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笔付心更看花

钱虹。

许杰先生是我20世纪70年代末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最早认识的著名作家，比施蟄存先生还要早一些。他那时已经快80岁了，个子不高，却鹤发童颜，穿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见到人总是笑眯眯的，露出弥勒佛般慈祥而又和善的笑容。我于1978年初春怀揣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进入丽娃河畔的这所著名大学中文系求学。不久，就在美丽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见到了这位和蔼可亲的白首老人。他不像徐中玉先生，总是步履匆匆;他在校园里不疾不徐，一副闲庭信步的样子，遇到熟人跟他打招呼，他便颔首回应，笑脸相迎。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清晨5点即起床，去长风公园银锄湖边散步，几乎要走十里路。难怪他耄耋之年仍然身健步轻，耳聪目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先生中颇多长寿者，如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这跟他们每日坚持走路散步的习惯以及淡泊宁静的心态是分不开的。

初识许先生。

进校第一学期，由冉忆桥老师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冉老师是孔子的学生冉有的后人，冉有是孔子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在孔门中以善于处理政事著名，孔子称其“可使治赋”。冉老师讲课出口成章，我们听得都十分入迷。课间她提及文学研究会会员、乡土文学作家许杰先生，并告诉我们许先生就住在华东师大二村。不久，我在图书馆看到了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其中收有许杰先生的小说《惨雾》《赌徒吉顺》（影印件）。茅盾先生在该书的《导言》中说“许多面目不同的青年作家在两三年中把‘文坛装点得颇为热闹了”，并提及“也有以憎恶的然而同情的心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如同许杰）”，我便对这位以表现浙东乡村悲剧见长的名作家更为钦佩了。

许杰先生的中篇小说《惨雾》，发表于1924年《小说月报》，描写相邻的环溪村与玉湖庄乡村农民之间为了利益与财富的原始性械斗，使人看到宗族观念与封建宗法制度的纠合及强悍好斗的习俗被利用的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这是一个权利和财富的冲突;因为他们看重它，正如一座国际的矿山。”全篇结构谨严，情节紧凑，人物生动，艺术感染力很强。比如描写那条隔开两个村庄的始农溪，“无情的溪水，因为距离它的发源地不远，还带有奔暴的气概，在东冲西决的奔腾，差不多每日都要改换它的故道，践踏我们的田地。现在流到我们的屋下了。”这溪水本就是当地强悍奔暴的原始民风的象征。难怪茅盾先生誉之为“那时候一篇杰出的作品”“结构很整密”“全篇的气魄是壮雄的”。

还有《赌徒吉顺》，作者敏锐地扣住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迅速半殖民化给浙东农村带来的农民心理和道德观念的变迁，塑造了与鲁迅笔下不同的另一种浙东农民的典型形象和性格，其中还反映了类似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浙东“典妻”陋习，不过“他的天台县的背景给他带来更多的粗犷的风格”。

他还写过《出嫁的前夜》《台下的喜剧》《的笃戏》等乡土小说，都是反映其故乡浙东风土人情的。这些小说，使他成为茅盾先生赞许的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

首招研究生。

我们进校后，或许是许杰先生年事已高，他没有给本科生开过课，但他给我们做过一个关于鲁迅的散文诗《野草》的讲座，至今印象深刻。1970年代末，大约是我们大二下学期，他和钱谷融先生合招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之所以合招，因为当时钱谷融先生的职称还只是讲师，不能单独招收研究生。1957年钱先生发表了《论“文学是人学”》挨了批判，一直当了38年讲师，后来他是1980年从讲师直接晋升教授的。当时有好几位文学功底深厚的同窗跃跃欲试，参加研究生考试，结果我们1977级仅录取了2班的王晓明，其余录取的5位都是外校考入的，如许子东、戴光中、曹惠民等，他们6位成了我们这个专业研究生中首届入学的大师兄。当时，许先生和钱先生名下各有3位研究生，许先生名下的几位年龄相对大一些。当时他已年近八旬，仅招了这一届后就停招了。钱先生相对年轻些，那一届几位研究生的学业主要都是钱先生管的。

1980年代初，复旦大学尚无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权，所以他们第一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毕业之前，是到华东师范大学来申请硕士学位的。许先生停招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一直由钱先生招收硕士研究生。1987年之后他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后来以小说《江南三部曲》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格非（刘勇），是钱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关门弟子之一。

1982年初我本科毕业留校后，先是在校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于1983年考上钱谷融先生的研究生，每隔一周便去华东师大二村钱先生家上专业课。那时，许杰先生和钱先生指导的第一届研究生已经毕业。许先生待人宽厚仁慈，他的研究生中有一位探家返沪时，丢失了钱包，正着急上火，许先生听说后立即取出二百元，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他的另一位研究生毕业后仍在学校帮许先生整理回忆录。钱先生就对我说，许先生年事已高，你去问问他是否需要帮忙，他如果需要借书，你就帮他跑跑腿。因此，我去过几次许先生家。

钱先生还让我给许先生送过两次他新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文学的魅力》。我读研期间认识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郇玉华女士，她非常喜爱钱谷融先生的文章，在我牵线搭桥下，她终于向钱先生组稿并出版了包括《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在内的这本《文学的魅力》。书出版后，钱先生特地签了名，嘱我送去许先生家，请他指正。

