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品》与《升庵诗话》的重出条目看杨慎的词学尊体意识] 重可以组什么词
摘要：杨慎的《词品》中存在着有些条文与《升庵诗活》中的内容重出的现象，以往人们多以此指责杨慎学术态度的不严谨，其实不尽然。
通过对这些重出条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杨慎是有意为之的，或变换语序增演词例，或增加词学观点，它们体现了杨慎诗词共源的词学思想。
杨慎将他的诗学理论渗透到词学之中，《词品》中崇尚六朝、夺胎换骨、注重性情等观点与他的诗论是相通的。
关键词：杨慎 《词品》 词学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
在他繁复而庞杂的著述中，诗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他的门生梁佐编订的《丹铅总录》中有《诗话》四卷，曹寿甫又编订《诗话补遗》两卷，焦�在《升庵外集》中编成《诗品》十二卷，清代李调元将其合编为《升庵诗话》十四卷。
民国丁福保又对《升庵诗话》进行了补充整理，收入《历代诗话续编》。
在词学方面，杨慎的著述有《词品》《词林万选》《百�明珠》等，而以《词品》的影响为最大。
杨慎是在完成了《丹铅录》诸书之后才开始撰写《词品》的，他为何要把先前诗话中的条文重新写入《词品》，这对认识杨慎的词学思想有何意义?本文即从这些问题出发略作探讨。
一、《词品》与《升庵诗话》中重出条文反映出的问题 与《升庵诗话》相比较，《词品》中这些重出条文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变换语序增演词例者；其二，增加词学观点者；其三，与诗话文字基本相同者。
《词品》中“侧寒”、“天粘衰草”(诗话题“天粘”)条都是变换语序增演词例之类。
如“侧寒”条云： 吕于求《望海潮》词云：“侧寒斜雨，微灯薄雾，匆匆过了元宵。
帘影护风，盆池见日，青青柳叶柔条。
碧草皱裙腰。
正昼长烟暖，蜂困莺娇。
望处凄迷，半篙绿水浸斜桥。
孙郎病酒无聊。
记乌丝醉语，碧玉风标。
新燕又双，兰心渐吐，佳期趁取花朝。
心事转迢迢。
但梦随人远，心与山遥。
误了芳音，小窗斜日到芭蕉。
”其用侧寒字甚新。
唐诗“春寒侧侧掩重门”，韩倔诗“侧侧轻寒剪剪风”，又无名氏词“玉楼十二春寒侧”，与此“侧寒斜雨”相袭用之，不知所出。
大意，侧，不正也，犹云峭寒尔。
于求在宋人不甚著名，而词甚工。
如醉蓬莱、扑蝴蝶近、惜分钗、薄幸、选冠子、百宜娇、豆叶黄、鼓笛慢，佳处不减秦少游。
见予所集《词林万选》及《填词选格》。
诗话中本条云： 唐诗：“春寒侧侧掩重门”，王介甫：“侧侧轻寒剪剪风”，许奕小词：“玉楼十二春寒侧”，吕圣求词：“侧寒斜雨”。
“侧寒”字，词人相袭用之，不知所出。
大意侧不正也。
侧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二者相比较，其观点基本相同，《词品》只增加了《望海潮》一词的内容和对吕氏的简单介绍。
“侧侧轻寒剪剪风’’出自韩僵《夜深》诗，诗话中误记为王安石诗，杨慎在《词品》中加以改正。
可见，杨慎在将诗话中条目摘抄入《词品》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不仅纠正原有的错误，而且通过变换语序和增演词例的方式，来突出以论阋为主的特征，从而彰显此乃词话非彼诗话矣。
“王筠楚妃吟”(诗话题“楚妃吟”)条为增加词学观点之类，《词品》云： 王筠《楚妃吟》，句法极异。
其词云：“窗中曙，花早飞。
林中明，鸟早归。
庭中日，暖春闺。
香气亦霏霏。
香气飘。
当轩清唱调。
独顾慕，含怨复含娇。
蝶飞兰复熏。
袅袅轻风入翠裙。
春可游。
歌声梁上浮。
春游方有乐。
沉沉下罗幕。
”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
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
诗话中本条云： “窗中曙，花早飞。
林中明，鸟早归。
庭中日，暖春闺。
香气亦霏霏。
香气飘。
当轩清唱调。
独顾慕，含怨复合娇。
蝶飞兰复熏。
袅袅轻风入翠裙。
春可游。
歌声梁上浮。
春游方有乐。
沉沉下罗幕。
”句法极异。
这首《楚妃吟》是梁代王筠的一首乐府诗，杨慎在诗话中录此诗，评语极为简略，仅“句法极异”四字。
在摘人《词品》时，杨慎除了补充作者和题目外，还增加了一段论述。
他认为类似《楚妃吟》这种诗，无论其形制还是情致都可以作为词，所以填词必须溯源于六朝，这是杨慎词学的一个重要创见。
这一段话的增加使原本平常的一段诗话变成了颇具特色的词学理论。
《词品》中“乐曲名解”、“阿�回”、“关山一点”、“夜夜昔昔”诸条，与诗话中的文字基本相同。
这些条目大多是探索调名起源或乐府名物的。
如“乐曲名解”条，诗话比《词品》中仅结尾多出“齐歌日欧，吴歌曰�，楚歌曰些，巴歌曰�”一句。
杨慎直接把它们摘人《词品》又是为何呢?这与杨慎的词学思想有关。
他在《词品序》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
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
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
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
……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
