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黑暗,重建田园|形容脱离黑暗重建光明
摘要：《边城》回答了“何为生命”、“生命何为”这关于人类生存的元问题，表达了沈从文对人世悲天悯人的爱的情怀。
关键词：《边城》 生命美学 真 善与美 爱 1934年，沈从文刚刚和自己追求多年的张兆和新婚。
这一段岁月应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幸福满足的时光，但是，他却写下了《边城》。
有人说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如此悖论的现象。
比起这种探幽寻秘式的索隐，我倒觉得，沈从文是这一类型的作家，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俨然有释伽基督担荷全人类罪恶之意。
”他创作的出发点是揭开人类生存苦难的真相，创作的归宿是对身处这种苦难中的人们悲天悯人的爱。
他的作品中不仅有“己”，而且有“人”。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至今，我都认为施蛰存这句诗是对沈从文最完美与准确的评价。
阅读从文先生诸作，你的确会感到忧伤又幸福、辛酸又温暖的诗意。
这“悲欣交集”的“边城”帮助我建立起关于文学的认知与想象：文学应具有哲学的真、伦理的善、情感的美与宗教的爱。
这不正是施蛰存说出却没有解释的“凄馨”二字的真义吗？ 一、真 无论生命美学如何复杂，它都只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何为生命，生命何为。
前者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命题，是关于“人是什么”的询问；后者是价值论领域内的命题，是关于“人如何是”的探索。
从认识世界到“体验”（狄尔泰生命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人生，人们终于将探索外部世界的目光转向了凝视人自身，踏上了寻访人类最本己意义的美学征程。
艺术、文学与哲学都开始以关怀人的存在为根本诗旨，哲学与美学相互融合，生命美学由此诞生。
“我正感觉楚人的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①，这句话说出了巫楚文化――这一中华民族感性文化源头给予沈从文的深刻影响，它使沈从文的创作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生命的形上领域。
因此，“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②热恋中的沈从文竟然对张兆和说出这样的话，盖缘于他内心无法抹平的生命之痛。
杰出作家总是勇于揭开存在真相的智者，世界在诗人颤栗的手指间悄悄坦露它的茫茫无情。
天保葬身水底，傩送不知所终，老船夫溘然长逝，白塔一夕之间颓圮坍塌。
这么悲哀的故事，你却找不出任何具体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也不存在紧张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但，没有什么能阻止悲剧的发生，因为这力量来自命运，正如张新颖所说：“《边城》是一个关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故事。
”沈从文写出的是悲剧的必然性：小说中人和事处处充满了“不凑巧”，人生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翠翠随时“做出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隐喻了人类本然的孤独处境；女儿重复母亲的悲剧，人类的命运为什么总是如此相似；翠翠心中时时升起“薄薄的悲凉”，这样一位不更事的少女，还未尝到人生百味，却有此惘然心境，只能说是一种对人生先验般的悲剧性体认；“该来的总会来的”，老船夫宿命般的一声长叹不就是“因存在失去支柱”而发出的“天问”吗？“这个人也许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令人不忍卒读。
不是大浪滔天般的悲壮，而是静水流深式的伤怀，自有一种绵长深厚的痛楚。
二、善与美 在文学中寄寓崇高的道德追求，对人类来说，是一种强大的召唤性的精神力量。
这是善――文学的伦理维度。
真正的道德维护人性的自由与健康，而不是反之。
它强调牺牲但不虐己，弘扬仁义而不虚伪，追求和谐却不排斥躁动喧哗。