落难数十载。

钱谷融先生对许杰先生非常尊重。我曾听他说过，他的那篇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其实是许先生鼓励他写的，并且题目也是许先生改定的。该文50年后获得华东师范大学唯一的“论文原创奖”。1952年华东师范大学组建时，钱谷融先生从上海交通大学调入，本来要他担任校图书馆馆长，钱先生说自己不擅行政事务，只愿教书，所以就到中文系当了讲师。许杰先生原为复旦大学教授，此时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他又是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1949年6月，许杰先生应邀赴京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第一次文代会。同年，他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还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民盟副主委、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理事等要职。1956年，他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去讲学，在北京待命时，应邀出席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出席了这次会议。合影时许先生站在毛主席的身后，毛主席还与他握了手。

深受鼓舞的许先生立即返回上海，作为系主任的他积极发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行动起来，大鸣大放，迎接文艺界学术界的春天的到来。钱谷融先生正是在他的一再鼓励下，于1957年初写出了那篇长达3万字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学术文章，并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宣读此文。钱先生说，我的文章本来叫作《论文学是人学》，不加引号的，许先生看了以后，替我加上了引号，说“这样有个挡箭牌”。意思是万一有人追究，有引号就成了对苏联作家高尔基原话的引用了。这篇文章1957年5月刊发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上。据说，编辑姚文元（后来的“四人帮”之一）本来很欣赏钱先生的这篇文章，但发表时风向变了，反右开始了，姚文元像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一样，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上了“编者按”，变成抛出的批判材料了。此后，钱谷融先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人生代价。而作为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则与施蛰存、徐中玉教授等一起，成了上海高教系统的“大右派”。在十年动乱中更是受盡折磨，难逃厄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和教授待遇。

1980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与许杰先生成了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动，年近九旬的他也拄着拐杖来了。教研室其他老师，如王铁仙、陈孝全、冉忆桥、王晓明等教研室同仁在一起合影留念，我的影集里有我们与许杰先生的唯一的一张合影，弥足珍贵。当时年轻的我担任教研室秘书，所以又为填表格和需要签名等琐事去过许先生家几次。在他家的走廊上，我看到有好几百册新出版的《许杰散文选集》堆成小山状，是因为出版社要作者“包销”的缘故。我曾问过他，是什么时候加入五四时期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他说，是1925年，当时因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惨雾》《赌徒吉顺》等作品，受到茅盾先生的赞许，所以就被“吸收”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了。

“硬气”台州人。

许杰先生是浙江台州人。1901年出生于天台县“清溪落雁”之畔的清溪村的一户贫苦农民之家，靠着刻苦自学，从小学教员而成为著名作家、大学教授和文学评论家，并载入剑桥《世界名人辞典》。他一生从事教育与写作。早年曾在浙江台州、宁海等地中小学任教。1926—1927年间，他曾在上海编辑过《华侨努力周报》，并在此刊物上发表了《梦中》《深夜》《和平》及《督办署的候差员》等小说，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和生活侧面，集中揭露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引发人们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变化，在表现手法上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手法，着重于人物心理刻画。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曾遭到逮捕，后经保释出狱。1928年春，他奉命去宁海中学任教导主任。因农民暴动失败，学校被迫解散，他遭到通缉，不得已只好“下南洋”避难。抵达马来西亚后，他在吉隆坡担任华侨《益群日报》总编辑，利用副刊《枯岛》和《南洋青年》，宣传中国新文学运动，团结和培养了一批华侨和土著文学青年，并创作了以南洋华侨反帝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散文，在当地被誉为“国语之父”。只因奋笔撰写了上百篇揭露殖民主义罪恶的社论，他多次被马来西亚华民政务司传讯，无奈不得不于1929年11月辞职回国。

此后，他一直辗转执教，如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直到1950年代初调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为母校创建中文系后第一任系主任。1970年代末，许杰先生的错案得到了平反。耄耋之年的他，老当益壮，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外，勤奋笔耕不辍，还陆续出版了《许杰散文选集》《许杰短篇小说选集》和研究鲁迅散文诗的《〈野草〉诠释》。1983年，长篇文学回忆录《坎坷道路上的足迹》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1990年初，90岁高龄的许杰先生又出版了《许杰文学论文集》。晚年的他曾写过一幅墨迹送友人，其中写道：“万叶余晖映晚霞，晴空极目数江鸦。溪山岚定风光好，彩笔付心更看花。”。

许杰先生宅心仁厚，慈祥友善，在我的记忆里，他也有台州人“硬气”的时候。一次是1980年代中，我听教研室其他老师说他有个女儿尚在农村插队，或许是因为在当地成了家，还未能回城。当时许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和教授，完全可以凭借他的崇高威望让他在乡下的女儿回到上海，但年逾八旬的许先生就是不肯向组织上开口提要求。当时，在乡下的女儿颇有怨言，许先生坚持认为自己不能做不符合政策的事。直到很久以后，他的女儿才上调回城。

另一次就是1980年代末与他聊天时，不知怎么提到了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的那篇《论“文学是人学”》文章，他跟我说：你的老师很有才气，那篇理论文章写得很好，具有正确性和针对性。当年批判我时我这样认为，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认为的，几十年观点不变。这同后来钱先生跟我说的几乎异曲同工，他说自己被批判多年，做了38年的讲师，但从没后悔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看来这两位外表随和慈祥的先生，骨子里都有一种“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文人的执着和硬气。

1993年9月25日，许杰先生因突发脑出血于上海逝世，享年93岁。是时，五四女作家庐隐小说《海滨故人》中的原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原副系主任程俊英教授，也以93岁高龄几乎与许先生同时离世。10月5日，他们两位文学前辈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同时举行。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垂着一副挽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我想，这副挽联送给许杰先生，是再合适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