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上海之春:越过半世纪的音符]
“上海之春”的前身是“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正式定名为“上海之春”后,一直延续至今,是新中国成立后举办最早、持续最久,曾经是国内影响最大的音乐舞蹈节。
“上海之春”自创办伊始就秉承扶持新人、力推新作、活跃与提高群众文化的宗旨。
2001年,“上海之春”与上海国际广播音乐节两项活动合并成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在继续秉承传统宗旨的同时,又与时俱进,增设了新的项目,在增进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回眸50年,作为上海艺术品牌、城市文化名片,“上海之春”点亮了半个世纪中国音乐舞蹈艺术事业的绚丽星空,成绩可谓辉煌。
其主要功绩:一是推动了音乐创作的繁荣,造就了一批传世之作;二是造就了数代上海作曲家群体;三是在提携新人、扶持新人上成绩非凡;四是在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和活跃提高群众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值此“上海之春”五十华诞之际,我们约请了与之渊源深厚的如下名家撰写心得,重温半个世纪的旋律。
温故而知心 朱践耳(著名作曲家) 五十年前,飘来了一阵温暖的春风,一枝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冉冉绽放――那就是1960年的首届“上海之春”。
从此,“上海之春”在每年的五月都会展现英华,吐露芬芳,令人流连称赏。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音乐艺术节庆活动,“上海之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为上海、为全国不断推出一批又一批的新作、新人,如何占豪、陈钢的《梁祝》,丁善德的《长征》,吕其明的《红旗颂》,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都是在“上海之春”涌现而出的。
我于1960年夏回到祖国,并于1961年底调回上海。
在第二届“上海之春”上,由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合唱团和广播合唱团联合首演了我的留苏毕业作品《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并由上海广播电台会同中央广播电台录音,制作了长达一小时的俄文专题节目(其中,我还说了一段话)。
这个录音节目被送往苏联,于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那天由莫斯科广播电台向全苏联播出。
那年正是我的作曲主科老师六十大寿,他听了这个节目,非常高兴。
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之春”结缘,如今想来,如果没有“上海之春”那“一盘棋”式的总调度、总安排,三个音乐团体加上两个电台如此大规模地合作我的一个作品,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这一停,就是十三年。
直到1978年,第八届“上海之春”(此后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才又开始举办。
到了1986年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办时,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我新创作的《第一交响曲》中用了不少现代作曲技法,风格较新,初次内部试奏,得到的普遍反映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于是,经过乐队认真刻苦连续一周的排练,《第一交响曲》得以在“上海之春”公演。
公演以后,现场效果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听众反响很好。
在1995年的第十六届“上海之春”,我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专场,专场上演了我在1994年完成的四部新作――第六、第七、第八交响曲和一部小交响曲。
这四部作品在形式上与传统交响曲模式大相径庭,可以说是一种“另类”或“异类”的、异想天开的探索,演出结束后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我为“上海之春”感到骄傲,为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之春”上演感到骄傲――因为“上海之春”有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襟和大度,为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音乐作品提供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展演平台,不愧一个开放、创新、高品位艺术的现代音乐节。
借此“上海之春”五十周年之际,我衷心祝愿这朵宝贵的芙蓉青春常在,愈开愈丰盛! 我写《红旗颂》 吕其明(著名作曲家) 在这阳光明媚、百花盛开的五月,2010上海世博会拉开了盛大节目的帷幕,迎来了“地球村”的四方宾客。
