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明：最耐读的是人:周玉明
她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人，作为一个记者，她是一个有良心的，有高度责任心的记者，她的新闻点是深入到所有层次人的心里面的；她热气腾腾是因为随便什么人，她都愿意帮忙；她的作品是有温度的，用她自身的热情把别人也点燃了。
在四十多年的新闻实践中，周玉明有大量优秀的作品问世，她执着，她充满着不平则鸣的正义感、悲天悯人的情怀，她被余秋雨先生誉为“上海都市的良知”。
她对朋友的友情和对他人心灵的真情表达，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凡是被她采访过的人，都成了她的莫逆之交，乃至生死之交。
她的文字激情如火，才情如画，深情在心，她既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又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她的作品具备了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双重优势。
她用自己的笔最真诚地记录各界优秀的尤其是文化艺术界的名家大师，她被誉为“最耐读的人”，而她笔下的人更是最耐读的。
“于无声处听惊雷”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人们都心有余悸，在这想说而不敢说话的时候，周玉明在《文汇报》的小角落里，发现一个像火柴盒一样大的广告，就是说有一出剧叫《于无声处》，在工人文化宫小剧场演出，周玉明就很好奇，到了剧场，被安排挤在后面一排角落里，她真是流着眼泪看完整剧的，因为喊出了人民内心想说的话。
散场的时候，周玉明马上冲到后台，一把抓住了导演说“你们导出了一出好戏，我要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上海出了一个好戏!”周玉明就把导演、编剧、演员都召集起来在后台，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说出来怎么会有这么一出戏的？怎么排出来？是怀着怎样的激情？怎样的心情？每人说了一通，回去以后周玉明睡不着觉了，连夜一气呵成写了4000字的《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二天，总编辑马达看了以后也激动了，然后他自己去看了这出戏。
他跟这个戏中的人物产生了共鸣，拍板刊发，发完了还不过瘾，居然拿出极大的魄力，让《文汇报》登剧本，因为全国各地都有来信了，说要排这出戏，到上海来看，然后再演，希望《文汇报》能提供剧本。
马达说就因为发剧本，当时的《文汇报》发行量一下子涨到173万，老百姓觉得这份报纸，能说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周玉明看到了说真话的力量，从《于无声处》这件事情，她突然发现记者的良知、记者的正义感，是所有记者素质里面最重要的，记者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用人性的方式来采写你所写的人，用人性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写他们一切好像都顺其自然。
“生死全在音乐中” 钢琴教育家范大雷，在没有被报道之前，因为默默无闻，国务院的津贴拿不到，但是他的学生孔祥东、周亭在国际上都得了大奖，当时在学校他要评高级职称，可因为没有知名度，好像很困难。
周玉明参加了他最后的一个评审会，就在范大雷说到一半的时候，由于身体的原因他突然昏倒了，周玉明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架了下去。
可是范大雷不肯住医院，因为他的学生正在参加国际比赛，因为医院里没有钢琴，他不能教学生，他就在家里躺着教，周玉明知道以后心情特别沉重。
为什么国际上得金牌的体育健儿，他们的教练有时候还能得到嘉奖，一个搞艺术的，搞钢琴教育的，他的学生得了奖，但是他的待遇、他的处境好像并不是那么好，他付出的他付出了，可是他应得的却没有得到，周玉明更加难过，后来就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4000多字的通讯。
写完了以后，石中新副总编辑专门写了一个编者按，就是强调要关心这个默默无闻的背后的一些老师，反响非常强烈，在社会上一下子轰动起来了。
但是当天晚上，就在范大雷生日3月15日的那一天，47岁的范大雷走了，当时是凌晨三四点钟，周玉明流着眼泪马上写了《生死全在音乐中》，告诉天下的人，这么一个活在音乐中的人走了。
范大雷的尸体推出去的时候，孔祥东在抱着他，哭着说范老师还热的呢，孔妈妈就把蛋糕放在范老师的身上，说让他带着蛋糕走吧。
范大雷的学生顾国全，专门从美国赶来来看他，在范大雷的身后，把录音机键摁了下来，钢琴协奏曲响了起来。
因为范大雷生前说过耳朵是最后死的，就让他听着这首他最爱的曲子走吧。
在范大雷昏迷的时候，他的手经常做一个动作，弹的就是拉赫马尼洛夫第二钢琴曲，他一生就想，哪一天就像孔祥东这样，在舞台上，整个交响乐队为他伴奏，弹拉，但是他一生没有这个机会，他只教了学生!这给周玉明的印象太深了，音乐可以把一个艺术家的灵魂塑造成这样，生死全在音乐中，这让她很震撼，后来在《文汇报》发了一篇报告文学，叫《无言的辉煌》。
后来就成为每次教师节大家都要说范大雷的事，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教师，周玉明觉得从那开始，觉得如愿了。
“我不是娱记，我是文艺记者!” 娱记就是很热闹的那种赶场子的那种，好像好在没有人叫周玉明娱记，在她做记者的时候，她的眼睛，她的灵魂状态，她的耳朵，她的手，决不会是仅仅在娱乐上，是在艺术家的灵魂状态上。
一个记者自己的境界、自己的品位、自己所追求的风格，体现在发问上和在关注什么上，周玉明说，很多娱记感兴趣的事情她不感兴趣，所以她不是娱记。
周玉明一直信奉她的一个人生哲学，只要真诚，人性是相通的，周玉明永远在采访的时候，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自己该怎么写，一定要换位思考，用一个善良的心去写人。
吴冠中是一个大师，是一个画家，这是大家公认的，可周玉明就把他也当一个很普通的人来看，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有一次吴冠中得了焦虑症，摔了一大跤，在医院里面缝了好几针，周玉明就去看他，摸着他摔的地方，就说幸亏还没摔到里边，吴冠中说：“唉，现在我才知道梵高为什么要自杀？”周玉明就很严肃的坐下来了，说：“吴先生你也不过是个普通老头，为什么不能像我爸爸一样，你不创作，你身体不好，不能搞大创作，你就不能活着吗，你永远记住，哪怕你今天不能创作了，你可以去散散步，听听音乐，浇浇花，可以抱抱小孙子。
”他嘎嘎地笑，他妻子在旁边拍着手说，“哦，先生笑了，好几个月都不笑了。
” 周玉明永远定位在记者这个位置上，她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记者。
因为从18岁开始，周玉明的父亲在她进报社的那一天，就曾说过：“既然进了报社，笔杆子要硬，笔杆子硬了，腰板子就硬，腰板硬了，说话就响!”周玉明一辈子就记住了父亲的这三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