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冷漠【从物化理论看社会的“冷漠”现象】

格奥尔格・卢卡奇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阐释的物化理论、物化意识和总体性原则等重要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

近几年，由于网络、电子社交媒体等新媒体飞速发展，通过多种媒体平台呈现的涉及食品安全、医疗卫生、教育保障、贪污腐败等各方面的社会问题频频显现。

“小悦悦事件”经各种媒体报道后震惊中外，被害人是幼儿，是理应受到良好呵护的下一代，为何遭受如此的冷漠？人们为何见死不救？本文试以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冷漠”现象，以期唤起人们对于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保护。

物化的定义和表现形式 　　卢卡奇对物化的论述是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得出的，可简单定义为：商品构成了社会的普遍力量和支配原则，人们创造了商品但反过来又被它所束缚，其表现形式如下： 　　首先，人的数字化。

人被整合到机械体系中，失去了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抽象数字化。

①价值理性渐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工具理性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

我们通过视频，清楚地看到头个司机在撞人停顿后又立即发动机车，致使已倒地的小悦悦又遭后轮碾轧，虽诊断致命伤在最初的撞击，但如司机及时停车，幼童也不会承受一轮又一轮的摧残。

小悦悦尸骨未寒，同样的惨剧又接连上演，何以让肇事者宁愿轧死人，也不愿停下屠戮的车轮呢？刑法第133条及《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的解释》都明确规定了因“致人死亡”、“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者应负主要责任，且要承担相应的赔偿和牢狱惩处。

其滋生土壤恐怕源于对“犯罪成本”的估计，一些人认为轧死人后，赔钱一了百了，承担有个限定值；轧伤人还要一直负担各种医疗费、赔偿金等。

这实质上是法律知识欠缺的表现，把个人经济利益放首位，亵渎了生命。

鲁迅的《呐喊》文集首篇名为《一件小事》，虽言“小”，可在他心中有着很重的分量。

拖载鲁迅先生的车夫撞倒了一位老妇人，妇人并无他恙，先生自觉其装腔作势，催促车夫快走，但车夫扶起妇人进了警所。

鲁迅先生为一时失言自省惭愧了一辈子，那些还抱侥幸的人们是否也该觉悟了呢？ 　　其次，人的原子化。

人与人的隔膜、疏离、冷漠，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

②人际联系被物的关系所吞没和掩盖，变成了孤立被动的原子。

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均聚焦在18个路人身上，何以人们不愿伸手及时救助奄奄一息的孩子？分析原因有二：（1）“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是生物本能，也是人的本能，如窦文涛所言“我们还处于爬行动物时代”。

此外，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统一体，在社会转型期的消极影响也不可小觑。

③传统思想主张“息事宁人”，其积极和消极影响并存，一遇突发状况，“趋利避害”的本性就霎时放大了消极方面的影响，人就会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生信条，缺乏道德正义和责任心。

（2）众人大多抱有“别人会去救”的机会心理或“你不救我也不救”的从众心理，这正是大众原子化的表征。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私人利益几乎是孤立的个人唯一的行为动机”，孤立的个人在维护私利中选择对伤难者视而不见，正因没有一个领袖跳出来，人人都选择自救。

最后，物化意识的生成。

物化内化到人的生存结构和活动方式之中。

④苏州大学教授用证据学推理，称18路人不全是见死不救，司机也未必丧心病狂，⑤网民也纷纷引用这篇文章的观点说事。

为何会对已证实的“监控录像”视而不见，非要另辟蹊径呢？这部分归咎于人们在众多事件中习惯了“怀疑”，当在“周老虎”、“躲猫猫”等事件尝到“怀疑”甜头后，似乎已习惯于用一种逆向思维去推测事实，结果“事实成了经验的囚徒”，本来一个大体清晰的事件演化成了“罗生门”。

别出心裁、独树一帜的言论确实能博得众人的注意力，但能否只顾“注意力经济”而忽视社会道德和公众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

科学具有了实证主义的本性，若丧失了对世界的总体性图景的把握，当物化深入内心，冷漠也就彻底固化了。

避免物化，拒绝冷漠 　　卢卡奇认为，物化最消极的影响在于使人的存在和历史过程丧失了内在、具体的总体性。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向公众服务型转变，网络推进了“公众领域”的发展，国家形象也有了全球视野，机遇和矛盾并存，道德建设和法律完善需并驾齐驱地发展。

从我做起，拒绝冷漠。

个人从认知上克服“趋利避害”的思维，克服以经济利益为先导的处事行为，从实际出发，保证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丧失具体实践能力。

此外，要克服社会转型期的信仰危机，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尊重人的生命。

⑥ 　　媒体自律，维护好舆论环境。

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可以小悦悦离世时间为分水岭，出事后，媒体报道焦点聚集在谴责司机、斥责路人、赞陈贤妹及民众自发捐款等方面；离世后，部分报道炒作“阴谋”、“善款支出不明”等。

小悦悦父亲在女儿离世后陆续接到质问善款去向、寻求救助的电话短信，承受着“拿钱跑了”的流言，如媒体在其中推波助澜的话，只能让伤者更痛。

在“彭宇案”、“许云鹤案”的报道中，部分媒体对证据材料的不恰当取舍和倾向性报道，给民众心中抹上了一层阴影。

⑦如此一来造成的恶性循环该当如何修复？环境的善比人性的善更加重要。

健全法律制度，释放人性的善。

我们虽一直强调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众多社会问题不能光靠道德来解决。

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提到：“制度保障能释放出人性的善。

”传统媒体、网络等掀起“是否为‘见死不救’立罪”的舆论浪潮。

欧洲很多国家，如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都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

日本和中国都有“遗弃罪”，但前者视为对生命的犯罪，而我国定为对家庭的犯罪。

法律的完善、教育的普及、社会医疗保障的健全、公益慈善的透明化运作等应和道德建设相互作用、相互补充，这些都需受到同样的重视。

注释： 　　①②④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③舒毅彪：《道德冷漠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探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第15卷第5期，2011年10月 　　⑤《苏大教授用证据学推理小悦悦事件：18路人不都是不救》，转自《南方周末》，省略/shendu/nfzm/detail_2011_10/28/10230570_0.shtml 　　⑥施惠玲 荆学民：《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历时过程与克服路径》，《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3期，2010年7月 　　⑦李英俊：《“彭宇案”：标签化报道反思――社会信任修复中的媒体责任》，《中国记者》，2011年第10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