与此同时,我们音乐界也迎来了上海音乐舞蹈节创办五十周年大庆。
从1960年“上海之春”举办以来,文艺新人辈出,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已成为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音乐盛会。
在60年代,“文革”之前,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是“上海之春”的权威领导机构,由音乐界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我这个年轻的晚辈组成。
1965年3月在上海音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对各演出学校报来参加“上海之春”的初选节目作了研究,认为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作品还应加强。
会上一致决定,由我赶写第一部作品,并起名《红旗颂》。
当时的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心中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这些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恐怕难以完成。
不过我又隐隐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回首往事,我感到若是没有“上海之春”为我提供了这一机遇以及良好的创作条件,如果没有前辈们的信任、鼓励和促进,就不可能有《红旗颂》。
因此,我对这些音乐界前辈们充满感激、敬意与谢意。
当开始作品的酝酿和构思时,我的思绪立即辗转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情感的碰撞里试图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切入点。
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红旗颂》以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祖国,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当年的峥嵘岁月、战斗生活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过。
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在南湖红船的油灯光中,在井冈山的丛林里,在遵义城的堞墙上,在淮海战役的战地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在西柏坡……凡有革命战斗的地方都飘扬着红旗。
红旗,那是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那些血染的战斗旗帜和天安门的胜利旗帜,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乐思灵感和激情随之而来,将一个个音符挥洒在五线谱上。
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的泪水伴着我写出了《红旗颂》。
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第六届“上海之春”开幕式上,由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先生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集团和上海管乐团联合首演,受到热烈欢迎,获得巨大成功。
自那次首演以来,《红旗颂》久演不衰,成为我国音乐节台上上演率、电视广播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由于《红旗颂》问世以来产生的巨大影响,它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二十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我十分感谢听众朋友们给予《红旗颂》的关爱与支持、鼓励与认可。
四十五年来,《红旗颂》没有被人们遗忘,使我从中得到了深刻启迪――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作为文艺工作者,通过长期战斗生活的洗礼、磨炼和积累,我生成了一种神圣的、诚挚的热情。
在创作中,我点燃灵感激情的火花,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党和人民军队,并把这种神圣、诚挚的爱融汇、渗透到《红旗颂》之中。
同时我认为,作品要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声韵,越是扎根民族土壤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的生命力。
我觉得,以上几个方面可能就是《红旗颂》没有被人遗忘的主要原因吧。
总之,我在创作中始终寻求自己的创作思维、美学追求、艺术风格,以及作品题材内容和体裁形式的高度综合统一,使《红旗颂》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品,奉献给时代和人民。
