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利益集团
清朝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西汉和东汉、北宋和南宋分别按两个朝代计算),它的覆灭,标志着中国皇权时代的结束。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直到今天还在争议。
一些逊清遗老曾将亡清之责推给袁世凯,认为清军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倘非袁逼宫在先,攘夺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儿寡母之叹;也有人认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还有“外因说”、“财政说”等。
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俗话说得好,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
政治:从大一统到“十八个小国” 1900年庚子之变,清朝惨败在八国联军之手,丧失了大量主权,也让原本尚对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数国民因绝望转而同情革命。
康有为曾尖锐地指出,清朝内部四分五裂,各省仿佛“十八小国”,是造成主场作战、军力占优的清军一败涂地的关键。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统治最牢固、中央集权最完整的朝代。
但到了清代,被称为“中枢”的军机处实际上已成为代皇帝票拟意见、向皇帝提供顾问的大秘书班子;地方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权力重叠,相互牵制,又被皇帝通过“密折”、“纠举”等谍报网严密监视。
不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约一下皇权的监察体系――御史台,以及意见部门――台谏官员,在皇权的压迫下,也形同虚设。
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在太平天国血泊中兴起的、以湘淮军为代表的汉族新兴权贵集团夺取了多个省份的政治实权。
等太平天国运动结束,清廷试图重建旧的中央集权体制,却遭到顽强抵抗。
地方实力派对中央集权的抵制,导致清朝后期事权不一,中央政府实力孱弱,无法在内政、外交等层面保持统一协调。
为了与汉族既得利益集团对抗,清廷千方百计扶持皇族、八旗贵族,同治时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门”――总理衙门,始终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端王的儿子),试图废黜光绪;庚子国变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实行内阁制。
后来成立的内阁,12名阁员中皇族、贵族占了3/4,就是明显的例子。
这些被提拔、信用的满族贵族,又形成了满族、皇族利益集团,他们同样出于一己私利,与地方实权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顾全局,拆对方的台。
甲午战后,端王集团为确保自身获得执政权,更为“大阿哥”能够早日当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汉族权贵集团,一面不惜利用义和团,掀起排外情绪,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酿成八国联军之役。
耐人寻味的是,满清权贵集团在汉族权贵中却拥有一个同盟军: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举出身、长期担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
清朝政治结构的变化让这些人惶恐,也让他们从既得利益者变成“既失利益者”;他们对八股取士、儒家治国等也念念不忘,担心这些“国本”动摇,令他们的地位、荣誉和未来都变成问号。
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赵舒翘、倭仁等,成为与满清贵族集团结盟、与地方汉族实力派针锋相对的势力。
地方汉族实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对满清贵族――清流派的联盟,它们的对策是强化地方权力,积极影响中枢。
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据的局面非但没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强,最终到了庚子时代,出现了不听命于中央而单独与列强和平共处的“东南互保”,甚至差点弄出个“独立国”来。
公平地说,三股势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们彼此争斗,内部也经常互相拆台(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争,地方实力派中湘淮之争、李鸿章和左宗棠之争等),最终让清廷形不成内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内忧外患的打击下被逐渐掏空。
军事:从“皇军”到私兵 清代的军制,原本是地道的“皇军”制度,由八旗军(满蒙族和关外汉族组成,主力驻扎京城)和绿营(由汉族组成,人数众多而分散,控扼全国各地)组成。
然而,由于八旗、绿营兵腐朽不堪,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被大量歼灭、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实力派组建的勇营――湘军、淮军、左系湘军等。
打仗是最花钱的,太平天国之战刚开始的1851年,仅广西军事,咸丰皇帝就不得不额外拨出内库银100万两,而太平军占领南京的1853年,咸丰为筹措军费,不得不采取了三项饮鸩止渴的措施:卖官鬻爵、发行大钱及推广厘金制度。
卖官鬻爵破坏的是吏治,发行大钱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厘金制度的推广,却成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固化的关键。
太平天国战争还未完全结束,朝廷就压迫湘军裁撤解散,压缩淮军编制,在天津设立皇族管辖的军工厂和洋枪队,并一再下诏,要求各地恢复旧的八旗、绿营体制。
但地方势力已成,中央财权已失,各地阳奉阴违,加上八旗、绿营腐朽至极,根本无法恢复成经制之师,此事不了了之。
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转而企图按照湘淮军模式改造八旗为神机营,绿营为练军,但腐朽的八旗、绿营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额外的钱财,却多养了一支毫无用处的纸面军队,不但无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团,反而加重了财政负担。
既得利益集团对晚清军事的控制,以及满汉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让清朝白白养了庞大的军队和军事机器,却始终难以建成强大的国防体系。
不但满汉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对抗、拆台,清廷既得利益集团内部也不能免俗。
清朝一度建立过4个水师,却分属4个地方大臣指挥,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协调不力。
中法战争激战方酣时,李鸿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舰只被用于作战,造成损失,授意正从英国、德国赶回的军舰放慢行程;甲午海战时,南洋、广东水师态度消极,广东水师3艘军舰虽然最终参战,却一方面系李鸿章强压,另一方面拜3舰舰长程璧光等人积极请战所赐。
同治、光绪之交,左宗棠和李鸿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争,就是这种牵制白热化的结果。
尽管这一争议最终以“海塞并重”的妥协方式解决,但长期的争议不下和清朝中央财政的虚弱,最终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隐患,其消极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对新政的扭曲 应该承认,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抚,危机意识还是比较重的,几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为了“救亡图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团的纠葛下,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开展的救亡图存是洋务运动,但在实施过程中,满清权贵和清流派为争夺控制权,对汉族实力派百般掣肘,汉族实力派内部也为了势力划分相互争权夺利。
最终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建设项目”,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如当年外国报章所评,不过是“一堆精致而昂贵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旧科举制度已不合时宜,这点除了少数顽固的清流派,满汉上层大多已逐渐形成共识。
但改变科举制度,就意味着几百万“功名之士”和几千万读书人“功名路断”,导致这些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挠。
早在同治年间就已热烈讨论的废八股,居然直到1905年才落实,此时离辛亥革命只剩6年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痛定思痛,认为缺乏现代军事人才是关键,并派出大量留学生赴欧美深造。
但军队中的既得利益者唯恐“洋学生”留学归来,夺取他们的晋升机会,在制定规则时故意压低留学生待遇,规定留学归来、学满预定年份的军事留学生,只能被任命为守备以下的低级军官,而各地督抚和新军负责人为扩大实力,又不顾这些规定,以高官厚禄吸引留学生加盟。
这种混乱做法,显然只能增大留学生对清廷的离心力,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了革命军的中坚,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修铁路、兴学校、办实业……种种新政,无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博弈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曾国藩家族在湖南湘乡兴办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兴办新学”的编制和号召,实施过程中却加以干涉,定下“非湘乡人不录取”的陋规,离湘乡不远的湘潭人毛泽东也望门而不得入,最终不得不假造籍贯入学。
被称为“亡清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背后,是路权之争,而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影响。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评汉朝、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内耗,甚至说“汉明亡于党争”。
为防止重蹈覆辙,他们对党争百般打击、高度警惕,雍正甚至亲自撰写《朋党论》,对主张“君子无朋党,是道义之合”的北宋名臣欧阳修口诛笔伐。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到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倾轧、内耗,比东汉、晚唐、明末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 【宏伟荐自《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