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日”、“超美”与大国之惑:超进化物语 天枢震
一、从“超英赶美”到“超日” 上了点儿年岁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超英赶美”这个口号。
1957年,某前苏联领导人提出“苏联要十五年赶超美国”,作为回应,我们的最高领导层也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
1958年,受到大跃进诸多浮夸统计数字的“鼓舞”,最高领导层则又提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甚至更为大胆的“二三年赶超英国”、“十五年赶超美国”,通过“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群众运动的方式,将中国国民经济超越英国,赶上美国。
而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挫折之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超英赶美”的时间又被放宽到了一百多年〔1〕。
兴衰成败,往事如烟。
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主观上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期望在较短时期内赶上世界发达水平,步入世界大国行列,心情和动机都可以理解,但其后来又成为浮夸、冒进的一个思想源头,导致全局性的混乱,很令人痛心。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回过头来看,中国为这种幼稚的“跃进”和狂热的“赶超”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超英赶美”思潮涌起的二十年后,中国毅然纠正了历史错误,义无反顾地走向市场经济,走向世界。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超英赶美”并非遥不可及,已逐步从梦想变为了现实。
不过与五十年前略有不同的是,由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取代英国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的“超英赶美”,或可调整为当今的超日、赶美。
这里之所以对后者不加引号,是因为它已是事实,而非纸上的口号了。
2009年7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九,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十三万九千八百六十二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一,比一季度加快一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百分之六点一,二季度增长百分之七点九。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一万二千零二十五亿元,增长百分之三点八;第二产业增加值七万零七十亿元,增长百分之六点六;第三产业增加值五万七千七百六十七亿元,增长百分之八点三。
这一宏观经济数据的公布使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局面已经确立,中国经济将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复苏赛跑中率先胜出。
据中国人民大学预测,今年,我国全年GDP增长将达到百分之八点四,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
同比增长百分之七点九或百分之七点一,除了预示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实现“保八”目标已无悬念之外,还自然带来了另一个“已无悬念”――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年初,有专家对此专门做过分析:2008年,中国和日本GDP分别为四点四万亿美元和四点九万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今年中、日GDP实际增速分别为正百分之六点五和负百分之六点二,若按此速度,今年底中国GDP将超过日本,即中日两国GDP分别为四点六八万亿美元和四点六二万亿美元。
如果考虑到汇率及价格因素,IMF认为今年中国GDP仍将略低于日本,分别为四点八三万亿美元和四点九九万亿美元,要到2010年,中国才能够超过日本。
但如根据世界银行近期发表的《中国经济季报》,将中国今年GDP增速预期上调至百分之七点二,按此推算,中国GDP今年必将超越日本已无悬念。
对此,日本及西方也表示认可。
今年4月初,日本共同社引用日本新光证券公司的预测结果报道说,换算成美元的中国GDP,有可能在2009年或2010年、最迟将在2012年超过日本。
日本经济产业省也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超乎预期,而日本经济持续恶化,日本将结束世界经济排行第二的位置,中国今年或2010年将超越日本。
而日本内阁府今年4月份公布的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创下战后两个纪录:一是战后最大跌幅,二是战后首次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
初步统计显示,调整季节性因素以及排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实质GDP较前一个季度下跌百分之四,换算年率为百分之十五点二负增长,成为战后最大跌幅,这为“日本经济持续恶化”做了生动注解。
英国经济及商业研究中心(CEBR)发表的报告亦提出,中国经济将很快超过日本。
CEBR行政总裁麦威廉斯表示,他们一直预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没想到事情发展得那么快。
“超日”,意味着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中国迈向大国之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改革路途艰险,“超日”路漫漫。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驶上了快车道,将老牌经济强国一一超越。
其中,2000年尤为值得关注,这一年,中国GDP达到一万零八百零八亿美元,光荣地跨入了万亿美元级经济大国行列,先后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跃居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六位;2005年,中国GDP达到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亿美元,跨上了两万亿美元级经济大国台阶,经济总量超英、法,跃居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四位,“超英”目标终于此年实现;2007年,中国GDP达到三万三千七百亿美元,冲上了三万亿美元级经济大国台阶,经济总量超过了稳坐世界十大经济大国第三把交椅数十年的德国,中国终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老三。