春天里来 陈钢(著名作曲家) “春天里来百花香,郎里格郎里格郎里格郎……”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春天也是最有魅力的季节。
“上海之春”今年适逢世博,更具魅力;而“上海之春”的主题,自然也应是四个大字――“魅力上海”。
1959年,《梁祝》在“上海之春”的前身“上海音乐舞蹈汇演”中问世,这可谓是“春前春”。
1960年,首届“上海之春”首演了我的《春》(长笛竖琴二重奏),加上80年代“上海之春”恢复后,又奏响了《�岭的早晨》。
“春”加上了“晨”,真可谓是“春中春”。
新世纪伊始,“上海之春”改名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后,当我亲眼看到当年的学生汤沐海指挥今天的学生乐队,在母校昔日的大礼堂、今天的贺绿汀音乐厅里,隆重献演我的小提琴协奏曲《红楼梦》时,真是别有一番情韵,别有一番意味呀!这次演出也可称之为“春后春”。
我从“春前”到“春中”,一直到“春后”,见证了“上海之春”的五十个春天,心中不禁油然哼出贺绿汀老院长的那首“春天里来百花开……”,口中默默念道:“春前春后都是春,春中更见春。
” 上海是一个充满春意、充满魅力的城市。
上海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高度”与“速度”,而更应在于它的“宽度”、“厚度”与“精度”。
上海很“宽”,因为它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国际大都会。
在“上海之春”的大花园里,不应只是盆景弄姿,而更应是歌声如潮,松柏成荫。
当年的上海,曾经是人才辈出、资源丰厚的藏龙卧虎之地;而基于这样的文化自信,上海才能成为当年的文化中心和中国乐坛的半壁江山。
所以,上海应该首先有“我”,而且应该“以我为主”;同时,以大海般的胸怀与魅力来汲纳和引领八方,而毋须依靠“北水西电”来打造自己与装点门面。
上海很“厚”,因为它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城市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第一所音乐学院、笫一个交响乐团和第一首走向世界的流行歌曲,全都在这儿诞生,而它们又全都是上海的瑰宝和上海的骄傲。
如果丢弃了这个传家宝,上海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没有文化记忆的空壳城市,无根无本的文化码头。
我想,“上海之春”也理应珍视海派传统,展现百年长卷;而不是成为快餐快吃、现炒现卖的文化超市。
上海很“精”,精致、精细、精到。
“上海之春”是推演新品中的精品的平台,而不是新作品的试验场。
新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总监、77岁的著名指挥家普拉松上任之际,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他鼓励现代音乐的创作,但对于某些过于抽象、自恋,听众不知所云的作品,则表示“我从来没有计划让我的乐团演奏听众听不懂的作品,我也不会让我的乐团承受这种‘痛苦’”。
我想,多年来音乐界关于“可听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可以休矣!音乐当然应该是可听的、好听的;就像食品当然应该是可吃的、好吃的一样。
道理不就是那么简单吗…… 春天里来百花香!我们歌唱着春天,我们期盼着春天里来百花开! “上海之春”的创始人 何占豪(著名作曲家) “上海之春”的创始人,是我的恩师丁善德先生。
当年,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是上海音乐界的领军人物。
那时,我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我和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
当这个作品和其他音乐、舞蹈作品在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获得成功后,丁先生萌发了办“上海之春”的思想。
他认为会演可以“出作品、出人才”,就应该把这一形式固定下来。
他在各种场合谈他的设想:“欧洲有一个‘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考虑办一个‘上海之春’呢?”这句话在今天听来,似乎很平常,可在当时却是要有一点胆识的。
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相当落后,民众难免有些自卑心理。
虽然民间也常用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豪言壮语来壮自己的胆,但在音乐界,谁也不敢想在东方办一个音乐节来与西方名扬全球的“布拉格之春”遥相呼应。
只有丁先生才有这个胆识。
他的设想鼓舞了我们许多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也得到市领导的支持。
丁先生除担任上海音乐学院繁忙的教学领导任务外,还花了很多精力领导上海音乐家协会筹办“上海之春”。
他首先抓创作队伍,不但把全市的作曲家都组织了起来,而且把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青年作者也组织了起来。
当时,我荣幸地参加了青年创作组,组内成员有我、萧白、陈钢、王强、王久芳等人。