岂非共源同工乎?”既然杨慎认为诗词是同源的，那么这些考证乐曲名物的条文对于词体也同样具有溯本探源的意义，自然可以直接摘抄进《词品》中了。
二、诗学对词学的渗透与推的词体 杨慎把诗话中的条目摘人词话的同时，也将其诗学观点渗透到了词话之中。
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在诗坛上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此反对“台阁体”诗风。
杨慎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表示支持，但对他们一味模拟盛唐的做法并不赞同，他主张由盛唐溯源到六朝。
他评江总《怨诗》时说：“六朝之诗，多是乐府，绝句之体未纯。
然高妙奇丽，良不可及。
湃流而不穷其源，可乎?故特取数首于卷首，庶乎免于卖花担上看桃李之诮矣。
”刘须溪认为诗至《文选》为一厄，杨慎则批评他“元不知诗”，“大本已迷”，说：“须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选》诗又李杜之所自出。
予尝谓须溪乃开剪截留缎铺客人，元不曾到苏杭、南京机坊也。
”杨慎这种推崇六朝的倾向在词学中也非常明显，前文“王筠楚妃吟”条中杨慎即提出“填词必溯六朝”，他对能学习六朝的词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词品》“欧苏词用《选》语”条云： 欧阳公词“草熏风暖摇征辔”，乃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之语也。
苏公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昧微霄”，乃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之语也。
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
李易安词“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说》语。
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
又“词用晋帖语”条评辛弃疾《霜天晓角》词云：“晋人语本人妙，而词又融化之如此，可谓珠璧相照矣。
”这种词非六朝诗文中来不能入妙的观点，足见溯源六朝在杨慎词学思想中的地位。
所谓夺胎换骨，就是从前人的诗句或诗意中选择恰当的材料，加以变化形容，不易其意而造其语或规摹其意而形容之，从而达到推陈出新的效果。
这 是黄庭坚等江西诗派人物所倡导的写诗方法，杨慎对此法也颇为赞同。
如陈僧惠标《咏水》诗云：“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
”沈俭期《钓竿篇》云：“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
”杜诗化用二人之语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杨慎称赞说“虽用二子之句，而壮丽倍之，可谓得夺胎之妙矣”。
应当说，“夺胎换骨”法较好地处理了摹习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对防止剽窃蹈袭之风有一定意义。
如《词品》中评李清照《永遇乐》(落日�金)词云：“皆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
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
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又评辛弃疾词“泛菊杯深，吹梅角暖”云：“盖用易安‘染柳烟轻，吹梅笛怨’也。
庄稼和改数字更工，不妨袭用。
不然岂盗狐白裘手邪?”李清照、辛弃疾这种“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填词手法正是所谓的“夺胎换骨”。
杨慎特别注重诗歌对性情的抒发，提倡以《诗经》为学习的楷模。
他说：“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
”品评唐宋诗优劣时，也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
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
匪惟做诗也，其解诗亦然。
”把有无性情作为品评的标准。
词为小道，一直是文人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抒写性情本来就是词体的特性。
杨慎主张词要抒发真实情感，《词品》“韩范二公词”条云：“二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
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
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
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
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