于是,这一年,关于何时“超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当时,有专家预言,中国GDP超过日本需要五至十年,即约在2012―2017年左右;但是,若日本经济继续停滞乃至倒退,这一日期还会提前。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日期也被不断刷新。
2008年6月24日,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发布《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GDP将在五年内超过日本,到2020年时两国经济差距会更大。
2009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经济产业省以及中外专家一致认为,中国GDP将在2010年超过日本,日本将结束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位置,也就是说,还有两年时间。
但是,到了今年4、5月份,中国应对经济危机政策、措施对头,经济回暖复苏迹象明显,于是就有舆论认为,今年“超日”已成定局。
二、何时“超美”? 那么,中国何时“超美”成为世界第一呢?这似乎应了那句老话――“人心苦不足,得陇复望蜀”,有些贪婪,但是作为一种对未来趋势的预测,也未尝不可一试。
据专家分析,美国自二十世纪初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大国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经济大国的头把交椅。
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花了约一百年,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美国1894年工业产值超越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美国1945年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中间相隔五十一年。
那么,中国何时“超美”呢?实际上,许多中外权威机构和人士都对此做出了预测。
2008年2月,美国盖洛普世界事务的调查显示,四成的美国民众都认为,中国带领全世界的经济向前走,另有百分之三十三的美国人仍然认为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
比起在2000年的同样调查,当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美国人自认全球经济是美国在主导,认为在未来二十年,美国会是超级经济体,但是八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才是未来二十年全球经济的领航者〔2〕。
而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则提出了“一个中国年等于四个美国年”的假设,他指出: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赶不上此刻中国人的变化速度。
根据格林的计算,一个美国年等于四分之一个中国年,一个英国年等于三点一个中国月(约为四分之一中国年),换言之,在中国的生活变化要比在美国和英国快三倍〔3〕。
按时间长短,“超美”预测大致可分为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种说法。
先看三十年说,也就是2040年左右。
2003年以来,高盛公司发表了关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发展的系列研究报告。
报告称,只需保持当前的发展态势,未来几十年内,世界经济版图将产生惊人的变化;其中,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急剧扩张,先后在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6年超过日本,2041年超过美国。
2005年9月,韩国中央银行发布年报,预测中国GDP规模将于2020年超过日本,在2040年赶上美国。
2005年1月,《华尔街日报》访问了一批经济学家,要求他们预测一下中国经济何时会赶上美国,多数人表示,中国经济将在未来二十至四十年内超过美国,取其中间值,则在2040年。
次看二十年说,也就是2030年左右。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按照其基本方案推测,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的一点五倍以上。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欧迪德・先卡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国世纪》中预测说,中国将在二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美国《国际经济》杂志2007年春季号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会超越美国吗?”作者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商业学院网络金融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约翰・塔托姆。
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看好,可以推断,中国会在2031年赶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
中国学者也著文《近四十年世界主要经济大国GDP排名》指出,自2009年起,若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增长百分之二左右),中国经济平均每年能增长百分之八,平均每年保持四千至五千亿美元的绝对值的增长,中国将在2028年左右(即美国经济总量在二十万亿美元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二十一万亿美元左右时)超过美国;若美国经济出现倒退,中国经济每年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则中国可能还会提前三至五年(2020—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
还有学者著文《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预测》,运用“综合发展模型”计算出,到2019年,我国GDP低位预测将达到十七点一八万亿美元,中位预测将达到二十三点六二万亿美元,高位预测将达到三十二点四二万亿美元。
再看十年说,也就是2020年左右。
持此说最多。
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了题为《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此后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从百分之八点四逐步减缓到百分之一。
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大大超过美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当前水平的一半。
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
