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编译研究
打开文本图片集。
内容摘要：刘绍铭在北美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始于1971年，止于2000年。他的编译行为不仅介绍新知，而且纠正西方读者认知上的偏见，还反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界。
关键词：刘绍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编译;反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界。
北美汉学家刘绍铭（Joseph S. M. Lau），在大陆以中译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美国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和研究张爱玲著称，但是，在北美，他作为在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执教的大学教师，比较早地参与到推介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他传播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方式与其它汉学家不同，主要是编译教科书，即以编辑人身份进行推介。
刘绍铭生于香港，长于斯，却是较早在美国从事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学者，这与他当年曾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就读过几年书，对台湾这块岛屿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有关，但不仅仅如此。刘绍铭1970年代留美，后入职美国大学教书，他与在美的其他华裔学者一样，生活在美国后逐渐发现，1970年代的美国人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认知，停留在战争文学和自然的现实主义文学上，因此，便萌生了通过翻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想法，希望以此让西方读者通过阅读了解真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又因为受当时国际关系的影响，他们在北美无法获取中国大陆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及时的发展动态，因此，一方面尽其可能编译中国大陆文学，同时，在资料短缺的情况下，又萌生了借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在国际上发出汉语中华的声音，从文学地理学视角揭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独特风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内涵，改变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的狭隘和政治化认知，并提出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新的时间划分。
刘绍铭首次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是在1971年，当时，尽管两岸关系紧张，但在他的认知里，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文学范畴。是年，在这一认知理念下，他与夏志清一起合作編译了《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②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976年， 与蒂莫西·A·罗斯（Timothy A. Ross）合作编辑、翻译《六十年代台湾小说选》（Chinese Story from Taiwan： 一九六○—一九七○），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担任主编，罗斯任副主编。这是中国台湾当代小说集首次在北美出版，他认为，此书填补了中国文学因文革而无法流传到美国，因此而导致的文学断层。1983年，刘绍铭编辑并出版《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The Unbroken Chain——An Anthology of Taiwan Fiction Since 1926），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1995年，与葛浩文合作编译《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作品选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集中收有1918至1995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作品。2000年，他与闵福德合作编辑出版中国远古到唐代的文学选集，即《含英咀华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ang Dynasty），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整体上，刘绍铭编辑的文集屈指可数，数量远远不如其他的汉学家，尽管如此，仍值得研究。他是北美汉学家中较早从事于中国台湾地区现当代文学编译工作的学者，其中折射的中西文学观、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如何定位等问题。刘绍铭、夏志清这一代的学者首先面臨着在西方文化中无法脱离对母国文化的眷恋，甚至在观念上认为，如果接受西方文化而不眷恋母国文化，会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选择在美国生活，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并且浸染在西方文化中，但根的意识强烈，对出身地香港、受教育地台湾怀有深厚的感情，甚至有可能在情感上向往到中原文化中心大陆生活（如张错——作者注）。这一文化认同上的自我抵抗与纠结，催生了他在美国编译中国文学选集。但他编译中国文学选集，不等于他对中西文化持二元对立观念，更多地则处于个人的纠结，害怕认同西方文化会被耻笑。随笔《认同与执着》就展露了这一纠结心理。在随笔中，他感叹法国贵族雷蒙可以心无顾忌地归化美国，并且还著书大肆张扬，不以为耻，承认美籍华人无法做到（刘绍铭 27）。在文的末尾，刘绍铭将此总结为这是美籍华人文化上的“心魔”——害怕数典忘祖（27）。正因如此，刘绍铭才会竭尽所能，在北美编译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刘绍铭能有这一心理纠结是他的幸运，众所周知，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受美国新闻处委托所为，是权力强加于他的一项工作，而刘绍铭则是个人行为，也属于民间行为，一方面出于教学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这一行为恰好与他内心深处对母国文化的情感归属契合，摆脱有可能被数落为“数典忘祖”的可能性。当然，母国文化对于这一代传统的华裔汉学家而言，是真眷恋，但其中也有因害怕数落为“数典忘祖”而眷恋的成分。这不是简单的文化背叛，而是害怕“愚忠”的自觉。
