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阶段性特征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社会矛盾是中国国情的一个方面，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每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都有其特殊的社会矛盾。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厘清中国在建国以后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只有通过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到社会前进的方向。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4—0006—0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经过军阀割据时代和蒋介石统治时期，最终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阶段，走了一些弯路，经过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放眼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经历了与中国同样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哪个国家有与中国一样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而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说，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不同，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中认清形势，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正确掌握我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社会矛盾，其中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城乡矛盾等等，但是在这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主要矛盾可以归为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状况持续了一百多年时间。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这6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我国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呈现出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发展变化过程。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确立起来。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中国已基本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剥削阶级。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确立了主体地位，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此时的中国经济文化仍然落后，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客观上需要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革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时期由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敌我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来论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也就是一些基本的矛盾关系。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1]44。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全面分析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及时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工作重心转变的战略决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
1957年2月2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全面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报告，在马克思中国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报告中毛泽东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矛盾，其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214。其次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1]213。再次主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完善加以解决。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矛盾的解决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1]213—214。同时，“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1]215。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1]204—205而社会主义社会大量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敌我矛盾，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以及用不同的方式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3]99—104。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思想贯彻到底，而是脱离开了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张，将阶级矛盾扩大化，最终导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初期，虽然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没有根本改变，人们生活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这里有我们党的社会建设缺乏经验的原因，有受西方强国封锁的原因，但也是与毛泽东错误地把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忽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相关。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客观的看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181—182根据这一论述，我党和国家开始集中力量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于我们党以改革开放作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的重要途径。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二阶堂进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113这是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变革。”[5]135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5]370。
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解决旧的矛盾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首先，过于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社会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相对于世界许多国家来说，处于落后贫穷的地位，急需进行改革，推进经济的发展，要求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并且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广泛、复杂和突出的历史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出现了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利益群体之间为了争夺利益，使得问题扩大，矛盾激化。同时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引起人们价值观方面的变化，集体主义观念减弱，个人意识膨胀，引发相应的社会矛盾。可以说社会矛盾的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三农”问题、劳资纠纷、行政执法、医患纠纷、环境污染等，并且由局部性矛盾扩散为全国性问题，问题的性质也日趋复杂化。社会矛盾的冲突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有时单一个体性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其次，中国的发展极不平衡。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6]5，导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并突破了合理的界限，这使原有的城乡矛盾、区域矛盾和利益矛盾尖锐化，例如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发达的城市，不但造成了耕地面积的减少，还为城市的发展、资源的配置带来一定的压力，不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这种不平衡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客观性、合理性和积极性的一面。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不仅可以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还能使先富带动后富，实行共同富裕。只要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就必然出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就要求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不可或缺，在这种不平衡的刺激下，还可以形成竞相发展的局面，导致活力倍增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带来动力。我们应该正视和承认发展不平衡这种客观现实，但又不能以此否认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正确方向。虽然这些矛盾在一定时期内还有生长的空间，但是这是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第三，干群矛盾日渐突出。与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中起飞阶段的社会矛盾相比，中国社会矛盾中干群矛盾比较突出这一现象是很不相同的。由于中国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人民往往对政府有种惯性的依赖，干群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干群矛盾便会激化，甚至酿成严重事件。有些干部由于受利益驱使，存在贪污腐败现象，或者有些基层干部“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粗暴，会让人民对其产生不信任感，甚至是敌意。当今信息资讯发达，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很容易被集中报道甚至是放大，干群矛盾日渐突出，一旦处理不好，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厌恶情绪，如若这种情绪被利用，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影响社会稳定。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发展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提出，我们可以将1978年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这个阶段界定为前改革时代，科学发展观提出以后的时期可以界定为后改革时代[7]14。后改革时代面临着前改革时代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又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首先是民生问题与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于基础民生问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民生问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基础物价飞涨，房价高居不下，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防止物价增长过快成为了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虽然实行了全民医保，出台了小学学费全免的政策，但是“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有不少农村老人面临着养老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源自民生方面的社会矛盾必然会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