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驼峰之后（下）|飞越驼峰
中国军队在发起反攻前，各部队先在地图上标定出击路线，然后靠指南针定方向，边开路，边搜索前进，出其不意，突然出现在敌人飞机场旁。
当时，日军正在吃午饭，丢下饭碗就匆匆抵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军很快占领了整个密支那机场，并迅速进攻火车站，希望一鼓作气，渡江占领密支那城。
不料在攻打火车站前，我军在通过一片开阔地时暴露了目标，敌人发现我进攻部队并不多，便在车站拼命抵抗，伺机反扑，使我攻势受挫，进攻部队只得退守飞机场待援。
幸好新背洋机场迅即飞来滑翔机，将大量吉普车等军用物资及时送到，飞机又运来增援部队，巩固了机场的防务，准备再次发起攻势。
在这一两天的间隙中，日军也得到喘息机会，他们加强防御工事，企图顽抗到底。
战事遂成胶着状态。
我军用大炮轰、飞机炸、机枪扫射，日军阵地上的树木都被打光，地上的土也打得翻了个转，仍无法迅速突破敌人防线。
这样，战斗艰苦地连续打了近三个月，敌人损失惨重，除小股残兵败将逃离密支那外，守城部队全部被消灭。
是役我方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伤近万人。
战后查看敌人阵地，方知敌人掩体挖在大树根部，因有大树保护，掩体很难被破坏。
此外，密支那城外的伊洛瓦底江河堤很宽很厚，在河堤里挖掩体既隐蔽又安全，还有一些零星掩体，是在日军士兵进入后再将外边全部封死，不露一点痕迹，一般很难发现，但从掩体往外看，却一目了然。
这样的掩体杀伤力特别大，但封在里面的人也很惨，打密支那时正值雨季，雨水特别多，日本士兵下半身长期泡在水中，被俘时已奄奄一息，好些人下体已经糜烂。
但也听说有的日籍慰安妇还曾帮助日军作战，既可悲，更可恨。
据情报，敌人已将轻型坦克埋入地下，变成暗堡，欲据以死守。
我军吸取密支那一战的教训，改用钢铁战术，集中飞机大炮，对八莫进行猛烈轰炸，使日军无处藏身，故八莫之战，我军的伤亡就减少了许多。
我们乘坐用吉普车拉动的火车车厢出发，感谢吉普车的设计者想得周到，将吉普的轮距与火车铁轨轨距设计成一致，免去我们跋涉之苦。
车到卡沙，我们渡过伊洛瓦底江，翻过包德温矿区，直插西保（即细包）。
该地位于八莫到曼德勒公路的中间，在这里可以截断日军南逃的退路。
我们到达西保大约是下午四点钟，团部设在一幢破烂的民房里。
当晚，我与罗团副并排睡在地铺上。
半夜时分，突然，营地内枪声大作，闪光弹在空中乱飞。
罗团副见有情况，急忙起身查看。
我们刚刚坐起身来，还未离开地铺，一颗流弹飞来，正好击中罗团副的后脑。
虽经及时抢救，保住了性命，但却留下终生残疾。
那颗子弹离我只有二三十厘米，真是惊险万分。
事后查明，有３辆日军坦克躲藏在西保来不及逃走。
我们扎营时，疏于搜索，未发现敌情。
半夜时分，敌人企图逃走，遂引发枪战，我军及时用反坦克火箭筒，将敌坦克全部击毁。
六 在丛林中工作半年多后，我终于有了机会去印度加尔各答休假。
我先乘飞机去力多，然后乘火车到高哈蒂，转乘轮船到加尔各答。
回程则从加尔各答直飞缅北前线，假期约半月。
在缅北丛林中，见不到老百姓，没有商店，买不到生活用品，我虽然每月可领到150印度卢比的津贴，但有钱无处使。
如今有机会到大城市，大家都想买点东西，于是翻译官便成了采购员。
一到加城，住进百老汇大饭店，我生平第一次坐上电梯，感到很新鲜，给开电梯的服务员一次小费就是一卢比（相当于一美元，一般只给一个安纳就行），服务员连声道谢，以为见到什么阔佬。
住处饮食条件也不错，每天用餐五次，令人应接不暇。
走到大街上，看到岗亭上的交通警察胸前背后各绑着一块木牌，上写STOP（停），他用转动身子来指挥车辆、行人（那时还没有红绿灯指挥交通）。
公共汽车都是双层的，但车内上下层不通，要到车站才有高架站台供乘客上下。
最奇怪的是，有不少牛在大街上漫步，却无人干涉。
事后才知道，印度教徒把牛看成神牛，谁也不敢得罪它。
我曾请教过印度人，为啥他们崇拜牛？答复是：牛给人耕田、拉车、推磨，奶又给人饮用，所以每人都该尊敬（Respect）牛，不吃牛肉，但这并不是崇拜（Worship）。
与这种习俗相反，印度的穆斯林偏偏要吃牛肉，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不断，据说也与此有关。
在逛书店时，我买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名叫New China（《新中国》），书中讲朱、毛、周的故事。
有的译员还专程去加尔各答大学参观，受到热情接待。
关于采购任务，我也完成得不错，买了手表、戒指、衣料、钢笔等。
其中派克钢笔，在笔杆上镶有一颗白点，代表“Life Time”，意思是可以终生保用。
译员当采购员，也曾闹出悲剧。
