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高尔夫运动中国源流考】源深体育中心篮球馆
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捶丸”游戏被西方世界誉为“东方高尔夫”，因此，便有了现代高尔夫运动起源于中国的学术观点。
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捶丸”并没有像苏格兰的高尔夫那样，成为当今世界风靡全球的现代体育运动。
本文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观点，探究中国历史上“捶丸”游戏的启蒙与发展，为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完善我国民族体育历史研究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马球；捶丸；多元文化；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G84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9—1295—03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观点，探究中国历史上“捶丸”游戏的启蒙与发展，并从不同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论述“捶丸”游戏在历史演变与发展进程中的“兴与衰”，为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完善我国民族体育历史研究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1 源自于“马球”游戏的变异与文化延伸 据史料记载，盛行于中国元代的“捶丸”游戏，与中国历史上的“马球”（又称‘击鞠’），有着深层的社会联系。
有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马球”是唐朝时期由吐蕃（现代的西藏）传入中原的。
关于这种说法，我们从史料记载中也不难发现有关此类的历史痕迹，如《封氏闻见记》中，就有对唐太宗对打“马球”态度的描述：“太宗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
昨日升仙楼有群番街里打球，欲令朕见。
此番疑朕爱之，骋为之。
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亦容易。
朕已焚此球以自诫。
”［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时长安城内有不少吐蕃人在打“马球”，唐太宗也极好此项游戏，只是怕此风扩展的太大，影响太广，波及帝王的身份和威望，所以才以焚球而自节。
也有人认为，“马球”是“本土文化”，因为“击鞠”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汉代文学家曹植所著的《名都篇》中。
曹植在这篇著名的《名都篇》诗中写到“……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
脍鲤携胎虾，炮鳖灸熊蹯。
鸣俦啸匹侣，列坐竞长筵。
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弛，光景不可攀。
……”。
［2］由此可见，早在中国的汉朝也许就已经有了“马球”的雏形。
众所周知，骑兵是古代战争中争取战场主动权的基本保障。
唐太宗从早期隋代重骑兵（士兵与战马皆是重装甲披挂）在战争中的弱点，领悟到发展快速机动灵活的轻骑兵，是争取战场主动权更有效的军事策略。
因此，大力扩充轻骑兵成为唐朝发展军备的一项国策。
“到唐贞观40年，全国已拥有轻骑战马70.6万匹” 2 来自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历史记忆 2.1 大型壁画――《打球图》的历史源考 元代大型壁画―《打球图》，源自现存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大型系列壁画。
该系列壁画面高5米，总面积约197平方米，《打球图》是明应王殿13幅壁画其中之一。
除《打球图》壁画之外，其他13幅壁画，如：《祈雨图》、《龙王行雨图》、《渔民售鱼图》、《弈棋图》等无不构图严谨、色彩艳丽，至今保存完好。
“水神庙明应王殿的系列壁画，在广胜寺壁画中不仅艺术价值很高，同时也是反映元朝的经学、哲学、艺术、文化、信仰和民俗的综合体现和重要的历史史料。
”［3］ 水神庙明应王殿中的《打球图》壁画所描绘的场景，是在旷野之中，周围的山丘和潺潺流水，向人们讲述着“捶丸”游戏是在户外进行的。
壁画中的人物为男性，其穿着和头饰，均反映了元朝时期人们的着装习俗。
从壁画中四个不同姿态和不同神情的游戏者，以及他们手中的游戏器械（球杆），不难看出当时的“捶丸”游戏，是以体现游戏形式的娱乐性和方法的准确性为目的的，这与苏格兰人高尔夫游戏的方法和使用器械 （球杆）同出一折。
