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专家们也失去了良知 人一旦失去良知
近日报载，原计划在北京拍卖的四件国宝级的文物，被证实一件“战国至西汉年间九镶带钩”和两件“东汉御用漆器”为赝品，另一件“春秋四羊青铜器方壶”的鉴定工作尚在进行中。
总估价达7210万元人民币的四件国宝级的文物，竟然有三件是假，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文物的真假，更在于这四件国宝级的文物都经过了北京和湖北专家的事先鉴定。
不很了解，居然敢于鉴定国宝级的文物，人们对这样的专家不能不充满疑惑。
人们的疑惑有二：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专家如此胆大妄为敢于如此轻易对国宝级的文物作出真伪鉴定的断言？如此国宝级文物的专家鉴定都可以有假，那么人们还敢相信专家的其他一般的鉴定吗？或者是一般专家鉴定之类的发言吗？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国家，普通百姓最相信的，一是带字的媒体，一是带长的上级，再就是专家了。
人们把他们称之为权威，就是因为他们有着作为一般人不懂得的知识和专长，人们求疑解惑的时候，自然要求救于他们，信赖于他们。
专家的良知，不仅对于专家自身，而且对于大众和整个社会，其重要性当然比拍卖行商人的分量更为沉甸甸。
当然，如果仅仅是看走了眼，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也都可以原谅，但是明明自己对漆器都不很了解，就敢于在两件国宝级漆器的鉴定书上签字，难道这也是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的理由吗？道理很简单，你是专家，你的责任是要为众人看懂并看清这一切，并为众人把好最后的关卡，在这一份责任前面，是你专家的头衔；在这一份责任背后，则是你的良知。
如今我们的专家都会如此轻而易举地运用自己专家的头衔去邀名领赏，无所顾忌地下着各种各样的鉴定，即使是自己并不很了解的东西都敢于鉴定了，我们还敢相信专家吗？ 如果我们连专家都不相信了，我们还能够相信谁？ 专家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的作用就是这样的重要。
专家度量着社会的良知，他们是社会信赖的良心，是社会赖以平衡的天平。
如果这样的专家只是个别，不会使得这样的平衡倾斜。
问题是在整个社会道德失衡、操守更易的情况下，一直让人信赖的专家也去加入这样信用缺失的大潮，其可怕的程度和危害的程度，不仅对于国家当今的稳定与建设，而且对于民族未来的性格塑造，都是难以估量的。
说到这样的例子，我们就会想到今年初广东九江大桥的断裂，也是一些专家只用了匆匆一天的鉴定，就出具了专家鉴定书，轻易断言桥梁的结构和建造没有问题，马上遭到人们的质疑。
前两年有报道，中央纪委驻科技部纪检组组长吴忠泽指出：该部接到的举报信三分之二是反映专家腐败的。
这还是个别现象吗？据吴忠泽举的例子，中科院一位院士对学生抄袭的论文不仅睁一眼闭一眼，而且还签上自己的大名；一位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拿着国家863计划资助撰写的论文，竟然被荷兰指控为抄袭。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当然，出现专家良知与信任如此大面积的坍塌，和我们国家专家数量的泛滥和价值的贬值有关。
加之大学扩招后，博士生的数量剧增，全世界都叹为观止。
一个专家教授要带十几个甚至更多的博士生，可以想象这些博士生毕业之后都会成为各方面的专家，如此地批量孵化出来的专家，再以同样的方法孵化更多的专家，木匠多了盖歪了房的现象肯定还会出现，也会让真正的专家汗颜。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讲，专家也是肉长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明知是白非要说成黑的堕落的专家什么时候都会有，锔着面子不愿意得罪人而随波逐流的专家什么时候也都会有。
我们不能够要求专家个个都能够坚持操守，知黑守白，是正义的化身和打假的斗士。
但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商业时代，在如此多的行业里面有如此多的专家让我们不敢再轻易相信，实在是时代的悲哀。
我想起在“十年动乱”的年代里，专家的地位一落千丈，虽然被打入地狱，甚至有的被关进牢房，但大多保持着宁愿玉碎不愿瓦全的清高品质。
为什么刚刚进入商业时代不久，就会出现这样绝对不是个别的专家丧失良知的现象？不管是“赤膊上阵”，还是“犹抱琵琶”，不管是“整体批发”，还是“杂碎零售”，其触目惊心，足以让人喟然长叹，深长思之。
作为政治家，如果失去了良知，可以成为腐败的贪官；作为商人，失去了良知，可以成为奸商；作为专家，如果失去了良知，会成为什么呢？其实，人们要求专家的良知，并不像评定职称那样的复杂，最起码的表现在于，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你应该鉴定什么，不应该鉴定什么；你应该在什么上面签字，不应该在什么上面签字。
这当然是最起码的底线了，如果连这样起码的一点都做不到，普通百姓还能够相信你是什么专家呢？要知道，专家的良知是整个社会良知的体现和价值系统的平衡。
■ 【马静荐自《文汇报》2007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