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

根据国家关于剥离“不良债权”的政策，各大银行按照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将“不良债权”剥离出来，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根据国家关于处理“不良债权”的政策，按照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再将该“不良债权”以极低的对价转让（出卖）给受让人。近年来，各地均有一些“不良债权”的受让人，以种种借口起诉当初剥离“不良债权”的银行，要求人民法院判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多数法院能够正确把握债权转让的本质，未被某些错误观点所误导，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正确判决，维护了当初剥离“不良债权”的银行（和广大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但也有个别法院作出了错误判决，使“不良债权”受让人的目的得逞，使银行（和广大存款人）合法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特撰本文，为审理此类案件的法官提供参考。

案例：甲公司1997年4月17日向农行借款170万元，逾期后仅还30万元；1999年9月7日签订新借款150万元的借款合同，借新还旧，甲公司出具150万元借据，农行出具已归还140万元本金和10万元利息的“还款凭证”。2000年5月农行向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贷款，因1999年的新借款合同未到期，与甲公司商定恢复97年借款合同，废除1999年新借款合同（但甲公司未向农行返还“还款凭证”），重新签订140万元借款借据，以此作为剥离不良贷款的债权凭证。然后农行、长城公司和债务人甲公司三方分别在《债权转让确认通知书》和《债权转让确认通知书回执》上签章，共同确认转让1997年借款合同140万元债权，农行将2000年甲公司重新出具的1997年借款合同的140万元借款借据，移交长城公司。此后长城公司将该债权以26万元代价转让给原告。原告起诉甲公司要求清偿140万元债务时，甲公司出示（已作废的）1999年农行出具的“还款凭证”，声称该笔贷款已经归还。原告即以农行的行为导致其受让的140万元债权不能实现为由起诉农行，一审法院判决农行向原告支付140万元及利息。

本案存在两次债权转让。第一次债权转让，发生在农行与长城公司之间。农行根据国家关于剥离不良债权的政策，并按照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将自己对甲公司的140万元“不良债权”转让给长城公司。此次债权转让一经生效，长城公司即取代农行而成为该140万元“不良债权”的新债权人，而农行即从该140万元“不良债权”关系中脱离出去。第二次债权转让，发生在长城公司与原告之间。长城公司将自己从农行受让的对甲公司的140万元“不良债权”，以收取26万元价款的对价再转让给了原告。此次债权转让一经生效，受让人原告即取代长城公司成为对甲公司的140万元“不良债权”的新债权人，而长城公司亦从该140万元“不良债权”关系中脱离出去。

显而易见，此项140万元“不良债权”经过两次转让之后，其债务人仍然是甲公司不变，其债权人已经由农行变更为受让人原告。原告当然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甲公司，要求清偿该140万元“不良债权”。受让人原告既然以26万元对价受让该140万元“不良债权”，当然明知即使人民法院作出自己胜诉的判决，该项“不良债权”也不太可能获得清偿或者获得全部清偿。如果该受让人是一个诚实商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理当自己承担一开始就明知的该项“不良债权”不能获得清偿的风险。

按照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及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受让而来的此项对债务人甲公司的140万元“不良债权”，权利性质属于“相对权”，仅在原告自己与债务人甲公司之间具有拘束力，而对于此外的任何人，包括农行和长城公司，均无拘束力。因此，无论原告能否实现对甲公司的该项140万元“不良债权”，均与农行和长城公司无关。换言之，农行和长城公司对于该项“不良债权”之不能获得清偿，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即使在该140万元“不良债权”的第一次转让，即农行向长城公司剥离该140万元“不良债权”中，存在足以导致债权转让无效的“瑕疵”，亦仅发生“债权转让无效”的效果。即农行与长城公司之间的第一次债权转让无效，长城公司与原告之间的第二次债权转让也因而无效。原告可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自己与长城公司之间的第二次“债权转让无效”，并将该项对甲公司的140万元“不良债权”返还长城公司，请求长城公司退还自己支付的26万元价款。这种情形，原告也只能起诉长城公司，绝无起诉农行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