上海音协要求我们每个月都定期去音协开创作交流会,在会上,每人必须汇报自己的创作计划、作品构思、写作进展情况,以互相帮助和互相监督。
虽然音协每年“咄咄逼人”的要求有时使自己感到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的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因为我们每次到音协开创作会时,也看到隔壁房间的大作曲家们正在开着同样内容的会。
瞿维、王云阶、朱践耳、吕其明、施永康,包括丁先生在内的鼎鼎大名的老师们,都在为“上海之春”订出自己的创作计划。
大专家们都以身作则,我们青年作者怎敢不努力奋进呢? 丁先生对作品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每个作品都必须经过艺术委员会讨论通过才能上“上海之春”的舞台。
有的作品,丁先生不但亲自审听,还亲自辅导。
为保证作品质量,我们每年深入生活,到工厂、农村、革命老区或先烈们战斗牺牲的地方,因此每届的“上海之春”都有不少优秀新作品出现。
“上海之春”为每个作者提供了展现自己才能的舞台,谁都为自己的作品能进“上海之春”而感到光荣。
在那个年代,谁都没有想过创作要什么报酬,最渴望的报酬就是听众的掌声。
在纪念“上海之春”五十华诞的今天,我深深怀念和感激“上海之春”的创始人、恩师丁善德先生。
我年轻时代的每一部作品――《梁祝》及以后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几乎都是“上海之春”推出来的。
可以说,是当年“上海之春”为繁荣祖国音乐事业的强大动力,将我推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一江春水 闵惠芬(著名二胡演奏家) 一江春水,沐浴申城,灿烂五月,弦歌乐坛,年复一年,春信春萌,繁华斗妍。
这一江春水,在我心头源源流淌。
从花季少年至两鬓飞霜,每届“上海之春”都是我的节日,它记载着我在艺术上的成长历程,在事业上的成功和挫折,在人生道路上的喜怒哀乐,更浸透着我在奋斗中洒下的心血和热汗。
记得从戴着红领巾那时开始,我就经常聆听“上海之春”的音乐会,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1959年的那场,我看见一位少女合着古琴吟唱《阳关三叠》,幽幽琴歌,声声入耳。
几十年后,当年记忆中的《阳关三叠》鲜活起来,终于变成我手中的二胡之曲,人间真情涌向指尖,如汩汩清泉萦绕二弦。
1963年“上海之春”举办首届全国二胡小提琴比赛,高手如云,新作荟萃,17岁的我睁大双眼,在这个盛大的艺术殿堂中寻珍秘宝。
《江河水》、《迷胡调》、《三门峡》……声声醉人。
我参加了大赛,获得了头奖,不过最重要的收获,是看到了天外有天、知道了艺无止境。
1965年第五届“上海之春”,我参加了大乐队伴奏的大合唱《歌唱万吨水压机诞生》,心中充满了工人阶级的豪情。
另有一曲二胡古筝三重奏《老贫农话家史》,是我与同班女同学自编自演的,代表着我的草根情结发芽破土。
1980年的“上海之春”,我在开幕式上献演了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张晓峰、朱晓光作曲)。
“文革”浩劫民族音乐沉寂的十年,我和同事们用唐代“安史之乱”加以折射出来,表明了历史悲剧不能重演,重振民族音乐的使命和责任紧压双肩。
1982年的“上海之春”,我虽病魔缠身,但心中长城不倒,艺魂一缕难泯,首演了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文金曲)。
壮美的音符、博大的境界,鼓舞着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呐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1986年的早春寒冷彻骨,我重疾病危,正与病魔作着最后的拼搏。
冥冥之中,似有仙乐飘扬,它朦胧温婉,深情眷恋,如江风暖流,似亲人呼唤,乌云散去,阳光灿烂,照我心田。
这神奇的旋律盘旋在我生命垂危之时,被我用颤抖的手记了下来。
这个我自以为是生命绝笔的乐章,被我的挚友瞿春泉谱成二胡曲调,由爱徒赵剑华在“上海之春”首演。
这首名为《音诗――心曲》的新作获得了如潮掌声,此时的我已成功地进行了第六次手术,已幸福地坐在了音乐厅的观众席,聆听着我所在的乐团无比动情的演奏,我的灵魂仿佛被声声唤回,开始了第二个生命的春天。
1988年春,“上海之春”向我发出动员,希望我为上海观众献演一曲,回报他们对我的关怀和期望,并告知我,此次“上海之春”的开幕式将在水上舞台表演,曲目内容要与水关联。
此时的我自感生机勃勃,内心跃跃欲试。
一个大胆的念头升上心间――改编潮州音乐名曲《寒鸦戏水》,要一反原曲哀愁的气氛,用打击乐――潮州锣鼓为独奏二胡伴奏。
在夏云飞先生的帮助下,这一新颖的表演形式达到了“春江水暖鸭先知”、在一江春水中活泼嬉戏的音乐形象。
演出结束后,潮乐宗师郭鹰先生立即发信对我说:“我代表五十万潮州人感谢你!”我感到那是民间音乐强大的生命力,赋予我新的艺术能量。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
1975年早春,正在北京的我接到一个奇特的指令――中央政治局布置,要我用二胡演奏传统京剧经典唱段,并制作录音。
这个录音交给谁,没有交代,也不准打听。
这道神秘的指令,使我明白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全力以赴。
我在京剧宗师李慕良先生的指导下,日日夜夜,努力练习,奋斗四个月录下了《逍遥津》、《卧龙吊孝》、《李陵碑》、《珠帘寨》等八个著名京剧唱段。
前几年,《文汇报》上披露了这些录音是给毛主席听的,并披露我的演奏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高度赞赏。