2.2 《仕女捶丸图》――“捶丸”游戏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现保存于上海博物馆的明代国画―《仕女捶丸图》，是反映我国历史上“捶丸”游戏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
从元代的《打球图》到明初的《仕女捶丸图》，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中，通过不同时期画家的艺术表现，把一种以娱乐为主题的游戏活动，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种文化传承的时空链。
从全然男性的《打球图》，到有女仆侍奉的宫廷《仕女捶丸图》，我们已深深的感受到，“捶丸”作为一种上至宫廷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而倍受不同阶层人们所欢迎的文化现象，由于受到唐、宋、元时期社会发展积淀的影响，明朝初期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和不同的性别群体当中，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因此，画家笔下的《仕女捶丸图》从一个社会侧面，向世人描述了“捶丸”游戏，通过唐、宋、元时期的启蒙与发展，到了明初已成为当时社会上颇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3 来自中国古代文人诗律中的历史描述 中国的诗词格律，作为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中典籍文化的重要形式，为世人留下许多脍炙人口传世佳作。
如：唐代诗人花蕊夫人在她的《宫词》中对皇宫中早已盛行的“步打球”，有过极尽的敷陈。
诗云：“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
一半走来争跪拜，上棚先谢得头筹。
”［4］宫廷之风，自然要波及民间，而民间的盛行，也就必然会直接引起社会文人墨客的热切关注。
于是，诗人笔下的描述，也就会成为记录当时社会时尚的重要的文献史料。
从唐代诗人张祜笔下的《少年乐》，就可以看出“步打球”已成为一种热血少年当时非常流行的社会时尚。
诗云：“二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
绿鬟深小院，清管下高楼。
醉把金船掷，闲敲玉镫游。
带盘红鼹鼠，袍砑紫犀牛。
锦袋归调箭，罗鞋起拨球。
眼前长贵盛，那信世间愁。
”［5］ 在中国历史上，宫廷生活中的许多文化现象，大都源自于民间风俗。
但是，“步打球”却作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化”，在那些皇宫贵族和达官贵人群体行为的文化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统治阶层生活特征和社会模范性的文化现象，从而又波及到了民间，并进一步推动和繁荣了社会娱乐文化的发展。
诗云：“苑内萧墙景最幽,一方池阁正新秋。
内臣尽掘场中地，官里时来步打球。
［6］这里所说的“官里”就是指皇帝，可见元朝皇帝亦喜欢“步打球”。
即使身处庭院之中闺房深处的古代女子，在她们对打球游戏的诗词描述中，同样沾染了“亲皇疏民”的习气。
如：在花蕊夫人的《宫词》中就有如此的描述：“西球场里打球回，御宴先于苑内开。
宣索教坊诸伎乐，旁池催唤入船来。
［7］这首《宫词》，诗韵之间无不透悉着皇家贵族奢侈荒诞的生活，以及尊贵脱俗的人格习性。
而另一代表人物唐代歌妓、女诗人鱼玄机的《打球作》，也同样显示出对“上流社会”将相帝王人物描述的诗韵特征。
其诗云：“坚圆净滑一星流，月杖争敲未拟休。
无滞碍时从拟弄，有遮栏处任钩留。
不辞苑转长袖手，却恐相将不到头。
毕竟入门应始了，愿君争取最前筹。
”［8］ 4 来自史料中对游戏行为的约定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步打球”游戏的方法，也许与“捶丸”游戏不完全相同，但是，不可否认“步打球”则是“捶丸”的游戏启蒙和雏形。
无论是“步打球”的早期启蒙，还是“捶丸”游戏的盛行，其游戏方法和评判标准，对参与游戏人们行为规范的约定，当属元代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丸经》为最系统、最完整的“游戏规则”。
据史料记载，元中统十九年（公元1282年），有一位叫做宁志的老人，编写了一部专门论述“捶丸”游戏的著作――《丸经》［9］。
宁志老人在其长达上、下卷32章的著作中，追述了“捶丸”游戏的发展历史，讲述了进行“捶丸”游戏的场地要求、使用的器具，以及游戏者输与赢的评判方法，各种击打球的动作要领和游戏策略（战术）等，而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游戏过程中对参与者行为规范的要求。
