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何处置11名美国间谍震惊联合国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后，首先受审的是唐奈、费克图的间谍案。11名身穿黑色棉袄、剃着光头的嫌犯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进入法庭，在审判席对面一字排开。审判长一一传讯了各被告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通过军事检察员姚伦宣读起诉书，得知：
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向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方向飞去。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机内除两名飞行人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 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面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拉到飞机上。找到目标后，唐奈正准备放下空取器，忽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我公安部队活捉。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审讯时，他们两人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空中接走李军英，获取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
审判长询问之后辩护人发言，为唐奈和费克图担任辩护人的是公设辩护人赵希伦。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度、吴英、马骏三位教师为其他被告担任辩护。
辩护人说：美国侵略集团是专门从事侵略的，被告在这个集团统治下受了反动教育，以至做了特务，许多被告年纪还很轻。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的责任外，还应归罪于美国侵略集团。因而，这些情况请审判长在量刑时参考。
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处无期徒刑，被告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接下来审理的是美国间谍阿诺德案。1953年1月12日下午，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五八一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阿诺德，带领美军第九十一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上尉机长维地等14人，驾驶侦察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晚上9时许侵入我安东（今丹东）地区，进行战略侦察。解放军空军部队发现敌情后，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安东西北五龙背火车站附近上空将其击中。
阿诺德等慌忙跳伞，结果有3人当时就摔死了。阿诺德等12人逃过一死，趁着夜幕躲藏起来。第二天一早，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挂在树上的降落伞和摔死的美国人尸体，立即组织起来搜山，很快，阿诺德等人被村民抓获。
经审理，军事审判庭最后判处阿诺德有期徒刑10年。其他罪犯也分别判了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
中国政府对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美国人得到消息后朝野震惊。
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发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声明说：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京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
接着，美国国务院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直接接触，但为了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我领事人员。
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人还在照会的最后發出威胁：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其实，真正制造事端的是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间，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230多名特务，空投各种轻重武器上千件，弹药十几万发。
接下来，美国各方纷纷狡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说，阿诺德等“从来不曾飞到对方的领土上空”，说他们当时的飞行是“去北朝鲜上空执行散发传单的任务”。至于唐奈和费克图，这个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
这些人狡辩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否认美国人曾进入过中国的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不是特务。
不过，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这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
至于唐奈的身份，他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
美国人最后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
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把间谍案炒作弄大。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两起间谍案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然后联络跟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在联合国大闹，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
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其抗议照会的副本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他向其他会员国散发。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声称被中方判决的11名美国人“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扣留他们的做法显然是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12月1日，我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的意见，周恩来看后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內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们告到联合国，是我们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接下来，美国就借此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的当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联合国大会请我设法使1953年1月12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11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希望有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冒昧一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希望在12月26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想知道，什么时间对您来说比较合适？”。
第一封电报表示了哈马舍尔德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他接着发的第二封电报的意思是试探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第三封电报，是想促周恩来尽快答复。
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
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在电报中要指出：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 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
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国进行的破坏活动也列上去。
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让乔冠华根据上述意思拟一个电报稿，乔冠华起草好电报稿后让周恩来看。周恩来看过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
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自己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没底。
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
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
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哈马舍尔德心里踏实下来。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的同伙们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在国际事务方面，哈马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
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年龄，哈马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反对票的原因。
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哈马舍尔德在京斡旋。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外交部人员陪同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