回顾当时,我自感深入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打开了一个艺术上的新思路――“器乐演奏声腔化”,它是我后半辈子努力攀登二胡艺术新高峰的重要课题,我积累了一批新曲目,即以多种戏曲音乐、古曲诗词音乐、说唱音乐、民歌音乐为创作素材,抓住传统音乐的神韵、风格、表演特征编成二胡曲来演奏。
我自编的有《川江》、《昭君出塞》、《绝谷探道》、《双推磨》、《绣荷包》、台湾民谣八首等,而与作曲家刘念劬先生有勾指之约的二胡协奏曲《夜深沉》(以京剧音乐《夜深沉》和《南梆子》、琵琶古曲《霸王卸甲》为素材),堪称最为杰出。
《夜深沉》于1991年的“上海之春”隆重上演,被评为优秀作品和优秀表演奖。
刘念劬先生这部大型二胡作品,使我的“器乐演奏声腔化”的艺术理念得到充分展现,成为我一生二胡事业的最宝贵的纪念。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一江春水,沐浴申城,这春水年复一年地在我心头流淌,春播秋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埋头耕耘。
抬头仰望,又是一样的阳春。
和你在一起 俞丽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2009年4月28日,又一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拉开了帷幕。
当与我相伴走过五十载的《梁祝》那熟悉、动人的旋律再次在上海大剧院响起,望着当年竭力支持《梁祝》创作,并关注着它的每一部成长的前辈――孟波同志,望着这部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听众的优秀作品的作者――何占豪与陈钢,望着当年“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每一位亲密合作的同窗好友,我的思绪也不禁随之飘回半个世纪前。
1959年5月27日,兰心大戏院里坐满了观众。
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举行的“上海音乐舞蹈汇演”(即“上海之春”的前身)的“上海音乐学院专场”在此举行。
由我的两位同学何占豪与陈钢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将在这场音乐会中首演,我则成了它的首演者。
虽然在《梁祝》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始终在场,曲子写出一段,我就试奏一段,早已与它有了特殊的感情。
但是,真到了台上,我心里对于这部作品能否成功,却并没有底。
当时想的,只是尽自己的能力、拉出最高的水平。
当整部作品的最后一个音符渐渐消失在大厅上空,台下依然一片寂静,久久没有反应。
我和台上所有参加演出的同学都傻眼了――虽然此前大家并未期待它能获得多大的成功,但总不至于连个礼节性的掌声也没有吧?“难道是自己今天在台上的表现不好么?”我心想。
正当这时,耳边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久久回荡,沸腾的情绪顿时湮没了在场所有的人!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鞠躬、一次又一次的谢幕后,掌声依旧有增无减。
怎么办?怎么收场?要知道,这是新作品汇演,我们没有准备加演节目啊!大家的心情又开始不安起来。
“再拉一次吧!”我对乐队指挥樊承武说。
于是,《梁祝》在它的首演之日被完完整整地拉了两次! 在之后的几届“上海之春”中,不论作为小提琴独奏,还是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女子四重奏组中的一员,我曾多次参加音乐节的演出。
此后的数十年岁月,我究竟拉了多少次《梁祝》,就连我自己也早已数不清了;但是,只有在那天,在一个音乐会上,我拉了两遍,这是我今生今世再没有过的经历!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扑面吹来。
《梁祝》“复出”的时刻,又正是在“上海之春”恢复的首届活动中。
可以说,无论是《梁祝》,还是我个人,与“上海之春”间都可谓有着深厚的缘分。
以往,我曾一次次地登上过“上海之春”的舞台;而今,我一次次地目送自己的学生们登上“上海之春”的舞台。
我与“上海之春” 李仲林(著名舞蹈家) 舞蹈,古老而又年轻,需要一代又一代舞蹈家不间断地坚持、不放弃地奉献,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用自己的舞步和身姿连缀起来、呈现出来。
尤其是在“上海之春”这个平台上,他们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共同走过了一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单一到多彩的发展之路。
从寥寥数朵小花成为繁华似锦的花园,从少数人参与的小众艺术成为大型的演艺产业,这五十年上海舞蹈艺术事业的发展,“上海之春”功不可没。
1960年,舞剧《小刀会》参加首届“上海之春”,演出效果堪称完美。
后来,毛主席率全体政治局常委也都观看了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评价。
1963年,《小刀会》剧组跟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出访朝鲜等国,赢得了高度赞誉。
