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问题
清代华北的农业改制，是指粮食生产由二年三熟取代了一年一熟的种植制度。
华北农民通过二年三熟，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创造了种植作物的土地条件，必然会促进华北经济的。
因此，考察这一地区粮食种植制度的上述演变过程，不仅是区域农业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有助于探讨上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
;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
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
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
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
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
”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
华北地区的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
而华北的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
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
七月八月犁掩杀之。
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
”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
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
”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
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
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
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
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
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
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
山东为45亩[3]。
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
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
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
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
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
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
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
”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毕业论文 [1]万国鼎：《农史中所见的农作制》，《农报》，1962年第2期。
;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
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
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代发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
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
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
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
”[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3]。
;“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
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
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
粪肥的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
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
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
”《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
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
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
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
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
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
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
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
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
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
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
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
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
”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
”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
按每户七口二丁，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毕业论文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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