刘绍铭的“心魔”不仅仅体现在认知中美文化上，也体现在认知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上。在中美文化之间，刘绍铭接受西方文明，但不接受西方文化。其缘由可借用钱穆所举例子加以说明。钱穆先生曾概述机械文明在欧美以及欧美以外国家的运行，区别文明和文化，并得出结论：“文化可以产生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生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产生出种种新机械工业，但欧美以外的人，采用此项新机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钱穆 1）他则始终认为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即前者应该包含后者，后者应该纳入到前者中。这一心魔在出身于台湾或者在台湾生活过的美籍华人中颇具普遍性，余光中等作家笔下的乡愁，海外华人的“放逐诗学”，何处是归乡？“回去或不回去”以及“回去哪里”的追问，其实也是这一“心魔”的外在表现，而不只是身体离散而导致的思乡那么简单。事实上，夏志清于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A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 1917—1957）里，没有涉及到台湾作家作品，只把夏济安的《台湾文学》文作为一章编入书中就是明证。而到了1971年书再版时，除了在结尾增加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还同时增补了两篇附录，即《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和《评姜贵的〈旋风〉》。虽然《评姜贵的〈旋风〉》文是作为附录编进书中，但与《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共同作为附录并列，由此可见著者夏志清尝试着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系统中。刘绍铭是夏志清的好友，并在1979年召集李欧梵、杜国清等15位美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学者共同中译夏志清这部小说史，且以中文繁体本形式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该中文本的英语原文本是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再版本，中译本序言由夏志清重新撰写，删除了初版和再版序言。刘绍铭撰写了题为《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的引言。又，原文本的最后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改为“附录一”，原“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改为“附录二”，原“附录二”《评姜贵的〈旋风〉》和作者用中文发表的《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文合成一长文，改题为《姜贵的两部小说》，作为“附录三”。繁体中文版这一变动可见，刘绍铭与夏志清不是一般的好友，也可见他们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观是彼此相互认同。持异议者可能会指出，夏志清撰写文学史是受美国新闻出版署委托的行为，因此不能说明问题。实则正因如此，才显示出他的中国文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关系观，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如果不纳入中国文学史（从古典传统到现当代）脉络中，“回去哪里”的诗学放逐问题终究不会有答案。
坚定了这一观念之后，他和夏志清于1971年编辑《20世纪中国小说选》（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不再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附录，通过“靠近”的方式争取被承认，而是从一开始编译文集，就把台湾和香港文学作为区域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脉络中。《20世纪中国小说选》共收录8位现代作家小说，分别是郁达夫、沈从文、张天翼、吴组湘、张爱玲、聂华苓、水晶、白先勇。在两位编译者的编辑理念里，每一位作家反映着某一时期的文学特色和最高成就。张爱玲比较特殊，此处姑且暂时不放置到台湾地区作家行列，那么其中还有3位台湾小说家分别是聂华苓的《王大年的几件喜事》（“The Several Blessings of Wang Ta—nien”），该小说最初刊于1960年12月的《大西洋月刊》（英文版）上，改写自其中文小说《晚餐》。其次是水晶（Shui Ching）的《嗐里里嗐里》（ “Hi Lili Hi Li…”）和白先勇（Pai Hsien—yung）的《李彤：一位中国女孩在纽约》（“Li T’ung A Chinese Girl in New York”，即中文版《谪仙记》——作者注）。《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由聂华苓自译，《嗐里里嗐里》和《李彤：一位中国女孩在纽约》则由作者与夏志清合译，③两部小说都是写中国大陆人在中国台湾和纽约的离散生活。“大陆人在台湾”“中国人在纽约”与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的归属，都是对根的追寻，意味深长也深刻。两位编译者在“序言”中指出，在大众意识中，“中国现代文学”总是忽略了香港和台湾地区文学，而编辑这部文集时则发现，中国地理空间广阔，不同区域地理空间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创作素材，从而中国文学的写作空间变得异常广阔。其潜在含义，台湾和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台湾和香港因独特的地理风貌，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空间，从而拓宽了读者欣赏维度。因此，有必要通过编译展现中国文学中丰富的地理景观、地理空间，以及多元的文学地理意象，从而展示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中国作家多元地探索和挖掘普遍人性的手段，并从而使西方读者了解到中国小说的质量和活力。“编写这部文集，是要引导西方读者关注中国小说主题的多元化，了解中国现代小说的‘质量’（equality）与‘活力’”（C.T.Hsia and Joseph S.M.Lau ix）。從文学地理空间拓展的角度，争取中国台湾地区文学被中国文学认同是他们的匠心所在，也是传统知识分子从个人出发，终归天下的中国观展示，却规避了民族中心主义嫌疑。
通过编译中国文学教科书，消弭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狭隘化认知;通过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脉络中，展现中国文学的丰富与多元;同时，从文化意义上扭转西方社会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把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与中国文学分离的现实。“那个时候国际上注意的都是大陆文学，没有人注意台湾文学。”④对于刘绍铭而言，如果中国台湾地区文学不能纳入到中国文学系统，那么海外华裔同样面临着另一种“心魔”的折磨，同样处在“数典忘祖”的境遇。中国文学地理空间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内涵决不能止于地理位置，渗透于其中的思想、情感复杂，编辑人的情思极其复杂。在编译中，刘绍铭发现了中国台湾地区文学因多年与大陆隔绝，在“封闭”的空间里发展，形成了与大陆文学不一样的特质。这一发现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算不了什么，但是，历史还原到1970年代初，这是敢为天下先的举动，意义非凡。对此，在“前言”的结尾处，刘绍铭写道“希望不久的将来，我或者其他学者有可能专门编辑一册台湾文学选集”（x—xi）。“台湾高雅文学计划”（金介甫 143）的想法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