舞剧《小刀会》是上海舞蹈界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大力抓好本地创作”的号召下,围绕反帝、反封建这一主题,历时半年集体创作而成的。
这部作品符合了当时的国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其中周总理还曾多次参与了舞剧的修改工作。
在艺术方面,《小刀会》提取并融合了许多不同种类的舞蹈元素,如古典的弓舞、福建大鼓凉伞、苏南民间舞渔兰花鼓、盾牌舞等,呈现出盎然的新意。
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又在“上海之春”推出,歌舞结合,相得益彰,令人耳目一新,被誉为“开创舞蹈创作新思路”的佳作。
此后推出的《东方红》,即脱胎于此。
经过多次的实践和成功经验,此后我们又有多部作品在“上海之春”展示,如《椰林怒火》、《奔月》、《凤鸣岐山》、《木兰飘香》等等。
可以说,“上海之春”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成功的喜悦,给了我们源源不竭的创作动力和信心。
我还感觉到,作为一个综合性艺术节庆,“上海之春”不仅对艺术创作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而且增进了上海与各省市艺术家之间的互动、交流与提高。
创作交流的频繁带动了文艺评论的活跃,在“上海之春”的各类研讨活动上,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效地开启了思维、活跃了气氛、促进了创作。
这种交流以上海为核心,扩大到华东地区,极大地提升了各地艺术创作的能量和实力,带动了华东地区舞蹈艺术的共同发展。
与此同时,“上海之春”给了上海观众欣赏音乐舞蹈艺术的绝好平台,对繁荣上海艺术舞台、提高观众鉴赏水平、夯实舞蹈的群众基础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我亲历了舞蹈艺术与“上海之春”的水乳交融,期间尝到过艰辛,更体味了欢乐;我为“上海之春”作出了奉献,更因“上海之春”得到了荣光。
五十年来,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一个个同仁离开了,一批批新秀涌现了。
时光在流逝,社会在发展,作为一名舞蹈编导,我深深体会到,编导绝不是单纯的编织,而是复杂的创造,用“创造性精神”不断创造、发展属于本民族的主体舞蹈文化,是我们舞蹈艺术工作者的共同目标。
如果上海舞蹈没有民族的特点,没有城市的特点,没有时代的特点,那么上海的舞蹈就会失去生命和活力。
愿“上海之春”永远成为舞蹈艺术继承创新的平台、成为催生舞蹈名作和大师的摇篮。
功在不舍 胡蓉蓉(著名舞蹈家) 作为一个上海音乐舞蹈艺术工作者的盛大节日,“上海之春”与上海几代舞蹈人有着难解的联系、难舍的情愫。
它为舞蹈艺术提供了一个探索、实践、展示的园地,培养和见证了一代代艺术家在经历磨砺和艰辛之后,为上海乃至中国的艺坛奉献出一份又一份厚礼。
上海的舞蹈自从加入“上海之春”后,不久便进入了繁荣发展的良好态势。
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创作了一个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参加第五届“上海之春”,取得初步成功。
受此鼓舞,编导组从那些舞蹈片段起步,精心修改,不断完善,于次年推出了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轰动全国。
繁荣创作、活跃交流、展示才华、培育人才、提升素养,这是“上海之春”始终秉承的宗旨。
于是,一大批优秀的舞蹈人才从这个平台上脱颖而出,其中既有杰出的演员,又有优秀的编导,更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给了所有有志于音乐舞蹈艺术的人才学习、展示、交流、提高的机会,在“上海之春”的春风里,搞创作、出精品成为人人迫切愿望、人人可以追求的梦想,年年可以对照的奋斗目标。
五十年后再来回顾历届“上海之春”的舞蹈作品,可以发现,这些作品选题自由,体裁多样,创作者的思想和艺术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舞台空间得到了十分宽广的拓展。
上海的舞蹈家与音乐家一起,在“上海之春”上走着自己的路,找寻和创建着属于人民、属于城市、属于民族的作品。
正因如此,上海出了许多个性强烈、色彩斑斓的舞蹈作品,长期引领着整个中国舞蹈的创作方向,牢牢占据着全国舞蹈创作的“半壁江山”――从解放初期的《小刀会》、《白毛女》、《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长征组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现代舞《绳波》、《友爱》、“鲁迅三部曲”(《魂》《伤逝》《阿Q》)以及各种形式的大型舞剧《奔月》、《雷雨》、《凤鸣岐山》、《木兰飘香》…… 回想起在“上海之春”创办三十周年之时,上海舞协曾举行过一次回顾展,将一大批五六十年代活跃在舞台上的老中青舞蹈演员集聚起来,从当年打着腰鼓进上海的舞蹈形式开始,用多种艺术的形式共同回顾、总结经验、瞻望未来。
至今仍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喜。
从《跃进颂歌》到《最后的瞬间》 金复载(著名作曲家) “上海之春音乐节的第一个音是我敲响的!”当奚其明这位年已古稀的著名作曲家,用年轻人一般的铿锵声音来表达他那自豪的心情时,我不禁感慨万千――半个世纪瞬间消逝了,“上海之春”的往事却在记忆深处不断涌现出来…… 1960年第一届“上海之春”举办时,我还是一个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