美国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在1998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中预测,1995—2010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将由1978—1995年期间的百分之七点五逐步下降为百分之五点五,人均GDP增长率由大约百分之六点零四逐渐下降为百分之四点五。
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百分之十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预测,中国的1990年GDP为一万五千二百零六亿美元,到2004年增长到七万三千三百四十三亿美元,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八九。
按照这个速度,到2010年将达到十四万三千九百五十三亿美元,逼近届时美国的GDP规模,到2015年将达到二十五万多亿美元,将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004年,中国经济学家胡鞍钢也再次预测,中国GDP到2020年将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二,超过美国。
最新的资料是2009年7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首发式暨世界金融危机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讨会。
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王振华指出,如果印度和中国都继续以每年百分之八左右的速度增长,而美国、欧洲和日本每年增长率不足百分之二,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在2018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到2030年,亚洲的GDP将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三,而美国和欧洲只占百分之三十三〔4〕。
2040年、2030年、2020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恰如对“超日”的预测一样,时间越近,预测越大胆,年份越短。
可见,无论是哪一年,在“超日”之后,“赶美”、“超美”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超英赶美”到超日、赶美之路,是一条从幼稚到成熟之路,一条从梦想到现实之路。
三、大国议题重上日程 上个世纪,尼克松在《1999年:不战而胜》中就指出,中国必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
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中国“东方大国梦”的是孙中山先生。
1919年2月,孙中山完成《实业计划》一书,后来与《孙文学说》、《民权初步》两书合称为《建国方略》。
在书中,这位“现代中国之父”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构建了一个通过实业救国的东方大国之梦。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计划一拖再拖,难以“圆梦”。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东方大国梦”才具备了“复兴”的条件。
2006年,资深专家一一盘点当年《建国方略》时发现,其中许多当年天才般的设想如今都已经成为现实。
如孙中山当年设想中国要建成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大港,如今都已建成,其吞吐忙碌的景象远远超出其当年设想;他所提出的铁路建设计划,有三条连通全国的主干线,五条贯通全国的大干线以及高原铁路,总长二十万公里。
而现今中国铁路网的构架,基本上没有脱离国父的规划。
另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一节中,孙中山又提出长江上游的水利开发问题,这是见于国人著述中最早的三峡工程构想。
1924年8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更明确说明在三峡建坝还可发电。
2006年10月,三峡大坝蓄水至一百五十六米,三峡工程开始发挥其全面效益,除了孙中山所能想象到的航道改善、发电外,它还把长江中下游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
上述这些“圆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实现”,而是国力强大的一种象征,进而沟通昨日与今天,使“大国”议题提上日程。
2000年至今,随着“超日”变为现实,“超美”提上议程,另一话题也自然进入舆论界的视野,即中国的大国之梦。
其中2006年、2009年尤其值得关注。
因为2006年《大国崛起》上演,2009年出现了《大国问号》系列丛书,其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国”意识或心态的逻辑链条。
2006年10月,国父梦寐以求的三峡大坝蓄水发电成为现实,几乎与此同时,2006年深秋时节,一部名为《大国崛起》的十二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在央视二套与观众见面。
看似巧合,实属必然。
大国崛起,涉及九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其中虽然没有中国,但却是中国具备了“大国意识”的一个鲜明标志。
据《大国崛起》总编导任学安回忆,他的灵感源于一条新闻:“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
九大国,五百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我想,这是历史的召唤。
”〔5〕2003年11月24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集体学习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讲授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崛起的历史,共涉及九个国家,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
作为中国的执政者、决策者集体学习探讨大国兴衰定律,其中透露出来的“大国”意识,自不必多言。
而把这种意识变成光影图像,则是《大国崛起》的直接动机,恰如总编任学安所说:“《大国崛起》一片,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用影像梳理五百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五百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
我们力图用十二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通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寻看坐标中的大国并思考自身在其中的位置。
”〔6〕 可以说,《大国崛起》虽然讲的都是外国,没提中国,但制作动机以及题材本身所透露的“大国”意识及心态是毋庸置疑的。