《边城》中的善是包孕万物的大爱，所谓“民胞物与”，向有生命的一切敞开爱的怀抱：天保对傩送与翠翠舍己成全的情；傩送对翠翠坦荡率真的爱，对天保赎罪自责的情；杨马兵对翠翠视若己出、温柔呵护的爱；翠翠对天地万物的深情蜜意，对傩送一往情深的爱；老船夫将摆渡看成一种生命仪式，一种人格力量聚散离合的标志，他的一生诠释着牺牲奉献的道德信念。
边城子民既伟大又平凡。
“伟大”是因为，在这个日益沉沦的世界，我们失去了农耕文明所哺育出来的弥合人与人、人与天地关系的人性良方――善；“平凡”是因为，这善，并不是悬于空中，人们不能达到的道德高标，而只是一颗对他人、对世界温柔与关爱的心。
《边城》之美，在于“自然”。
水底几粒鱼石、溪面一片云烟，沈从文写来皆灵动异常、气韵充盈，山水在其笔下不再是人之主体精神观照与渗透的自然，而是与人事同处重要地位，为天地之一端的自然。
所谓万物皆有灵，“美在生命”。
“自然”于沈从文，具有本体论意义，也是他爱有生一切的重要原因。
沈从文屡将心爱的主人公塑造成自然之子，在他看来，这是对人类最美的修辞。
老船夫之缺欠在于有心机，翠翠纯朴如兽物则美到极致。
“自然”是沈从文衡量人性美的内在依据之一，也是沈从文关于生活的美学理想，更是感受到了“宇宙”、“生命”的“庄严”，而产生的对“自然的皈依”如“宗教” ③一般的信念。
李泽厚曾说“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美善和乐，不仅是中国艺术的审美境界，更表达了中国人心中理想的人生境界。
的确，“边城”的人生境界是随缘自适的美与仁民爱物的善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万物相濡以沫的深情；是怡然自乐、摆渡种桔、充满人事欢笑的生活与自然美景。
这“人人皆善，性自天然” ④的美丽边城最终将人类引向了“诗意栖居”。
三、爱 白塔，是一个颇含深意的构思，它的坍塌昭示着美丽的边城，逃不出命运的罗网；人类“非全知也非全能”；这个世界是有缺陷的、生命是不圆满的。
世界如此荒凉，生命何为？人，又如何是？ “新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一书中认为，人类处于“未然”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通过“远离经验存在的审美创造物”如艺术、宗教来实现对现实自我的超越，这就是乌托邦――“预先推想性地达到完满地存在” ⑤。
因此，“未然”的人永远以“希望”面对存在。
沈从文就是一个布洛赫所说的“用希望来规定人类审美本质、艺术本质”⑥与生命本质的作家。
翠翠伫立于清溪边执著于等待的身姿将爱与美表达得如此坚定，《边城》中重新树起的白塔扶正了人们心中摇晃不已的理想之树，创造了一个劫后重生的世界――“希望”。
深冬即逝、初春乍到，“苍老与幼嫩并生”，绝望与希望同在。
“边城”没有结束在凄凉中，而是敞开在一个“凄馨”的意境中。
存在“澄明”了，本体“诗化”了，世界“敞亮”了。
有白塔庇护的边城不正是一个“纯存在”？在“何为生命”的问题上，许多杰出作家都达成一致；而在“生命何为”的探索上，他们却走向了不同的远方：尼采在审美的迷狂中获得形上慰藉；荷尔德林要返回“风清如故，欣荣昌盛，从未抛却一切真诚”的故乡；鲁迅在似有还无的“路”上、一往无前的“走”中，反抗绝望，虽取消彼岸，但这行为的本身无疑具有终极的意味；张爱玲同黑暗一同沉沦，“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⑦，这是彻底的虚无；马尔克斯带来一阵飓风，马孔多从此消失就好像从没有存在过，这是完全的绝望。
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学已习惯在地平线下不停地开掘人性与存在阴郁深深的景观，可我一直认为这不是文学的全部，诗人是谁？是在“世界暗夜”中仍用深思与深情为人类找寻存在价值与意义的人。
生命何为？是爱、温柔与悲悯，这是文学最可宝贵的情怀，也应是文学的终极目的。
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是一个杰出的抒情性诗哲，他努力赋予虚无存在以意义，执著地于“此在”的真中留住永恒的美、善与爱――穿过黑暗，重建田园。
①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②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③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④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4页。
⑤⑥转引自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265页。
⑦张爱玲：《金锁记》第2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