正是“总路线的光辉照亮每个角落,大跃进的号角振奋每个人心”的年代,学校领导组织学生们用“革命化,群众花,民族化”的方针来创作音乐、反映现实。
我和同学刘敦南、孙以强、朱晓谷响应号召,组成一个小组,用民间“将军令”的音乐素材创作了钢琴协奏曲《跃进颂歌》。
由于这个乐曲非常符合当时的要求,被选为首届“上海之春”音乐节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
又因为这首乐曲是从鼓声开始奏响的,而敲鼓者就是学习作曲的奚其明,于是成就了他半个世纪的骄傲。
每年举办的“上海之春”,都是音乐界的一件盛事,这是因为它“出新作,出新人”的宗旨,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而对于作曲的同行们来说,能在音乐节上演出自己的作品,实在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不易之事。
我的作品第二次在“上海之春”上演,已经是二十二年以后的事了。
1980年,我跟随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中国冰川》摄制组去西藏,在珠穆朗玛峰地区生活了两个星期。
我的心灵被大自然深深震撼了,回来后即写了《喜马拉雅随想曲》。
这首用独立音乐作品的思维创作的电影音乐,于1982年被选中参加“上海之春”音乐节,由此也获得了在以后的交响音乐会上演出的机会。
此后我的一些作品如《空弦与联想》、《长笛协奏曲》等,也有机会在历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上演出。
我是专职从事影视音乐的,“上海之春”对于来说,实在是一块保持纯粹音乐思维的绿地。
自从舞蹈加入上海之春音乐节以后,舞蹈音乐同样受到了业内的关注。
幸运的是,我也有两部舞蹈音乐作品在音乐节上演出――一部是芭蕾舞剧《阿Q》,另一部是芭蕾舞剧《长恨歌》的音乐经陈大伟先生之手改成的民乐组曲。
1992年我去美国访问,接触到了音乐剧这一艺术形式,我的事业因此有一个新的拓展。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我把“音乐戏剧”作为学习和工作的主要领域。
回国以后,我与吴贻弓、董为杰、王永吉共同策划音乐剧《日出》创作和制作,并在2002年的上海之春音乐节上作了专场演出。
我知道,作为戏剧门类的音乐剧,一般是不会被纳入“上海之春”范畴的,因此《日出》是用音乐会的形式演出的。
2002年,上海音乐学院开设音乐戏剧专业,我也就在这退休的当年,参加了音乐戏剧系的教学工作。
此后,音乐剧热在国内不断升温,而美国百老汇经典音乐剧目《COMPANY》在学院新落成的小剧场的成功上演,为“上海之春”接纳音乐剧的设想开了个好头。
于是从2009年开始,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之春”的节目之中,就包含了音乐剧这一品种。
今年五月,由音乐戏剧系创作演出的音乐剧《最后的瞬间》将在本届“上海之春”演出。
《最后的瞬间》是一个实验性作品,由一个女演员和一架钢琴、一把大提琴组成单人独幕音乐剧,这是我的最近的作品,能够参加50华诞的“上海之春”,我非常荣幸。
虽然,我与本文开始提到的奚其明先生一样已步入老年作曲家的行列,但我还是希望自己的新作今后能在音乐节上不断演出,为自己、为“上海之春”的青春绿意增添光彩。
忆一次友好、团结的比赛 郑石生(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上海之春”,无论是对繁荣音乐创作,还是对提高表演艺术水平,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发掘与培养年轻音乐人才方面,功不可没。
每当看到新人、新作不断从“上海之春”走出,我总是要回忆起贺绿汀、丁善德等创办“上海之春”的前辈,并想到自己与它的一些缘分。
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首次举办二胡和小提琴比赛,这也是建国以来首次举办的全国性小提琴赛事。
作为一件外来乐器,小提琴在我国的演奏历史还并不长,无论是在对它的演奏技巧还是在音乐表现力的掌握或如何民族化等问题上,当时都正处于探索与提高的阶段。
许多人也因此把此次比赛视为新中国成立十四年小提琴教学成果的一次检阅。
比赛不仅请来了谭抒真、马思聪、陈又新、窦立勋、赵志华等多位权威评委,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观摩者。
当时27岁的我,正是参赛者中的一员。
这场我国首次为小提琴举行的比赛,共有十八位选手参赛,规模和规格都很高。
可以说,这场比赛在很多方面都为我国日后举办各类专业小提琴赛事奠定了基础。
仅从参赛曲目的要求和安排上,就可见这场比赛对我们这些选手要求之全面、之严格,它不仅要求我们演奏各时期西方的小提琴名作、具有一定难度的技术作品,还规定每位选手必须演奏一首中国作品,目的在于让我们掌握以西洋乐器演奏本国作曲家作品的风格与表现特点。
这一演奏中国作品的要求,对此后举办的历届全国小提琴比赛都带来极大影响,中国作品成为每次比赛的必备曲目。
在奖项设置方面,除了五等奖项外,还另设“中国作品优秀演奏奖”。
整个比赛始终在充满友好、团结的氛围中举行,选手间常有机会互相学习、切磋、帮助。
记得当时有一位参赛者将自己备用的质量较好的琴弦,分送给了另两位参赛选手,以帮助他们能在比赛中有更好的表现。
有的选手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自己演奏的新作品,拓宽了大家的眼界。