3.1 《丸经》对游戏场地与器械的描述 《丸经》对“捶丸”游戏场地的规定，在《丸经》中是这样描述“宜乎视土燥湿坚坌而安基，择地平峻凹凸以制胜”。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捶丸的场地就是要有平峻凹凸不同的地形，捶丸的技巧就是利用不同的地形以不同的击法而获胜。
游戏者在所选择的场地远端挖有“球窝”（相当于现代高尔夫运动中的球洞），“球窝”旁插上彩旗作为标记。
而所使用的球，则是由坚固的经得起反复击打的赘木（树身上结成瘤的部分叫赘木）制成。
游戏者所使用的球杖（球杆）的制作非常讲究，击球一端的制作材料要选用秋、冬树木和牛筋、牛胶，杖柄则用刚劲厚实的南方大竹。
4.2 《丸经》对游戏技巧和游戏方法的描述 《丸经》对游戏技巧和游戏方法是这样描述的：“‘捶丸’有各种复杂的击法，如：用‘撺杖’立着打，‘勺杖’蹲着打，‘扑杖’可站着打也可蹲着打。
不同的地形、地面、位置，均有相应的不同击法，如在地表坚硬处，应当减力击球，负责容易将球打远，而在土松处，则要加力击打。
游戏时，需要审视场地的平峻凹凸构想制胜之道，要‘拽肘运杖’，将球击中‘球窝’，心不能急，意不能躁。
”［3］ 而对游戏方法的规定也有着严格的约束，游戏根据参与的人数不同，有相应的不同名称，10人、9人参加的游戏，叫做‘大会’，7、8人参加的则称为‘中会’，5、6人参加的叫‘小会’，3、4人参加的称为‘一朋’，而只有2人参加的则叫做‘单对’。
如果是分队竞赛，各队使用不同颜色的球，个人竞赛使用的球也要颜色各异，以防混乱。
游戏竞赛开始时，要在场上一端划出一个一尺见方的平地，清除其中的瓦片、砾石、杂草等，这就是‘球基’（相当于现代高尔夫运动中的发球台），第一次击球必须将球放在‘球基’内击球，而且，不可用挑、拨、推、砍、兜、刮、舀、扫、碾的手法击球。
后继的击球在球所停之处接着打，但不得再设‘球基’”。
对于游戏竞赛胜负的评判，是用较少的击球次数将球击入“球窝”者为胜。
4.3 《丸经》对游戏者行为规范的约定 《丸经》对“捶丸”游戏在行为规范上，也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
比如：“不能‘加土’或‘做坑’阻拦别人球的行进，不能妨碍他人击球，不能随便移动球的位置。
在游戏竞赛中，参与游戏的人们，不可更换‘球杖’，不允许给他人指示地形和击球方法等。
”《丸经》中把“捶丸”游戏的道德教育，也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认为“胜负是次要的，要做到‘胜负不动心’，修身养性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
”游戏中要做到“对人友善，语言和蔼，不可因技巧高超而孤傲逞能，举止浅薄。
要身体安舒，举止端庄，不能议论别人，不可搬弄是非，屡胜不傲，屡败而不怒，心要静定，志欲宁适，气要温和，体要安舒，容止端庄，语言简当。
” 5 对中国“捶丸”游戏兴衰历史的评说 5.1 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捶丸”游戏启蒙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开放性与文化民主性最强的朝代。
此间，统治者所奉行的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治国策略，无疑是对秦朝的“文化毁灭”，以及汉朝的“独尊儒术”政策，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一种强力突破，是对先秦文化的一种复活。
不可否认，唐朝社会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也与此间中国内陆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大汇合、大交流的社会特征有关。
比如：唐王李世民生活和起家的地区，就是当时五胡（匈奴、鲜卑、羯、氏、羌）杂居的河东太原一代。
中原人曾以其好奇和坦然的心态，接受了来自西域地区的娱乐文化，如“马球”在当时长安城中的盛行，到了唐太宗要以“朕已焚此球以自诫”［1］的地步，这足以说明“中原文化”对来自异域的“吐蕃文化”包容与认同。
中原人不擅长骑马，但对“马球”的娱乐方式可谓是“情有独钟”，于是，以徒步持杖打球代替“马球”的游戏方式――“步打球”，成为了符合中原人生活特性的新的游戏方法，这也成为日后在此基础上演变和发展起来的“捶丸”游戏的雏形。
5.2 文化的传承与延伸是“捶丸”游戏盛行于元朝的社会动因 继“唐朝盛世”之后，“步打球”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经历了唐、宋时期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积淀之后，到了元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步打球”游戏的“鼎盛时期”。
此间，“步打球”游戏从社会层面的发展来讲，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休闲娱乐的游戏，而是形成了一种促进人们交流与往来，切磋球艺的“竞技文化”。
