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反教条主义的批评家

2008年，张莉像一朵奇异的花，突然绽放在当代文学批评界这个略显暗淡的花园中，灿烂夺目。这一年，张莉极有见地的批评文章在《新京报》、《大家》、《读书》等报刊遍地开花。让圈内圈外皆为之喝彩的是，这一年4月起，张莉在《信息时报》开设了“当代文学观察”专栏，以一个青年评论家初生牛犊的锐气对莫言、余华、毕飞宇、贾平凹、迟子建、严歌苓、徐则臣、鲁敏、乔叶、葛水平等作家作品与文学期刊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与追踪，显示了作为评论家的张莉对文学深刻的感受力和强劲的判断力。

毕飞宇说：“2008年，张莉突兀地、清晰地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她的身姿太迅捷了，给人以异峰突起的印象。其实，所谓的异峰突起，实在是一个假象。张莉早就在那个高度上了，是我们在事先没有看见罢了。”（毕飞宇：《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虽然张莉在2008年“突然而至”，但在毕飞宇看来，张莉并非是那种为做批评家而做了“有意义的学术准备”的批评家。张莉是“另一类”的批评家——他们一直在读，已然具备了极好的学养，却并没有“做作家”或“做批评家”的打算，他们并没有把“做作家”或“做批评家”当成自己的“工作”或“人生大计”。他们天生了一颗文学的心，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在意的是一些朋友、一些问题、一些交流，而不是文学。他们具有洒脱的天性，认准了文学是辅助人生的，他们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合理的宽度、深度和光洁度，他们便选择了文学这么一个“方法论”。他们可以一头栽进去，也可以随时放下来。无所谓的。（毕飞宇：《2008，突然而至的张莉》，《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毕飞宇火眼金睛的判定我极认同。或许，作为“女学生与文学女青年”，文学批评只是张莉介入当下生活的“方法论”。

只是，作为评论家的张莉，注定了要与女性文学研究结下善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时，张莉在旷新年、解志熙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对“女学生”这一群体产生研究兴趣。博士阶段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跟随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学习，之后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做博士后与一直关注性别研究的乔以钢教授合作。多年师从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她以现代女性文学研究作为学术起步亦是必然。

从张莉五年来的文学批评实践看，张莉的文学批评之路分为两大块，即女性文学研究和对当下文学的关注。但无论哪一个场域，都显示了张莉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才情。她一直强调的是对作品的体悟力和感受力。她说，“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但是，我反对教条主义，我反对文学批评里充溢大量的僵化的理论词汇。这会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只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阅读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是否真的被打动则完全被人忽略。”（张莉：《以人的声音说话》，《文艺报》，2011年9月19日）。

张莉的表态，本应是文学批评者所应遵循的常识，但遗憾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不少文学批评者仅仅依靠西方文学理论来生硬解读中国作家和作品，完全忽略差异性，“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盛行。从我对张莉的阅读看，张莉不是为了拔高自己而刻意高扬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而是一直将之作为自己的批评信条。无论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还是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张莉一直坚持从文本出发，以自己的阅读感受来面对作家作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张莉正如她自己所言，是一个反对教条主义、充满活力的批评家。

一、 现代女性写作者的身份生成史。

阅读完张莉的《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一书，我感觉到，抛开女权主义冷冷的诘问，冷静地将女性文学从现代文学史中剔出来，尤其是将“浮在历史地表之前”这段“既丰富又模糊、既隐秘又诱人的空白页”刨出来，无论对整个文学史的完善，还是对第一代女性写作者价值和意义的重新评估，都有积极意义。

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第一批女性作家“浮出”之后的经历、创作等作了全面系统的概述，颇有见地；但这批女性作家是如何在晚清到民国这段风起云涌的岁月中“浮出”的，却依旧沉在历史地表之下。张莉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将孟悦和戴锦华留下的缺口补上了。张莉对冰心、庐隐、凌叔华、丁玲、张爱玲等一大批女作家是如何“浮出”的做了详实的勘测，通过对第一代女作家从家庭走入学校，进而成为社会人的生活史、教育史、写作史，逐渐将“浮出”前的萌芽、生成、长成做了详尽的描述。

对于《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一书，不应仅仅将其看成是对女性文学生成发展的线性描述，它是从发生学的意义上，以一种回到历史现场的“还原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深挖之前女性文学研究所未及关注的问题；通过对晚清至“五四”以来大量史料的辨析，还原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这样的研究试图让历史本身开口，不仅真实可信，更能让被遮蔽的历史重新大白于天下。“这是中国现代语境下妇女写作者出现的一种可信的历史考察。”（王保生：博士论文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评审意见》）。

在《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后记”中，张莉提到了导师王富仁对她的教导：“他提醒我做研究要尊重历史语境和自我感受而不是从理论出发，他提醒我文学史上对于作家的认识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遮蔽。他强调研究者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希望我用自己的方式思索和写作、不能盲从和偏信。”《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的确没有被固有的研究和理论成见所遮蔽，而“进入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身份生成与发展历史性的描述中。”（王富仁：《代序：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第4页。）。

自“五四”兴起女性文学研究至今，已经形成了三波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舶来品，主要是以西方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来观照中国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的。然而，中国的现实国情和西方是有霄壤之别的，完全依靠西方的女权主义或女性文学理论来阐述中国的女性文学问题是行不通的。正如王富仁所说，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是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规定，而必须回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和理解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须在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现实的基础上感受、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王富仁：《代序：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张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