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绿色文化构建
摘 要：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要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优秀文化的支撑必不可少，“绿色文化”是“绿色发展”的精神内核，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与转型需要绿色文化的引领。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需要把握“流域共享，生态优先，资源集约，合作创新”四大核心内容。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9）01—0122—07。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长江经济带”：第一次，在总结经济建设重大成就的时候提到“长江经济带”，将长江经济带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三者一同作为我国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的显著成就;第二次，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分再次提到“长江经济带”，强调要“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绿色文化构建不容忽视。
合理利用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1—4]。传统文化信念对社会保障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主要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机制发挥作用，对其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则更多地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发挥作用[5]。传统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而市场文化资本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两种文化资本还同时通过制度约束市场主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6]。区域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很多实例，比如安庆利用黄梅戏艺术节开发旅游产品及招商引资取得良好经济效益[7]，菏泽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独具特色的曹州牡丹文化有力地带动了菏泽经济的发展[8]。
绿色文化作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保障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崇尚自然、勇于创新、不断进取高度契合。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强调和发扬绿色文化，有效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代价，符合长江文化的基本伦理和成长规律。以生态保护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尊重自然，繁荣绿色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是中央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也是在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全球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大背景下，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凸显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文化的支撑作用，努力培育长江流域的文化认同感[9]，以绿色文化指导文化产业发展，整合长江文化资源，推动长江文化产业带建设。本文通过分析长江经济带的文化底蕴、长江文化的独特之处，结合长江经济带的特点，提出了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的核心内涵。
长江经济带不仅是重要的内河经济带，也是有着悠久历史，聚集山水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商业文化、红色文化的文化产业带。
（一）文学成就方面。
长江流域峰峦叠嶂，自然景观奇特，吸引了大量的文人骚客，苏东坡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借古抒情，杜甫以“无边落木萧萧下”倾诉漂泊孤苦，李太白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别友人，李之仪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将相思之意娓娓道来。其中，描绘三峡的佳作更是数不胜数，战国的宋玉，南北朝时期的郦道元，唐代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曹冠、黄庭坚、欧阳修，都在三峡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二）思想政治方面。
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大多诞生在长江流域，如“中国思想启蒙之父”黄宗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船山先生”王夫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等。此外，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力量和倡导者中，受长江文化影响的不在少数，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刘半农等。
（三）科学技术方面。
长江流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及科学成果。秦朝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如今依旧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北宋科学家沈括编撰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社会现象的笔记体著作;明代科学家徐光启毕生致力于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研究，首次在中国介绍了西方天文理论，译有《几何原本》，撰写了《农政全书》;柳下居士梅珏成整理编撰了《数理精蕴》，在清朝初年广泛流传，也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西方数学著作之一。
（四）人文景观方面。
苏州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兴盛于明清，大小园林各具特色，其移步换景、再造乾坤的艺术手法创造出诗情画意的人文景观，被称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湖南岳阳的岳阳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成为中华民族传统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杭州西湖三面环山，苏堤春晓，断桥残雪，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湖光山色中处处是动人的传说;长江流域的历史名城也不胜枚举，如“世界瓷都”景德镇，“三江之口，七省通衢”的九江，“六朝古都”南京等等。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江流域最早开放了通商口岸，其文化发展的动力，既有来自西方文明的冲击，又有传统文化的创造，二者共同奠定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长江流域逐渐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沿江地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1985年，国家把长江三角洲开辟为经济开放区，随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型城市群。在长江航运方面，长江是世界上内河运输量最大的通航河流，货物运输量、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前列，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除此之外，红色文化同样是长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江流域诞生了多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做出了不懈努力与巨大牺牲。历史车轮碾过，千年沧桑中，长江文化几经磨练，涅槃展翅、风采依然。