元中统十九年（约公元1282年），《丸经》的出现不仅从游戏的形式上结束了长达数百年没有统一游戏规则的历史，而且也使这项绵延了几个朝代的“游戏”，有了正式的“学名”―“捶丸”。
在这部长达上、下两卷32章的专著中，作者不仅追述了“捶丸”的发展历史，详细讲解了游戏的场地、器具、规则、技法和策略（游戏战术）等，而且，还在其中特别强调了游戏中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9］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相互兼容、相互发展的又一文化鼎盛时期。
从元曲的杂剧、散曲、南戏等艺术流派的发展，开辟了中国戏曲的一个黄金时代，到忽必烈召见威尼斯商人尼柯罗和马菲奥两兄弟，并委派他们二人作为蒙古大使的副手出使罗马教廷，拓展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古代“丝绸之路”；从忽必烈邀请罗马教皇派通晓“七艺”（文法、论理、修辞、几何、算学、音乐、天文）的100名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到中国与西域阿拉伯国家的数学交流，这些与当时周边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往来，都反映了元朝在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社会文化的基本策略。
5.3 理性主义的思想回潮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捶丸”游戏覆亡的社会根源 理性主义使我们人类告别了动物时代，并通过科学与技术的社会生产实践，造福于我们人类自身成为了可能。
而非理性主义是相对与理性主义，从肯定人的个体到走向赞美强力；从人性的本能到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联系。
西方哲学认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从来不是绝对矛盾的、分裂的、隔阂的、对立的两种存在，而是交织的、并存的和融合一种存在。
［10］自中国明朝开始，理性主义文化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优势。
在明（尤其是后期）、清两代，其统治者为之推崇的《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肆意抬高了宋朝理学学说的地位，使得在宋朝本来源于民间的理学学说，竟成了明、清两朝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
尤其是清朝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理性主义的不断强化，以及以非理性的、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化主体创造者的文人墨客，使得该时期的社会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沉闷和伤感的烙印。
6 结 论 1） 中国历史上的“捶丸”，是一种源自于“马球”游戏方法的变异与文化延伸的历史产物，它与苏格兰早期的高尔夫球启蒙于牧羊人自娱自乐的游戏，有着不同的“文化载体”。
2） 中国历史上的“捶丸”，从“马球”游戏的演变启蒙，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竞技文化”；从宫廷仆人和侍女为皇亲国戚表演取乐的“步打球”，发展到具有普泛社会群体的娱乐时尚；从一种充满“宫廷文化”色彩的游戏，发展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行为规范。
3） 中国历史上的“捶丸”游戏，由“鼎盛”走向“覆灭”，与中国明清两朝统治者在治国策略上，奉行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性主义的社会体制，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参考文献： ［1］ 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 曹植史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 ［3］ 《山西通史》卷四（宋辽金元卷）下编 专论《宋辽金元之际佛教道教在山西的兴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6. ［4］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 ［5］ 中国通史.彩图版（第四卷）［M］.海燕出版社，2000. ［6］ 路云亭.竞技・中国―竞技文化与中国的国民性［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7. ［7］ 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