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法制与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法制建设的年代。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中遇到过许多法律问题，需要从法律与经济结合角度来解决。完善法制，对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步伐，更好地适应全球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从20多年经济改革中选取一些实例，来谈谈对法律与经济改革结合的几点体会。
把法律引入到对所有制的理解，对经济改革有重要作用。所有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定的核心，是判断经济制度的最重要标尺。古人对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也有过论述，商鞅在《商君书》中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对所有制的理解和讨论，关系到改革能否有基础的理论，能否取得各方共识。从所有制理论到所有权的法律界定，涉及很多基本理论，也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或说是各种所有制企业的评价和发展问题。
1985年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会议上，采用股份制形式进行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一个新问题引人注目。学者们围绕着国有企业可否搞股份制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承包制和股份制的评价。我支持股份制改革的观点，但认为对股份制改革的论证是不够的，尤其是理论深度还不够。1986年我在《兰州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论经济改革中的所有制问题》，从所有制的理论高度，从法律角度来思考所有制，对股份制的合理性加以肯定。
一是强调从法律与经济结合的角度来考察所有制。几十年来，遵循教条的理论，把从法律角度认识所有制视为“法学的幻想”，是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但是单从经济方面理解所有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法律的角度。基于法律判断标准，我认为“国有企业”的提法优于“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提法。从生产关系总和来把握的所有制概括为广义所有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称之为狭义所有制，从经济和法律结合的角度看，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强调了所有的客体，更有助于改革的操作。
二是强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是向法律含义的靠近，也是向现实的靠近。早在80年代早期，董辅礽老师对传统所有制理论给予突破，提出了从占有、支配和使用等方面理解所有制。现在，即国有企业改革是否要突破承包制的时候，我理解要更具体地引进权能的法律范畴，理解所有制和所有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过程，既是占有权和使用权向经营权转化的过程，又是经济占有主体明确化、法律化的过程。所有形式和占有形式具体化、法律化，要求所有或占有的主体、客体具体化、法律化，要求得益对象具体化、法律化。改革的实现形式，最重要的是使所有权具体化，法律化。因此，我赞成除少数必需国有企业外，相当一部分大中型骨干企业的固定资产股份化。
（二）从法律角度深化对产权的认识。
1988年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我在研究两权分离理论的局限性并提出“两者分离”时，发现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或者是大陆法系的国家，他们的公司法都承认双重所有权，这对解释股份公司的产权关系很有帮助。
尽管“两权分离”理论对企业获得经营自主权具有很大意义、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必须看到“两权分离”理论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国目前主要是在以“两权分离”理论为依据去搞活企业，而靠“两权分离”理论去搞活企业是不够的。因为“两权分离”存在着逻辑矛盾。所有权包含了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处分权，而“占有、使用、处分”这些权利本身又构成经营权。也就是说，所有权本身就包含着经营权，那两权如何分离得开？因此我认为，“两者分离”的说法要优于“两权分离”。“两者分离”是以两权的统一为基础的，是建立在两权统一基础上的两者分离。所有者不仅仅是享有了所有权，实际上还享有了部分经营权，比如股东就享有部分经营决策权，如对企业经营方向的干预；经营者不但享有经营权，也享有部分所有权，如对所有权中的占有、使用、受益、处分权的享有。但是如果是两者分离，那么就会产生两者都有所有权了；而两者都有所有权好像与物权中的所有权排他性有矛盾。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需要。
双重所有权是指对资本的双重归属关系。主要是指在股份公司中对财产的双重所有。这种双重所有权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决定的。“双重所有权”必须以股份制企业为基础，是对资本权益的所有，但不是对资本品的所有。西方无论是英美法系的国家或者是大陆法系的国家，他们的公司法都承认双重所有权。“双重所有权”的概念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突破了物权的概念，也突破了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有权包括四权的框架。实行“双重所有制”，国有国营制企业既存在一种企业的法人所有权，又存在一种国家作为股东的股东所有权。如果没有股份制，企业就只能搞承包，而绝对搞不了双重所有权。
依法执政，依法管理，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一方面，要立市场经济的法规，要把市场化改革的成果用法规形式加以保障和巩固；另一方面，要用法规来制约行政权力，以提高执政水平。这在完善宏观调控中是非常重要的。
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同样需要按照法律行事，需要在法律框架下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手段，对现代企业。
制度进行法律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为了实现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同样有赖于科学合理且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的保障。首先，宏观调控要有法律根据；其次，宏观调控要作用于宏观领域；第三，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公权力运用要规范且有制约机制。
一般来讲，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物价稳定、减少失业、促进增长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运用的手段在各国立法中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是需求管理，不是供给管理。宏观调控解决的是短期问题，供给管理则包括解决中长期问题。对经济形势的分析，我们应当将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但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比如，土地管理是供给管理，政府完全有权力根据土地的相关法律来管理好土地。但是宏观调控是需求管理，是对经济短期变化的干预。因此，不应把土地作为宏观调控的内容。即使土地信贷影响了资金供求，影响短期的形势变化，也不要因此将它作为宏观调控内容。但不论是需求管理，还是供给管理都有一个法律授权问题，都要注意依法行政，特别注意对企业产权和决策权影响的法律根据。
我国已初步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构成了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法律边界。这些法律包括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如《公司法》（1999年修订）、《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包括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制度，如《合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包括市场管理秩序的法律，如《标准化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包括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制度，如《预算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价格法》等。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不仅存在法律规定的真空，而且现存法律之间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法律边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