正式将“大国”问题重新提上日程是在2009年,如前所述,这一年,中国即将提前完成“超日”目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也就是在这一年,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策划、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问号”时政丛书问世。
据悉,丛书包括法国汉学家魏柳南的《中国的威胁》、易强的《美国沉没》、刘仰的《中国没有榜样》,分别从“外国看中国”、“中国看外国”、“中国看中国”三个不同角度,对下一个六十年的国际变局和运行轨迹提供了多角度的解读,对中国威胁论、世界是否失去榜样、美国是否走向沉没等进行全面、深刻的论述,以史明鉴,以校准中国在世界坐标系中的具体位置。
此外,再加上《中国不高兴?》和《中国为什么不高兴?》这两本“不高兴”系列,可以说2009年是中国“大国”意识的井喷之年。
可以说,从《大国崛起》到“大国问号”等“大国系列”丛书,从2006年至2009年,中国人的“大国意识”愈见清晰。
因为前者所涉及九个世界强国中,没有提到中国,在此,所谓“大国”意识,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在后者中,则屡屡明确提出中国要成为“大国”的议题,如《中国没有榜样》: 如今,这个世界性的战国游戏正在走向结束。
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中国人,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中国必须强大。
只有强大,才能走到这个游戏的尽头。
而且,由于中国拥有结束战国游戏之后的重建经验,中国必须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对于这一历史的使命,中国当仁不让。
实际上,纵观整个“大国系列”丛书,提出“中国要做世界大国”是其核心观点,其中一切议题都围绕它来进行。
据悉,《中国不高兴》,全名《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作者有宋晓军、王小东、宋强、黄纪苏与刘仰,此书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出严厉批评。
该书策划者、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波表示“它是1996年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在过去的这十二年里,中国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中国和西方摊牌”。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作者之一宋强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
在《大国崛起》中,明显是“以西方为师”,而在“大国系列”中,则明显要抛弃这种心态,如说:“五百年来,西方文明即将到达它的尽头。
尽管中国也不幸感染了同西方文明类似的病症,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游戏没什么新鲜,中国的这一历史经验举世无双”(《中国没有榜样》)。
甚至索性提出:中国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其云:“毋庸讳言,近三十年来,我们处于一个长期被遮掩的真相中。
中国人以最大的热情欲图拥抱西方,以最亲善的姿态告诉西方:‘我们在向你们靠拢’,而西方的回答是:‘你们在哪里?’自我矮化的时代歧路,绝不是心理镜像,而是周遍都存在的活生生的现实。
”(《中国不高兴》)又:“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作一个拳坛的话,我们近期中期目标就是打倒拳王,终极目标是打碎拳坛。
……有了这一路排下去的大任务、大目标,一个民族就有事干了,就不至于醉生梦死、行尸走肉了。
”(《中国不高兴》)中国要“放下小菩萨,塑伟大之目标”,那么,这个大目标究竟是什么呢?其云:“中国要有大目标、大抱负,而不是小吟味、小情调。
中国的精英,尤其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应该建立起这个自觉。
精英无精打采腐朽成这样,说明既有的目标该调整了。
不调整振奋不了精神,进入不了状态,凝聚不了力量。
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还需要跨出一步,她需要动力,而动力来自目标。
”那么,抛弃“以西为师”、“打倒拳王”之后又会如何呢?其结论则是“学习中国好榜样”,其云:“中国应该成为全球的榜样,凭经济实力,也凭道德实力。
乾隆十五年,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八倍,英国的十七倍,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超过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向全球传播中华文化和道德,也传播知识和技术,中国的道德影响力至今威风犹存。
”(《中国没有榜样》)还搬出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曾“将世界的前途寄托在东方文明的复兴上,正是因为中国是这个古老游戏完整的亲历者。
中国清楚地知道这个游戏产生的原因,知道这个游戏的秘诀和规则。
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知道如何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并且在战国游戏结束后,如何塑造整个世界”(《中国没有榜样》)。
从以上的心态、路径来看,很明显,从《大国崛起》到“大国系列”丛书,虽然其间夹杂着民族主义的狂热和尚武躁动,但无可否认的是:自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上,“大国”心态逐步升温,“大国”意识不断加强,其热度和强度都已远非《大国崛起》播映之时可比了。
很明显,这种意识上的“升温”又是与中国国力的增强相同步、相匹配的。
四、大国之惑 那么,在“超日”和即将“超美”之后,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大国,对此,中外舆论均有议论,大致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看法。
2008年8月15日,美国《生活科学》发表文章,题为《中国将成为头号超级大国吗?》,指出中国注定会成为世界上新的头号超级大国。
根据皮尤调查中心最近的调查结果,在日本,有百分之六十七的人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首要超级大国,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中国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
皮尤调查报告写道:“在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接受调查的大多数人要么认为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要么认为中国在将来会取代美国。
”〔7〕2008年末到2009年以来,随着席卷欧美的金融危机风暴,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凸显,与之相关的“大国”话题更是层出不穷。
恰如张宇燕研究员所说:“不是(中国)想不想当,而是全世界都已把中国当大国,中国必须承担国际责任。