一些老师为了辅导参赛选手,直到深夜还没有休息。
在整个比赛间,我似乎并没有感觉到太多竞争的紧张气氛,而是更多地感受到彼此相互鼓励、祝愿彼此取得好成绩的和谐氛围。
确实,这是一次小提琴事业的盛会。
时隔数十年,回想当时这些场景和小事,仍历历在目,心头顿时又生出一股暖意。
在各位评委的鼓励下,我荣获本届比赛第一名。
从此,我不仅灌录了数张中、外小提琴作品的唱片,也曾先后多次参加“上海之春”的演出。
可以说,“上海之春”主办的这次难忘的比赛,对我以后的演奏与教学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
一项独特的音乐交流活动 陈接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 自从2004年担任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后,就常有音乐界文化界人士找我,提出一些建议。
一位从法国留学回国任教的老师找我,向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在上海之春期间举办“呈现・中国――外国作曲家写中国系列活动”的建议书。
这位老师学的是视觉艺术策划,她怎么关心起音乐来了呢? 原来,这是在巴黎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一批中国文化人的共同策划。
他们有感于多年来中外音乐交流以西方流向中国的单向交流偏多,而中国民乐去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形式效果又不太好,便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们提出,组织一批外国优秀作曲家来中国,用中国民族乐器和中国民歌素材创作作品,并用比赛的形式持续几年。
他们相信,用这样一种独特方式,可以把中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文化推广到全世界。
听了他们的建议,我为海外赤子的爱国情怀所深深感动。
同时,如何把“上海之春”搭建成一个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正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而促使我采纳这一建议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外国一些音乐机构如法国国家电台、北欧和加拿大作曲家协会等,都对此表示出很大兴趣,并愿意承担一半的经费。
说干就干。
2006年“上海之春”举办期间,八位法国作曲家应邀来到上海,进行了我们称为“采风”的活动。
他们去了豫园、朱家角、外滩,登上了东方明珠,与上海民族乐团的演奏员们作了充分的交流。
一周后,他们带着对中国的体验和一大堆中国音乐的唱片、曲谱回国。
在此后的一年里,他们大量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当然主要是中国乐器和民歌。
2007年“上海之春”举办期间,上海交响乐团和十几位中国青年民乐演奏家演出了这八位“老外”作曲家的八部作品。
这些作品巧妙结合西方思维和东方韵味,充满了新鲜的创意和智慧的思考,带给听众全新的体验。
随后,丹麦和挪威的八位作曲家、加拿大的八位作曲家先后来到上海,参与这个项目。
丹麦作曲家西蒙・安德尔森为更多地了解古筝,回到欧洲之后还专门飞到德国,找到一位他认识的中国古筝演奏家进行切磋。
短短三年,“呈现・中国”诞生了24部中西结合、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其中唢呐与管弦乐《上海》、古筝与管弦乐《开启》、笛子与管弦乐《玩具八音盒》等优秀作品,不但获奖,更都得到了中国专家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根据双方的协议,这些作品除在“上海之春”演出外,还要在作曲家所在国家的音乐节上演出。
2008年1月,我和民乐演奏家马向华、胡晨韵赴法国图卢兹参加法国现代音乐节,两位演奏家与法国国家交响乐团共同演出了“呈现・中国”项目的3部获奖作品。
能够容纳三千余人的音乐厅座无虚席,法国观众对演出报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气氛热烈活跃。
演出结束后,法国国家电台记者采访了很多观众,被访者无不称赞中国乐器的神奇美妙。
由那位丹麦作曲家西蒙・安德尔森创作的古筝与管弦乐队作品《开启》2008年在上海获得第一名后,已先后在瑞典哥德堡的世界新音乐节和丹麦欧登塞音乐节上分别与哥德堡交响乐团、欧登塞交响乐团合作上演了3场,获得巨大成功。
2007年夏,我去芬兰参加西贝柳斯音乐节,顺道去丹麦看望正在写作的几位作曲家。
女作曲家朱莉安娜・霍德金森和她同为音乐家的丈夫热情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此外还请了其他三位丹麦作曲家。
大家一边喝酒、吃烤猪肉,一边热烈讨论中国和中国音乐,他们对中国的热切探究实在令我动容。
如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都在探寻中国崛起的原因。
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了。
有句话叫做“音乐无国界”,在走出去的文化大军中,民族的音乐文化理应走得更快更好。
“呈现・中国”项目就是一次非常独特而有成效的实践。
我十分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