长江文化指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包括长江流域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无论是与国内的黄河相比，还是与国外的大河相比，长江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而这些独特之处正是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的基石。
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大主体文化，尽管发展进程与文化内涵有所不同，但始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
就农业文明而言，黄河流域是粟麦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而长江流域则发展了成熟的稻作文化与渔猎文化[10]。一方面，黄河流域雨量偏少，土质肥沃，主要种植粟（现在所说的小米）;长江流域主要种植水稻，稻谷去壳后即为大米。与粟相比，水稻对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的要求更高，需要较高的温度和充足的水分，长江流域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潮湿，适合水稻生长。长江文化代表了中国农耕稻作文化的最高水平，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大量的稻壳。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火耕水耨”的耕作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另一方面，黄河流域畜牧业发达，有着北方独特的游牧文化;而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渔业发达，渔猎文化丰富，曾出土大量鱼骨和捕鱼工具。长江流域被《史记》描绘为“饭稻羹鱼”，长江三角洲也有着“水乡泽国”的美称。
就历史经济发展而言，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时间较早，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稍短。秦汉以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黄河流域地理位置优越，许多强大的统一王朝将核心统治地区控制在黄河中下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自隋唐五代起，由于政权频繁更迭，北方战乱不断，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北经济差距逐渐缩小，及至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逐渐完成，南宋政权迁移到东南地区，长江流域的人口数量一度超过北方，正可谓“苏湖熟，天下足”。
就科技與学术成就而言，黄河文化注重自我发展，长江文化注重开放吸收。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于黄河流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黄河文化的发展方向，春秋诸子大多诞生于黄河流域;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都诞生于黄河流域，对世界文明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黄河流域的成就多集中在中原地区内部，而长江文化不仅自我发展，还积极吸纳周边先进文化，即使在闭关锁国的清朝，长江流域的对外交流也从未中止。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迅速涌入长江流域，长江文化客观上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内容[11]。长江文化从不间断地与其他优秀文化碰撞融合，在兼容并蓄中繁荣发展、日趋成熟。如果说黄河文化更多的是北方的雄浑粗犷，那么长江文化则平添了江南水乡的文雅秀丽。
大江大河流域灌溉水源充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使得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多集中于大河流域。长江文明和其他大河文明类似，早期都是以原始农业文明为特征，逐步表现出地域特色。长江文化与其他世界大河的文化体系相比，独特之处包含以下几点：
首先，长江文化融入了中国独特的革命文化与红色文化。近代以来，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战争都对长江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有着大量的革命旧址，也诞生了多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朱德、陈毅、李立三、聂荣臻、徐特立、陈延年等。万里长征数次经过长江，长征精神成为近代长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长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结合。长江是一条铭刻着华夏印记的河流，流淌着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建设长江文化产业带，必须坚持以区域内的传统文化为根本依托，形成一批既保留传统文化的特色与风格，又能够适应现代审美标准与情趣的文化艺术产品，以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促进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长江文化深受现代商业文化影响，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迅速发展。
第三，长江流域地势复杂，内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相比目前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其他流域文化，流经鹿特丹等工业区的莱茵河较为平缓，近三分之二通航里程可以行驶万吨海轮;流经莫斯科等大都市的伏尔加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而长江干流横贯东西，支流辐射南北，地形格外复杂，长江文化以河谷型文化为主，兼具山岳型文化、海洋型文化的特征[12]，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兼容性。这也间接导致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长江流域的规模效应并不够明显，上、中、下游经济发展差距较大，资源集中于上海、江苏、浙江、重庆等大城市。此外，长江的上、中、下游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点，多地区、多民族的文化构成了长江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后，长江流域面临着过度捕捞、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使得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承载力濒临上限。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当前长江文化发展的新主题。
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建设绿色生态廊道”作为任务之一。《意见》指出：“顺应自然，保育生态，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力度，加强流域生态系统修复和环境综合治理，稳步提高长江流域水质，显著改善长江生态环境。”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有利于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这为长江经济带进入绿色发展的新时期奠定了基础。
绿色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说，绿色文化是人类与环境和谐相处、使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既涵盖精神层面也囊括物质层面，包括生态意识、可持续发展理念、环境美学、生态哲学、生态艺术、生态旅游、绿色运动、绿色产业、生态工程、绿色企业等。从狭义上来说，绿色文化大都是以绿色植物为标志的文化，诸如森林文化、林业文化、草原文化等[13]。为了更好地发挥绿色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的引领作用，应以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广义绿色文化作为长江经济带绿色文化内涵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