现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有三件:应对金融危机、清洁能源、气候变化。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能源消费量世界第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跟美国加一起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这几件事都很难解决。
”〔8〕 于是,关于中美共领经济、共治世界的“G2”理论也开始浮现。
2009年1月冬季的达沃斯论坛上,论坛主席施瓦布提出了“G2”的概念,即两国集团,指的是中国和美国,认为目前中国已经具有影响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分量,当被问到是否高估中国影响时,施瓦布说:“完全没有,我们提出了G2,但是我们可能更需要G3,意思是中国、美国和欧盟,我们不能忽视欧盟,它的经济实力已经可以和美国比肩。
”G2也好,G3也罢,无论如何这已显示出中国的分量。
“G2”提法源于美国。
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9年3月4日报道,2008年美国个别媒体曾试探性提出过“中美共管太平洋”的主张,同年5月,经济学家伯格斯坦建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应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G2)格局”。
曾被《时代》周刊在2004年列入“影响世界的一百人”的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金钱的崛起:世界金融史》一书中,甚至提出了一个新的英语单词“Chinamerica”,可翻译为“中美国”或“中华美利坚”,意为中美国战略共同体。
他还进一步提出,奥巴马应“向东看”,赶快去北京开创中美“两国峰会”。
尼尔・弗格森的整个生涯基本都在为“帝国秩序”立言,曾被左翼讥为布什政府的“宫廷史学家”。
如今连他也急切地出来提醒奥巴马政府正视中国的影响力,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深长,这标志着他似乎是宣布放弃自己所珍爱的全球霸权,以大历史的视野分析当今世界的走向,并把中美共同主宰作为未来的前景,显示出西方主流思想家对中国崛起的充分估价。
学术界的这一提法迅速得到美国资深外交家的呼应。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大选期间曾任奥巴马外交事务顾问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强调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两国集团(G2)”。
他强调,“美中之间的关系必须真正是一种与美欧、美日关系类似的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美中高层领导人应进行例行的非正式会见,不仅就美中双边关系,还应就整个世界问题进行一种真正个人之间的深入讨论”。
中国所强调的“和谐”可以成为美中峰会一个有益的起始点。
几乎与此同时,基辛格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这位曾为了美国利益而促成全球战略格局巨变的外交战略家主张,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结构,将两国关系提升到类似二战后大西洋两岸(美国与欧洲)关系的高度。
又是“两国集团”,又是“中华美利坚”,由此来看,中国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了。
但对此,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甚至超过了肯定的声音,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国内。
有学者指出:“几个月来,《参考消息》转载的海外舆论中,多是美国时代即将结束的预警。
其实,这正是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得以长久保持的秘诀所在:只要美国衰落的警笛不断在美国人的心头响起,美国就永远是世界第一!所以,美国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找有可能替代美国的目标,并毫不吝惜地将下一个世纪的桂冠放到他的头上。
”〔9〕 冷静分析,具体而言,首先是总量与人均之差、之痛。
据悉,2008年日本、中国的GDP总量分别位列世界第二和第三,仅次于美国,日本为四点九万亿美元,中国是四点四万亿美元,相差大约五千亿美元;而2008年中、日两国人均GDP相差甚远,日本的人均GDP是三万四千零二十三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十二位,中国则为二千四百六十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百零四位,两国人均GDP相差近十三倍。
人均GDP位居世界第一的国家是卢森堡,为十万二千二百八十四美元,中国与之相差四十一倍。
在此,仅就与日本相差的十三倍而言,总量“超日”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而在人均居世界第一百零四位的背后,则是人均社会保障的缺失所折射出的社会不公平。
这样的繁荣和强大,不是人人有份的,试看――“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
事实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零点四的警戒线,2007年更是高达零点四八。
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百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财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人口掌握百分之六十的财富。
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10〕。
于是学者提出,“我们不需要总量的虚空幸福感,也不需要人均的虚空幸福感,而是要真实的幸福感”〔11〕。
“在‘以人为本’的背景下,不仅要追求经济总量,更要提高人均实际福利水平,不仅要注重社会财富量的增多,更要注重社会财富质的提升,要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环境综合指标等,让社会财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12〕。
人均之差,并非虚空的数字,从直观上就可以感觉得到――“我国十五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还有八千五百多万,一下子能解决吗?我们的煤矿、工厂等前天爆炸、昨天冒水、今天又坍塌,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几十上百人地死,为什么这种状况总解决不了?看看我们城里的农民工弟兄生活在什么状况下?想一想我们的几亿农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同胞们如何?还有城里的那些下岗人员,每年那么多不好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北京混乱不堪的交通,罩在我们头上的昏暗天空,等等,等等。