浙江大学的章臣楹同学，就因代买的东西太多，拿回团部时，被军官们哄拿一空，以致物、钱、人三者对不拢。
他日夜计算一直理不清，久之造成神经错乱，终致不治，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印度的铁路很发达，我们乘坐的火车都是双轨线，但客车的各节车厢却不相通。
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印度人造反。
每节车厢均装有紧急停车的拉手，用红色标明，不许随便拉动，我们同去的休假军官，偏不相信，硬要去试拉一下，果然使运行中的客车立即停下。
马上，管事的英国官员上来查问，我们只得胡乱地跟他们吵――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在火车上，有机会与印度人交谈。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为了争取独立，圣雄甘地提倡不合作主义，主张用和平办法达到目的。
不少印度人却认为英国有飞机大炮，只能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得到解放。
在铁路沿线的输电线上，见到许多小鸟（袋鸟）纷纷在电线上做窝，密密麻麻地挂在电线上，使电线不堪重负，一直没有办法清除。
有一次我见国内报道，说是用鸡毛、鸡血粘在电杆上，可除鸟害。
为此我曾去信印度使馆，向他们介绍这个方法。
七 由于日军的破坏及美机轰炸，缅甸所有铁路、公路都被毁坏，几乎见不到民房，老百姓为了逃避战乱，纷纷躲进丛林中，一部牛车载着全家老少及仅存的一点家产逃来逃去，无处安身。
我随部队进到一些小城镇，看到许多盖着瓦楞铁的房子，远远看上去很不错，但走进室内，却看到屋顶全是枪弹孔，无法住人。
缅甸盛产大米，一年本可收二熟、三熟，而今稻田里却长满野草。
行军路过包德温银锌矿区，只见断壁残垣，许多大型机床只剩下破烂的铸铁床身。
我们曾驱车到曼德勒，这座昔日辉煌的皇城，仅存一片瓦砾，留有几尊铸铁大炮筒供人凭吊，我与一位姓荣的大公报记者站在炮筒上拍了照作为见证。
日军在缅甸滥发军用票，搜刮民财，败走后，全成了废纸，遗弃满地，老百姓却遭了殃。
日军败退后，丛林中留下不少营篷，地上撒满御箸、护身符和一些穿和服的日本女子照片，真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我看到过一些下身被水泡烂的俘虏，见到被迫参军的东京专科生俘虏，还看到许多日本士兵的尸体，说明日本人民亦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缅甸是个多民族国家，缅人、掸族人数最多，笃信佛教。
在北部山林中，住着山头人，系克钦族，却信基督教，由土邦治理，有所谓国王与王子。
战争摧毁了宗教文化，庙宇、教堂都变成废墟。
废墟里，写在菩提树叶片上的佛经撒满一地，玉石佛像残缺不全。
礼拜堂没了，但山头人仍能与我们同唱赞美诗。
因为王宫被炸毁，他们的王子也逐渐平民化了，还被请来做我军的向导。
他懂英语，所以和我们混得很熟。
第五十师原在滇西云南驿（属今祥云县，当时系空军基地）整训，隶属于中国远征军，原准备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与缅北我军夹击密支那日军。
出国时士兵只配备了中正式步枪（又称汉阳造，美国人叫它Generalisimo），后来经补充，又装备了轻重机枪、60迫击炮、81迫击炮及105山炮。
为了适合丛林战，又配发了汤姆式冲锋枪、卡宾枪，反坦克武器有平射炮、火箭筒（Bazooka）、枪榴弹（由步枪发射）。
据说，火箭筒在二战时属秘密武器。
外形像唱道情用的竹琴（一个空竹筒），射击时用干电池点火。
我有幸去试射过一次，感到没有后坐力，为了消灭暗堡中的敌人，我们使用了火焰喷射器。
部队有防化连编制，但未见过化学武器。
营长配备有手枪（子弹与冲锋枪的相同），有吉普车；营里配有战马及驮运山炮的非洲大骡子；有可以在公路上起降的双人双翼小飞机，用来指挥作战或运送伤员。
通讯器材除SCR―284收发报话机外，还有步话机（Walki―Talkie），每人发给弯头电筒（Flash light）供夜间照明。
部队给养，仍以大米为主，行军时发干粮（K Ration），天天吃牛肉罐头及洋芋（土豆）、胡萝卜合煮的炖菜罐头（Vegetable Stew）。
大家反映说想吃点新鲜蔬菜，基地便用飞机运来南瓜。
食用油系氢化植物油（植物油加氢后，成化猪油状），有时也供应腊肉罐头、蛋粉、牛奶粉、香烟。
校级以上官员加发水果、果汁、果酱等罐头，营养是足够的，只是不合国人口味。
部队文化生活很差，根本见不到国内报刊书籍。
曾在一处见到日军败退后留下的一台手摇留声机和大量唱片。
