有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批斗牛鬼蛇神’。

于是在黑灯瞎火中，母亲就低声给我讲故事消磨时间。

她是凭记忆讲的，有好几个长篇小说，像雨果的《九三年》和《笑面人》，我最初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接触到的。

在那种时候听的‘故事’，我都记得特别牢。

” 　　我注意到，当回忆这些的时候，王晓明的眼里没有任何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不平之色，取代它的是一种经历一切之后的平静与智慧，这让我非常甘愿地放弃了追问更多――因为我相信如他所说有一天他一定会写下那一切，而那个时候一定是这一对父子心灵最接近彼此的时候。

我很期待那样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