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与民盟在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合作及其启示
付云燕?韩敬瑜。
【摘 要】 文章解析了在1946年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中国共产党与民盟能否合作的可能性。阐述了双方在政协会议过程中的合作，从会议之前双方的合作，中共与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中的五个议题的讨论等问题上的精诚合作，概述了双方合作产生的影响。总结出双方合作产生的启示：理性对话、积极争取、共同参与，才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民主的落实最终需要依靠制度的保障。
抗战结束后，各党派在重庆召开了政协会议，史称旧政治协商会议。这次政协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各方代表及社会贤达共同“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等方针大计”。[1]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联合民盟同国民党作斗争。……这就开创了民盟与中共政治合作的先例 ” 。[2]。
中共与民盟能否合作，其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存在一个共同合作的基础，即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那么双方是否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呢？让我们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1、中共方面。
最初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中共更倾向由国共两党直接谈判解决问题。毛泽东曾经在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提到：“政治会议实际上是一个对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3]如果从这种立场出发，中共似乎便没有了与民主党派在政协上合作的必要了。但是，在周恩来重新回到重庆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国共双方停战的实现、国际态度以及国内舆论的转变等，使中共敏锐地洞察到政协已经不能只看作教育各民主党的中介了，于是修正了前面对于政协会议的估计。中共指出：“如果政协会议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我们准备提出的纲领就应该更实际一些，简单一些。而不是为了宣传”。[4]正是由于中共对于政协会议的重新定位，使得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有了合作的可能。
抗战胜利后，国内呼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民盟及各民主党派而言，一方面他们以人民意愿的代表自居，极力主张召开政协会议，还政于民。另一方面，政协的召开可以商谈民主政治问题，这也是各民主党争取自己政治权利的好机会，而如果重庆谈判只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谈判，将自己排除在外，那么将无法体现自己的权利，所以他们也想通过政协来实现各自的利益。
3、成员构成方面。
对于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名额，周恩来曾作过一個精辟的分析，说明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周恩来指出：“观此阵容（指参加政治协商的代表成员），国民党并不能得到压倒的优势。以青年党作为国方与党算，国方得确定的十三人，我方加上郭沫若、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亦得确定的十一人，但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方。而国方内部在省制上，亦有分歧，故国方不如我整齐。至其他十四人，目前居右者四人，居左者四人，余六人居中。若以赞成民主与否来分，则君主派不如新旧民主派占优势”[5]。这就是说在民主问题上，除中共外的其他代表还可以进行重新的划分，因而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也是有合作的可能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共与民盟及各民主党派确实存着共同合作的基础，因而双方在政协会议上实现合作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双十协定》中初步规定了政协会议的代表分配方式，即“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四个方面各产生代表9人”。[6]但是不久以后，国民党考虑到民盟可能会与共产党结成同盟，这样，国民党在会议上就不可能占优势。为了使自己及其拥护者在会议上能占多数，以便操纵会议，于是采取了卑鄙的伎俩。一方面，妄图收买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等，拆散民盟，分化民盟代表团;。
另一方面，拉笼青年党。青年党原隶属于民盟，并非独立单位，亦无法拥有参与政协的代表名额，而国民党为在会议上占据优势削弱民盟作用，特意拉拢青年党。当青年党向民盟提出了5个名额的无理要求时，遭到民盟的严词拒绝，竟决定以独立单位参加政协，而国民党此时则公开表示支持青年党的要求。为了击败国民党的阴谋，加深双方的团结合作，中共表示坚决支持民盟。周恩来等多次向民盟领导人表示：民盟原定名额不能减少，“希望民盟坚持这个意见”。[7]最后，经过反复协商：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参加政协会议，占代表5席，民盟占9席，中共让两席占7席，国民党让一席占8席，社会贤达占9席，再增加两个代表名额，共计38人。[8]。
综上可见，政协会议召开之前，代表名额分配的斗争是异常尖锐复杂的。正因中共顾全大局，既粉碎了国民党拆散和削弱民盟地位的阴谋，又使民盟深受感动，因而更增添了其对共产党的信任感，为双方在政协会议上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中共与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在政协会议中的目标相同，互相合作。
合作主要体现在对五个议题的讨论中，即改组政府，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修改宪法草案及整顿军队。在对这些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不论是大会和小会，民盟和中国共产党总是事先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而且双方代表总是在晚上聚在一起讨论议题，合作得非常融洽。[9]。
（1）关于政府改组问题。这一讨论小组的焦点集中在国府委员中国民党应占半数还是多数上。国民党的提案是：在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将占四分之三的多数，并且政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表明国民党高于政府的党制法统依然存在。[10]。
中共的主张是，政府要有一个共同的纲领，主席决定需由会议通过，要有人副署，不能有紧急处置权。中共的这些主张打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使其企图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阴谋不能得逞。
民盟是非常同意中共的主张的，罗隆基代表民盟发言时尖锐地质问国民党代表：“国府委员须经国民党中央通过，是否要向国民党负责？增加政府委员是整个国府委员会议组重选还是只补充？如果是后者，根据1/3建议，2/3否决的原则，则党外委员永远难有建议权，更谈不上否决权，国府委员如方案所言为政治指导机关，‘指导似谈不上，‘决策，国府委员会没有用人权，决策如何保证其实施，对政府委员弹核问题如何解决？主席紧急处置权如何限制？而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等于今天的国府委员会” 。[11]。
他以法学家的身份，对于国民党的质疑颇为有力，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其维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经过反复争论，国民党被迫作出了让步，对国府委员会进行改革，保证了中共和民盟及其他进步人士在国府委员会中有可能争取三分之一的否决权。
