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的尴尬】拯救者
在《小说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
确实，文学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对人类的生存体验和生存意义作最为精彩的描述。
艾伟的短篇小说《小卖店》正由于不露声色地展示各种尖锐的、不可抗拒的甚至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真相，而成为二��四年短篇小说中的精品。
本文试图从现代女性的身份焦虑，女性自我空洞化；拯救者的困惑，中西文化的错位两个维度来探讨艾伟短篇小说《小卖店》的主题蕴涵。
一、 身份的焦虑，女性自我空洞化 亨利・詹姆斯在《一个贵夫人的画像》序言里写道：“简言之，小说之房不止有一个窗口，而是有千百万――许多可能的窗口；每个窗口的巨大正面已经因为个体浏览的需要和个体意志的压力而被捅破了，或者说是可以捅破的……这些洞隙……的独特标记是每个隙口都有一双眼睛，至少是一副小型双筒望远镜，一次又一次作为观察的工具，让使用者得到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印象。
”艾伟的“小说之房”为我们设计了两个窗口：“小蓝的窗口”和“苏敏娜的窗口”。
让我们打开“小蓝的窗口”窥视一下里面的世界：“小蓝起床后，手就痒。
她想摸麻将了。
可今天，留在出租房里只有三个小姐，她们的老板娘进城里办事了，她们一时找不到麻将对子。
她们衣衫不整，懒洋洋地坐在门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茫然地看着街景。
街头没有令人兴奋的东西。
一个男人都没有。
”以小蓝为代表的小姐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跃然纸上，生活上好吃懒做，精神上无所事事，空虚无聊，兴奋点只有一个：男人。
白日的发廊街空旷、寂静，过惯了夜生活的小姐们常常把白日当作黑夜。
这是个游移在社会之外的特殊群体，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
作者指挥着小蓝把目光射向了发廊街对面的“小卖店”，故事的空间随小蓝的窗口在移动：“街对面，那个女人一早就坐在小卖部里做生意。
”问题是，发廊街上没有一个人，那个女人做谁的生意呢？这个女人引起了小蓝的兴趣，小蓝继续观察对面那个女人，发现她并没有良家妇女那种自以为是的德行，这引起小蓝莫名的好感。
借着打电话之机，小蓝大胆地邀请女人打麻将，女人摇摇头说：“对不起，我不会打。
”在“小蓝的窗口”里，作者为读者嵌入了两个信息：一是那个女人是个没有生活重心的人，做着效益不高的生意。
作者又为我们打开了文本另一个主人公“苏敏娜的窗口”：“晚上八点钟，苏敏娜就关了小店的门，回家。
八点以后，小姐们要开工了，小店基本上没有生意。
”看来苏敏娜是个循规蹈矩的人，自觉遵守作息时间，而且又是个幸福的女人，每天丈夫都要等她回家吃饭，每次回家，看到热气腾腾的饭菜，她都感动得不行。
苏敏娜徜徉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中，虽然与发廊街近在咫尺，但作为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好女人，发廊街距她又是万水千山。
在“苏敏娜的窗口”作者也嵌入了两个信息：一是苏敏娜向丈夫隐瞒了小蓝邀她打麻将一事。
二是告诉我们在苏敏娜的内心深处是讨厌、看不起小姐们的。
作者为我们打开两个窗口之后，通过小蓝躲避上海老头儿求助于苏敏娜，让两个窗口合并，衍生出了小蓝与苏敏娜的情感纠葛。
文本在这一部分中证实了苏敏娜是一个没有生活重心的人。
漂亮的苏敏娜没有孩子，而且因为子宫切除失去了生育的希望，对生活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明古国里，传统的思维基因仍潜藏在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当然也潜藏在苏敏娜的心中。
焦虑和惊恐缠绕着苏敏娜，竟使她不敢向丈夫提起小蓝邀她打麻将的事，苏敏娜的惊恐、焦虑的实质就是自我身份的焦虑，小蓝的赞美，自身温柔和贞洁虽然从表面上稀释了焦虑的浓度，但是在内心深处男权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无时无刻不在冲击她，在高大、魁梧的丈夫的羽翼下，苏敏娜只不过是一叶“秋扇”，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和自觉――只是攀附在男人这棵大树上存活的“藤”或“花”；如同盛夏时的扇子，能笼络男人一时，而到了秋凉时节免不了被搁置的命运。
女人凭全身心力量所编织的情爱之梦、营造的温馨归宿最终却为男人所断送。
“妓女型”的代表小蓝，风流、妖艳、恬不知耻和自甘堕落是其表征，而内心却有强烈的被尊重的渴求。
