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视野中的文化整合与批评

一。

自从1960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崛起之后,一直在孜孜以求自身理论谱系的文艺学,开始逐渐打开学科自律的大门,向文化研究领域快速挺进。随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以鲜明的文化整合的姿态,向传统的文艺学发出了全面的挑战。他们不再坚守文艺学仅仅是针对文学审美活动的单一研究,亦不再满足于文学作品作为语言艺术的形式主义研究,而是更加强调文学创作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突出文学批评的文化阐释功能。由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随着这些文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文学批评开始走向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空间。

这种文化研究的思潮,固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但是,它对人类在启蒙现代性的漫长追求中所形成的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明确地展示了某种变革的主观意愿。受惠于启蒙现代性的发展,文学不断地走向了自律,形成了高度规范化的理论谱系,但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本质主义的高度依赖,似乎离开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来评价文学,不仅危险而且滑稽,而“何为文学的本质”又一直迷离不清。文化研究正是在打破这一本质主义观念的同时,将文学纳入了人类文化的整体系统之中,试图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来探讨文学的内在肌理,从而彰显了它的特殊优势。特别是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大众化的不断加快,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也日益频繁,而且人类的文化形态也在飞速变化,文学在传达、参与和反思这些文化形态时,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人类文化自身的快速变化,又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面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曾以“文学终结了”或“作者死了”表示自己的看法,认为有关自律化的文艺理论谱系正在崩落,本质主义的研究思路即将破产。记得早在新世纪之初的2001年,《文学评论》曾发表了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弄得中国文艺理论界顿时风生水起,批驳者有之,赞同者有之,争议之声持续不断。承其精神,有关文艺理论的“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争论,至今仍未消停。

在本质主义者看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文学已经形成了高度自律化的理论谱系,拥有了较为固定和完备的评判标准。即使是不同的文学类别中,亦有各自的本质与规律可循,譬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都有其特定的固态本质。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文学的本质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认为,文艺学之所以具有科学性质,就是取决于它对文学本质的探寻和确认。也正是因为这些具有恒久意味的本质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教科书有了相对系统和稳定的理论标识与价值旨归,“文学本质是沉甸甸地深藏在每个文学教授内心最深层的一个问题,任何人回避不了”①。

但建构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种先验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具有实体意味的文学本质,如果有,这种文学的本质就是建构性的,历时性的,开放性的② 。因此,“取代本质主义的最好方法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解释。典型的建构主义观点可以用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话总结如下:‘女人不是生为女人的,女人是变成女人的。’”“在文学理论领域反本质主义、倡导建构主义,也是出于维护文学的多样性、差异性的考虑。”③ 从其开放性的思维来看,建构主义者显然更愿意将文学理论放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从“女人是变成女人的”这一过程来探讨文学的性质,从而极力回避自然科学中的“定律性”判断。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此。为了表明新的文学理论拓展方向,建构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直面并追踪“日常生活审美化”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因为传统理论所恪守的文学理论谱系是一种精英化的文学,而现在是大众化成为主流的时代,并且这种文化走向具有不可逆转性,文学理论只有放弃以往精英化的本质主义逻辑,才能使文学理论适应当下的文学实践。我当然无意于评介这些争论,只是觉得,这些争论不仅反映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困境,而且也涉及了文学批评的发展出路。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差不多都是行走在文化批评的路途上,虽然其中也夹杂了一些单纯的文本批评,甚至还有不少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但主要的批评仍然依助于文化模式,因为这种批评非常契合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绕述这些现象,是因为本文所要讨论的青年批评家李凤亮,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选取了一种颇有意味的学术思路,即一种“文化诗学”的构想。我认为,这种研究思路既受到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也有作者自己的独特思考。作为一个出生于70年代的青年批评家,李凤亮不仅有着丰富的文艺理论积淀,而且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所以,他的文学批评似乎不过度迷恋单纯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不崇拜单一的形式主义分析,而是兼而统之,在一种现代视野的观照下,寻找某种文化和艺术彼此整合的路途。

纵观李凤亮的文学研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比较诗学与文化研究、批评理论这两个领域。前者是他从硕士到博士、博士后一直追踪的目标,成果有《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批评的文化之路》等专著、合著。后者是他近些年来倾力思考的领域,独立或合作出版了《沉思与怀想——对话、想像与批评的现代性》、《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等著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学术访谈,其海外华人诗学研究的系列成果《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观照的海外视野》、《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也将陆续面世。从这些成果看,李凤亮主要立足于文化研究的开放性理论,同时又紧扣诗学的文艺本质,力图通过一种整合的思维,使文学研究获得某种有效性。