除日本歌唱片外，我们还发现了一张Light Cavalry（轻骑兵）和一张Spring Greeting（春的礼赞）唱片，虽已有些破损，仍被视作珍宝，不停地重复播放，算是打了一次音乐牙祭。
出了丛林后，政府派来一个歌舞队作慰问演出，节目有红旗舞、插秧舞，还有朱大嫂送鸡蛋等，大家看了非常高兴。
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副总指挥郑洞国，军长廖耀湘，师长潘裕昆。
抗战胜利后，这些部队立即被运往东北打内战。
后来五十师兵败吉林德惠城，潘军长转到香港寓居，曾联名声称拥护新政协。
郑洞国在长春起义，廖耀湘从沈阳突围时被俘。
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将军1920～1926年间曾任美驻华使馆武官，识中文，谙华语，自称中国通，据说能用筷子夹豌豆吃。
1942～1944年任中国战区蒋介石的参谋长及中、印、缅（CBI）战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领陆军中将衔。
密支那一役立有战功。
他不谙政治，欲进而指挥全中国军队。
主张把援华租借法案的物资分配一部分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引起蒋介石不满，请求罗斯福总统将他调回美国。
他于1944年10月返美，1946年病逝，蒋介石还送了一副挽联：“危难仗匡扶，荡扫倭氛，帷幄谋谟资擘划；交期存久远，忽传噩耗，海天风雨吊英灵。
” 尾声 我们这批随军译员，归当时的军委会外事局领导，局长叫杨宣诚（1945年后，改由何浩若任局长），湖南人，曾留学日本，系海军中将，精通英、日文。
1941年任职军令部二厅厅长时，截获日本海陆空军将大规模调动的情报，并及时通报美国。
不久又截获日本政府令其驻美大使馆马上销毁文件，并立即撤侨的重要情报。
我政府再次紧急通知美国，可惜均未能引起美国重视，致使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造成美国重大损失。
据说罗斯福总统曾指名要杨宣诚到美国工作，但蒋介石没有同意。
中、美、英、苏开罗会议时，决定日本投降后，台湾将归还中国。
当时，杨宣诚就向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在会议公报上还应加上把澎湖列岛也一并归还我国。
因为订立《马关条约》时日本人怕沙俄抢占澎湖列岛，所以在条约上规定，清政府除割让台湾岛外，还要割让澎湖列岛。
1949年杨宣诚去了台湾，后病死在台北。
2004年6月，政协《团结报》曾对杨宣诚破译“偷袭珍珠港情报”事有详细报道。
1944年，杨宣诚下令升任我们为三级译员，一年后我们又受到杨局长的传令嘉奖，说明当时上级对我们的工作成绩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
抗战胜利后，所有译员被集中到昆明，不是另行安排工作，而是被遣散。
闻讯后大家很是想不通，都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政府怎么现在就不要我们了！想当时，为了抗日，政府一声号召，我们积极响应，而今一声令下，便让大家走人，实在不合情理。
大家开会后，决定集体请愿，由此引发了一场译员遣散风潮。
最后政府决定提高遣散费，还答应一年后进行留美考试，让一部分人出国留学，把遣散证上的�（叁）级改成�（贰）级加盖校正章。
在各种威胁利诱下，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1945年9月，我们从南宁飞回昆明，因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第五十师的联络官离华返美。
这批联络官的名字，我现在能记得起的有BROWN上校、PASCO中校、WRIGHT少校和ANDING上尉等，这只是他们的姓（Surname），至于全名，均已忘记。
与我一起共事的译员有：浙江大学的王就光、仲赣飞、汤毅强、陆费锦、许冠仁、欧守机、李蔚如、谌贻荪、朱家干、张焕菁、严子平、赵�骞、章臣楹，西南联大的朱荣钜、张焕扬和贵州大学的宋凯光等，而今天各一方，徒存思念！（续完） （王瑞福：浙江东阳市人，84岁，1944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在陆军五十师做随军译员。
1951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
现居成都大石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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