’” 杨慎主张诗词共源，在体性上强调词的言情特性，在填词方法上强调学习六朝诗文，以夺胎换骨之法创新词境。
这与当时诗坛的复古思潮相呼应，对于提高词体地位，促进词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三、微言兴寄的阐释与清代词学 “比兴”是《诗经》中的表现手法，后世的诗歌创作也经常使用。
汉代儒者在注解古书的时候将“比兴”与政教上的“美刺”联系起来。
王逸注《离骚》提出的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更加强了诗歌意象的政治寓意。
词被视为“艳科”，本不足以承担政教的大任。
清代张惠言在《词选序》中云：“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
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
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在词中寻求微言大义，提出了比兴寄托之说，从而使之成为了常州词派的代表性理论。
如《词品》评南唐潘�词云：“�好直谏。
尝应后主令作小同，有‘楼上春寒山四面。
桃李不需夸烂熳。
已失了东风一半’。
盖讽其地渐侵削也。
可谓得讽喻之旨。
”又评陈敬叟《水龙吟》(晚来江阔潮平)云： 有《水龙吟》一首，自注：记钱塘之恨。
盖谢太后随北虏去事也。
……是时谢太后年七十余，故有“金屋阿娇，不堪春暮”之句。
又以秋娘、泰娘比之，盖惜其不能死也。
有愧于苻登之毛氏、窦建德之曾氏多矣。
同时孟鲠有折花怨云：“匆匆杯酒又天涯。
晴日墙东叫卖花。
可惜同生不同死，却随春色去谁家。
”鲍�亦有诗云：“生死双飞亦可怜。
若为白发上征船。
未应分手江南去，更有春光七十年。
”噫，妇人不足责，误国至此者，秦桧、贾似道，可胜诛哉。
杨慎从词人生活的社会背景出发，对作品的本事及一些语句的讽喻之意进行了索隐。
如果将张惠言等人的评词之语与之相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对前人词作的解读方式非常相似。
如张惠言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云： “庭院深深”，闰中既以邃远也。
“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
“章台”、“游冶”，小人之经。
“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
“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端木�注王沂孙《齐天乐》(一襟余恨宫魂断)云： 详味词意殆亦碧山黍离之悲也。
首句“宫魂”字点清命意。
“乍咽”、“还移”，慨播迁也。
“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宴安如故也。
……衰世臣主全无心肝，真千古一辙也。
……“余音”三句，哀怨难论也。
“漫想熏风，柳丝千万”，责诸人当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
语意明显，凄婉至不忍卒读。
不同之处是，陈敬叟的《水龙吟》自注抒发钱塘之恨，杨慎以比兴寄托解释其政治寓意，尚有一定的本事可寻。
而张惠言对欧阳修词的解释穿凿附会的成分就大大增加了，所以近代学者王国维批评张惠言解词是深文罗织。
在张惠言之后，常州词派的周济、谭献等人进一步完善了比兴寄托之说。
谭献提出的“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理论，为常州词派的解词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端木�是常州派的后期词人，他批注王沂孙词句句有寄托的解释虽难以让人信服，但对黍离之悲的体会有一定的合理性。
观其词全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言。
宋末之习，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
”清人丁绍仪则反驳说：“《词品》讥其绝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为言，真是无目人语。
篇中第一句即寓沧桑之慨。
前阕‘倚担’、‘认旗’、‘吹香弄碧’，追喟时事，隐然言表。
后阕‘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似指贾似道一辈言。
至后结二语，更明明点破矣。
……今论詹词，益概念当日朝臣，漫不知省。
而一二见几之士，如蒋竹山、吴梦窗辈，又复沉沦草泽，无所于告，遂一一寓之于词。
其杳渺恍惚处，具有微意存焉。
”丁绍仪所言俨然是张惠言论词的翻版。
由此可见，在以比兴寄托探寻词的政治寓意时，杨慎是比较谨慎的，不似常州派词人那样牵强，但他这种关注词作讽喻之旨的倾向对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有一定的影响。
杨慎的《词品》在考据征引方面存在着一些纰漏，自明代以来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清人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所评较为允当，其“大体极有可观”，杨慎“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