也许小蓝们不知道，情欲冲动和性的快感、游戏是远离内心的，一旦与之发生联系，只是堕入了男性欲望主义者设置的陷阱中，想要在桑拿浴、洗头房里匆忙交媾的男人身上寻找主体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反之，小蓝想让苏敏娜冲破社会的道德伦理的屏障，而与之建立平等的对话和尊重，这也似乎有点难。
但是我们说小蓝的渴求意向是合理的，符合人的本性的，渴求意味着缺失，意味着小蓝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和焦虑，小蓝们用肉体换来金钱和欢娱，但失去的是自我和被尊重，西西弗斯神话将成为小蓝们的宿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成小蓝和苏敏娜的身份焦虑和自我空洞化？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传统的男性价值刻度，以此刻度来衡量女性塑造女性，男权主义随心所欲地编排自身的利益：当男人贪恋性爱时，渴望的是妖艳、妩媚的小蓝们；当男人需要安稳的家庭时，所寻找的又是忠贞不渝的苏敏娜们。
在一个已然全球化的今天去追问女性的主体价值有些不合时宜，但我们还是要追问女性的主体价值何在？女性在社会中如何才能凸显真正的自我？ 二、 拯救者的困惑，中西文化的错位 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心的文化’，它建筑在‘仁’――亦即人与人之间感通――之上。
”①在这个“心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感通应该以心换心，并且，在双方心意感通的过程中，理想的行径是要处处以对方为重。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即“仁”不是孤立的存在，是有强大的社会伦理道德背景作为依托的，从苏敏娜的立场来看，她是站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基座上来行使自己的善行的，表面上看是利他主义的，实际上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表达式。
我借助于你达到我的生命感的升华，你成为我实现自我目的的媒介，于是，同情成为功利性的手段。
当小蓝明白了这一点，屈辱感油然而生，针对苏敏娜的伪善情感、圣洁的优越感，小蓝产生了报复的冲动。
虽然小蓝得到了报复的快感，但小蓝渴求精神救赎的努力将成为泡影，而且小蓝使自身陷入了瘫痪和绝望的状态。
对于苏敏娜和正常人来说无法理解小蓝的行为，这是因为我们置身于社会的主流文化中，站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层面上来思考问题的，人们永远也不会把贤良型的苏敏娜和妓女型的小蓝并置，其实对于小蓝们本身来说她们也不相信两者能够并置，但是她们的本性却总是有将两者并置的意向，也许这永远是个悖论。
作为社会良家妇女的代表苏敏娜认为小蓝卑贱、肮脏，试图拯救小蓝，让小蓝浪子回头，介绍小蓝到教堂的小卖店工作。
小蓝讥讽道：“你让一个婊子去教堂，合适吗？”这个细节的插入颇有意味，从表层文本看，拯救做法似乎侮辱了小蓝，导致了拯救者苏敏娜的尴尬。
可是从文本的衍生义来分析，我们要问，“婊子为什么不可以去教堂？”基督教徒的最初组成就有大量的下层贱民，囚犯、小偷、妓女、杀人犯，有些人，包括使徒保罗原先还是迫害、残杀基督徒的罪魁祸首。
是爱，正是爱，对上帝，对人类，超越人性的自然性命原则，而且坚守神性生命的原则的爱，使基督徒们在临死前感到光荣和幸福，显露出了甜蜜和宁静的表情。
但小蓝是中国人，而中国文化多提倡物质上自足其乐（安贫），精神上拳拳忧心（乐道），个体人生是无需其他精神力量的充盈的自足体，执著于现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小蓝讨厌教堂，讨厌教徒，一方面，证明了内心中小蓝是认同于社会对自己的看法的，另一方面，也证明小蓝拒绝精神的拯救，对外来宗教的排斥。
而滑行在社会道德秩序中的苏敏娜，在遭到小蓝的恶意报复后，再也没有出现在发廊街。
苏敏娜的善行是短暂、脆弱的，终于没有能延续下去，由此我们看到，苏敏娜的爱的意向是缺少精神的动力支撑的。
孙隆基说：“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这个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因此，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文化，也不为过。
”②对于生活在中国文化场中的苏敏娜和小蓝的所作所为，我们终于能够理解了，但是我们却不能释然，精神的救赎，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将是人类和文学的永恒的命题。
作者简介：栗丹，女，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①②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第３６８、３９５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