（2）关于和平建国纲领。这项议案围绕的焦点即为在宪法颁布之前如何施政的问题。在董必武提出了一个32条款的方案之后，1月16日，中共代表团又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包括十个方面的内容。民盟代表章伯钧发言，大致赞同董必武所提的条文，民盟代表张申府在发言中也强调应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共同纲领，同时共同纲领的条文不可太多，应概括总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事项。[12]。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党也同意中共的意见，认为很切合需要，可以作为讨论的根据，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与中共草案有相通之处。这说明，周恩来在政协会议前对于代表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合理的。国民党同青年党之间也是存在缝隙的，可以为我所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也不便反对，遂提出可以以中共所提出的《抗战建国纲领》为蓝本，最后形成了《和平建国纲领》。[13]。
（3）关于宪草修改原则。“五五宪草”（1936年5月5日，国民党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因公布日期是五月五日，遂称为“五五宪草”），[14]是根据所谓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五五宪法”精神而来，它的核心是实行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民盟主张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共出于抑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考虑，同时考虑到解放区政权的解决，所以支持民盟的主张。[15]吴玉章还表示：“我们主张省为自治单位……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16]中共之所以提出要实行省自治，是为了能够保留中共的解放区的完整性，抵制国民党对于人民解放区的蚕食。在中共和民盟的共同压力之下，国民党被迫同意政协会议组成新的宪草委员会，审议修改“五五宪草”，最后采用了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所设计的“偷天换日”的三权分立政体及地方自治原则。[17]。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在中共与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下，会议不仅取得预期效果，而且对于国民党独裁统治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对合作的各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中共通过这次合作，既展示了自己愿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意愿，也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姿态，更深化了民主党派对中共的了解，为日后双方的合作作了良好的铺垫。
第二，民盟及其他各民主党派通过与中共领导人的合作，认识到了中共顾全大局，为了友党而甘愿牺牲自己利益的崇高风范。也使他们认识到，要反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维护自身的利益，就必须与中共合作。
第三，国民党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得到了一些利益，但是他的独裁反动嘴脸已经暴露无疑。事实上，国民党是不会改变他的独裁反动本质，这可以从“较场口事件”，从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从发动全面的内战上得以体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让民主党派深深失望的同时，也进一步认清了其真实面目，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方向，最终与中共一同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这场七十多年前的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作，对于今天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仍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正是双方在旧政协会议上的友好合作，才有了共同筹建新中国的努力，才有了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最终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起点。人民政协会议更是发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基本形式之一，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理性对话、积极争取、共同参与，才能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各党派、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参与，旧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合作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典范效应。理性对话、积极争取、共同参与才能解决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难题，而这恰恰也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因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扩大协商民主。
第二，民主的落实最终需要依靠制度的保障。重庆政协会议上的合作为中共与民盟的后来合作提供了新的范式，《共同纲领》的制定从制度上为新中国的成立保驾护航。可以说，没有制度保障的民主是不牢靠的，正因如此，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决定之中，着重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8]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说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必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6] 赵锡骅.民盟史話1941——1949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41.
[2][8] 宋春，刘志超主编.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 [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5.159—160.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9.59.
[4][11][13][15] 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五册[M].中华书局，2000.144—154.
[5][10][12][14][16][17] 邓野.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71—298.
[7]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212.
[9] 李世平主编.中国现代多党合作简史 [M].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173.
[18] 作者简介】。
付云燕（1983—）女，汉族，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工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
韩敬瑜（1980—）男，汉族，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工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