二。

李凤亮早期文学批评之特点,最为集体地体现在他对米兰·昆德拉的系统研究成果之中。我虽也颇爱昆德拉的小说和理论,但只读不思,素无研究,当然也不清楚有关昆德拉的研究到了何种高度。但我常常听到或看到有关专家高度评价李凤亮对昆德拉的研究。譬如,曾繁仁先生就认为,李凤亮“将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同其创作实践一起综合研究,带有创新意义;所得出的昆德拉小说诗学所包含的审美存在论诗学与复调小说智慧以及预示未来小说更加自由交流开放多元等等,都具有相当深刻性”。朱立元先生认为,李凤亮“以现代性视野,吸收了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文论思潮中诸多有价值的观念、范畴、命题等,有创造性地探讨昆氏诗学的几个重要维度。……论述较充分地体现出作者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开阔的理论视野,对对象的思考和研究具有独创性”。王杰先生指出,李凤亮的研究“对昆德拉小说的文化精神、社会背景、美学价值以及在西方小说史上的地位都作了较为中肯的分析和评价,特别是对昆德拉小说的哲学含义和政治功能的分析,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深度,对国内小说理论的研究和文化诗学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④ 。应该说,结合昆德拉的小说理论,将他的小说创作提升至诗学层面加以考察,提出“昆德拉学”的研究构想,倡导并实践对昆德拉小说创作、小说理论、小说批评、生平思想展开系统研究,同时整理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同境外昆德拉研究界展开学术对话,这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纵观李凤亮对昆德拉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此项“诗学工程”做得十分扎实。出于对昆德拉的喜爱,李凤亮在细读了昆德拉的所有文本之后,并没有匆匆地进入研究领域,而是广泛搜罗有关昆德拉的各种资料,包括生平和研究成果,并于1999年出版了近五十万字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这些广涉国内外的资料整理,不仅给作者理解昆德拉的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而且让他迅速站到了昆德拉研究的前沿位置。随后,李凤亮又从研究作家的生平入手,结合昆德拉的具体创作,于2002年完成了数万字的评传文章《米兰·昆德拉:诗意存在的沉思者》。既有史料在手,又对昆德拉的生平进行了潜心梳理,于是,李凤亮开始系统地建构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诗学”,并最终形成了《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这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在这本专著中,李凤亮分别从“诗、思、史”三重维度,界定了昆德拉小说诗学“审美存在论”的综合特征。从思路上看,他显然汲取了文化研究的某些理论资源,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但他又不是单纯地依靠文化研究的理论来观照对象,而是将小说叙事学、文学形态学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既强调文本形式的微观分析,又突出作品背后精神意蕴的深入剖示,从而为昆德拉的诗学研究搭建了一个系统、严密而又完整的结构框架。

在这个严谨的框架之中,我们看到,所谓“诗”的维度,就是一种叙事形式和叙事风格的微观研究,或者说是一种审美形态的研究。它严格立足于昆德拉的小说文本和叙事风格,详细地分析了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叙事在文体形态上的复调特征,特别是多种文类相互融会、多重视角相互转换所形成的多声部共鸣之效果,文本结构上的变奏特点和时空轮回方式,以及这种叙事形式的开拓性意义和先锋价值。二是叙事话语在修辞意义上的幽默格调,这种幽默既不同于一般的反讽式幽默,又不能完全等同于黑色幽默,而是一种独特的“昆德拉式的幽默”,“除了揶揄、谐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基于‘诗性沉思’的那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这种睿智的自嘲和反讽常与深沉的感伤和冷峻的怀疑相交织,构成一种形而上的幽默”⑤。三是叙事对象在符号层面上的隐喻特征。在李凤亮看来,昆德拉之所以将很大的兴趣集中在性与政治这两个叙事对象之中,是因为“性”是个体最隐秘的私人生活,而“政治”是个体最公开的社会生活,将最私人化的事象和最公开化的事象集纳在一起,并使之负载巨大的隐喻功能,确保了昆德拉对人性和人类存在的诸种本质的揭示。除了这种主题意旨上的隐喻之外,昆德拉的小说结构也同样具有隐喻化的特征。这种“诗学”分析很有意思,至少让我心里一亮。显然,它跳出一般的作家研究理路,超越小说文体、结构等具体技法探讨,阐明了昆德拉“小说智慧”所蕴含的对话性的时代精神。

在“思”的维度上,李凤亮结合昆德拉的曲折生平,尤其是“布拉格之春”所带来的内心创伤,然后借助昆德拉的一系列小说见解和理论,对昆德拉小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哲思、特别是存在主义的思考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在昆德拉看来,“科学的高潮把人推进到各专业学科的隧道里。他越是在自己的学问中深入,便越是看不见整个世界和他自己”。为此,他强调,小说就是“关于存在的诗意的沉思”⑥ 。正因如此,李凤亮认为,昆德拉的小说“也是一篇篇像样的哲学论文,其论述题旨大多在书名中得以标示:玩笑与严肃、遗忘与记忆、媚俗、不朽、缓慢、本性、无知等,而这些哲学关键词又通过一系列艺术关键词——温柔、激情、晕眩、软弱等得以形象诠释”⑦。在此基础上,李凤亮又进一步探讨了昆德拉的小说精神,即一种“质疑与宽容”并举的现代理性精神。应该说,昆德拉的小说在“思”的层面上异常复杂,不仅深含了存在主义的某些思考,而且折射了作家对中欧的特殊文化在后殖民语境中的前途、现代知识分子在集权统治下的命运、现代女性的生存心理等等,都有深刻独特的思考。