每当我们看到这一大堆问题时,我们的嘴里无论如何是喊不出‘崛起’这个虽然吸引人鼓舞人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口号的”〔13〕。
再以居民家庭人均资产为例,据悉,2004年,美国家庭平均资产为四十四万八千美元。
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资产为二十二万八千三百元人民币。
鉴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足百分之五十,且城乡差别巨大,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中国家庭平均资产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第一,中国每年新创造财富中的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其次,近年来中国财富迅速膨胀的账面增值部分更几乎全部归政府所有。
由此就可以比较清晰地解释我上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从资产的情况看中国应该是一个富裕国家,而我们的实际感受却截然相反?答案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确是个‘富国’,但这个国家里的居民却并不富裕。
换言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以及少数富有人士与相对还很贫穷的绝大多数国民的奇怪结合体,而这个结合体里的财富在整体上正处于相当严重的泡沫状态”〔14〕。
即使就“两国集团”或“中华美利坚”而言,也有学者指出其中的“玄机”――省略了必要的民生“社会开支”或社会保障。
中、美相互依存的重要因素是物美价廉的中国货,而在“这种便宜的中国货背后,体现的是短期的竞争力和长期的危机。
其实,中国货之所以便宜,劳动力价格低还仅是一端,另一端在于省去了许多基本的‘社会开支’,如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福利。
不妨看看发达国家的‘社会开支’占GDP的比例:瑞典百分之三十二,法国百分之二十九,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百分之十八左右,福利最低的发达国家美国也有将近百分之十七。
而据2009年3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的‘社会开支’2007年仅为GDP的百分之五点八。
也就是说,我们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竞争,是在省下了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二十四的‘社会开支’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货当然便宜了”〔15〕。
但是,“社会开支”被克扣并不等于对“社会开支”的需求被取消,老百姓照样需要看病、养老、尽可能让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
国家不支付,老百姓就必须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省下钱来支付。
目前中国人的储蓄率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不得不存起每分钱的穷人当然没有‘内需’。
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不习惯存钱的富人的疯狂消费。
结果,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五分之一的出口到了美国。
刺激的方式,则是把中国的外汇盈余拿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这就等于中国借钱给美国买中国自己的货,就像汽车销售商借给消费者零息贷款以推销自己的车一样。
这样,就形成了Niall Ferguson所谓的‘中华美利坚’――中美彼此依存的‘经济帝国’”〔16〕。
结论是――“可见,‘中华美利坚’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和平依附。
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因为在‘社会开支’上对国内的老百姓欠得太多,在支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时‘偷工减料’。
中国能否真正崛起,并不是看自己属于G20的一员还是G2的一员,而要看能否对克勤克俭的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
只有他们,才会给中国带来持久的繁荣”〔17〕。
GDP总量“超日”既成事实,“超美”又在进行之中,随之而来的“大国”意识与心态也随之成型。
依照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视角观察,成长中的中国既是大国、强国,又是小国、弱国,恰如学者所言――“GDP总量,我们是大国,可是人均呢,我们是小国;制造,我们是大国,可是产品创新呢,满街开的车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造的车,又是小国;人口,我们是大国,可是人口素质参差不齐;面积,我们是大国,可资源呢,我们的水是多少呢?印书我们现在真的是大国了,可是图书评论我们是小国;教育从规模上讲我们是大国,可是学术的创新上我们是大国吗?消费上我们是大国,每天我们要吃很多猪肉,但生态上我们是大国吗?体育竞技我们是大国,可是公民锻炼身体方面我们是大国吗……”〔18〕可见,强弱之际,有无之间,似乎是中国是否是大国的准确定位,对此,我们一定要清醒、冷静,把步子迈得更稳健扎实。
注释: 〔1〕齐卫平:《关于毛泽东“超英赶美”思想演变阶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02年第二期,第255～256页。
〔2〕《四成美国人认为中国超越美国成首要经济强国》,2008年2月22日,中国新闻网。
〔3〕新华网,2007年09月25日。
〔4〕张蔚然:《研究人士:中国有望2018年前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09年7月24日,中国新闻网。
〔5〕《大国崛起》总编导任学安:《一次艰难的跋涉》,省略,2006年11月29日。
〔6〕《�望东方》:《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探求兴衰定律》,省略,2003年12月1日。
〔7〕《美媒:中国进入奥运新时代将是下个头号超级大国》,《环球时报》,2008年8月18日。
〔8〕刘东等:《直面巨人症:中国离头等强国还有多远?》,《南方周末》,2009年7月9日。
〔9〕赵法生:《中国老大的幻像》,《中国青年报》,2009年05月26日。
〔10〕〔11〕廖保平:《中国GDP年内超日本:强大还是肥大虚空数字幸福?》,《中国青年报》,2008年5月17日。
〔12〕薛莲:《专家建议理性看待中国GDP赶超日本》,《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6月25日。
〔13〕张宏喜:《切莫再饮“崛起”这壶迷魂酒》,《世界知识》,2005年12月28日。
〔14〕陈季冰:《中国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13日。
〔15〕〔16〕〔17〕薛涌:《新词语“中华美利坚”的背后》,《同舟共进》,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