在“史”的维度上,李凤亮着重探讨了昆德拉创作的两种历史价值。一是小说内蕴中所透露出来的历史反思,一是对小说史的自我反思。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历史尤其是捷克民族的多难历史,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面对历史时,昆德拉为自己的小说确立了四条原则:二是反抗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的放大与扩充,对历史事件进行简约化的处理;二是突出历史境况中对人物性格具有表现力的部分;三是关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以个体的存在展示某些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历史事件;四是突出创作主体的反思,使自己笔下的历史成为“一个被放大的存在境况”。依据昆德拉的这一历史叙事之策略,李凤亮分析了昆德拉在“性与政治”两方面的叙事理想。与此同时,李凤亮还把一种历史眼光带到对昆德拉小说的考察中,在对现代小说叙事历史的历时性梳理中,系统分析了昆德拉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从“诗”的维度出发,到“思”与“史”的结合,李凤亮以昆德拉的创作为个案,颇为清晰地传达了他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构架。这种构架,既立足于诗学传统,恪守文学艺术的某些本质特征,又大力吸收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于整合之中呈现出某种建构主义的研究思维。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专著也体现了李凤亮颇为严谨、细密的学风。他的博士导师蒋述卓先生曾在该书的序言中由衷地指出:“这种将作品编译、资料整理、评传写作、国外研究成果译介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做法,反映了一种相当扎实也较为成功的研究思路;扎实沉稳的学术研究,正应有这样一种综合的、系统的研究规划,有一种持续的、深入的关注。”⑧ 著名的比较诗学理论家饶芃子先生也评价道:“作者在对昆德拉大量小说与小说评论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提出了‘昆德拉小说诗学’的概念,并从诗、思、史三个维度做出了有新意的现代阐释,不仅揭示了昆氏小说诗学的主要特征,而且对小说诗学现代化路径做出了有启示性的论述。论文运用跨学科、多视角的方法,以诗、思、史互证的论述架构和研究模式对研究对象进行透视性考察与整体性思考,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创新与突破。”⑨。

三。

近十年来,李凤亮的学术兴趣从昆德拉诗学研究转向批评理论的系列反思,并由此及彼,着重对海外华人学者批评群体进行系统研究。毫无疑问,这是两个彼此紧密关联而又非常庞杂的研究方向,既体现了李凤亮的学术雄心,也折射了他的现代学术视野。在批评理论方面,李凤亮试图通过对批评现代性与批评学科现代化问题的探讨,反思当代文化批评的理论实质及方法,从而建构一种当代批评的文化诗学途径;而海外华人学者的批评理论,则拥有独特的现代文化优势,像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夏志清、夏济安、李欧梵、张错、王润华、赵毅衡、王德威、张旭东、周蕾、刘禾、刘康、唐小兵、张英进等,大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出国后又继续攻读学位并在境外学术机构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他们的思想既立足中国文化,又深受当代西方批评理论影响,从而成为西方与中国批评理论之间的一个“交叉地带”,隐含了现代批评的诸多理论资源。

对文学批评理论进行研究,其实是有关批评的批评。在这方面,李凤亮发表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论文,如《对话:理论精神与操作规则——巴赫金对比较诗学的启示》、《功能·尺度·方法:文学批评何为?——重读韦勒克札记》、《王国维:审美批评建构中的“我思”话语》、《王元化:反思之旅意深沉》、《文学批评如何多元?》、《批评的开放与开放的批评》等,同时还与蒋述卓教授共同完成了《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的编著。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他一方面潜心梳理巴赫金、韦勒克、弗莱、海登·怀特、厄尔·迈纳、詹明信等域外批评大师的知识谱系和批评思维,另一方面又重新甄别国内文学批评的传统资源和内在问题,试图从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王元化等20世纪批评家的实践中,寻找一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批评理论,继而倡导一种理性的批评精神,“一种批评的宽容精神、相对立场、怀疑态度或对话原则”?輥?輮?訛 。尽管这种探讨还带有某种本质主义的思维,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他还是试图突出批评理论对文本形态和文化分析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有效综合。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李凤亮在探讨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又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海外华人批评的跟踪研究。在他看来,海外华人学者一方面对异域批评理论作近距离移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学问题采取远观的姿态。这种“近取远观”的态度同国内学人研究思路之间的差异,隐含着诸多值得探讨的话题:既有学术立场上的,也有方法论上的。海外学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中国文学研究的封闭视角,将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的研究观念投射到国内,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多重边界”、“多重彼岸”、“多重比较”,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语域,其特殊的“海外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且仍在改变着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