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中的管理学现象
现代企业制度中经常强调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为核心内容之一，如企业管理中的T决策模式，模式优点为最民主的决策方式，决策最终会被大家接受，并愿意全力支持，执行效力最高。然而在实际案例中，民主性公共决策往往伴随着理性胡闹的现象。 2016年6月23日英国公投事件，提供了民主性决策的公开数据样本。英国总人口为6451万人，按照英国法律，无英国国籍，未满18岁公民，无实际居住地，都无投票权。21号英国公投选举委员会公布数据显示46501241人登记参加公投，人数超过2015年英国大选时的4635万登记选民人数，创下历史新纪录。公投人数为33551983人，占选民总数72.2%。最终以51.9%对48.1%民主性决策脱欧。在2013年1月23日，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在媒体提到脱欧公投，2015年4月1日，卡梅伦表示，如果有可能，将原定2017年公投提前；2015年5月28日英国政府向下议院提交并公布了有关议案，承诺将在2017年前公投；2016年6月23日公投。公投事件已暴露在大众媒体眼中时间长达3年零5个月。我们有理由相信脱欧公投是真实有效并尽力宣传普及的样本，理应被大家接受，并愿意全力支持，效力最高的民主决策结论。 充满戏剧性的一幕是，公投脱欧结果宣布六小时内，英国人在谷歌上搜索的前五个问题如下：第一，脱欧是什么意思？第二，欧盟是什么？第三，欧盟有哪些国家？第四，我们离开欧盟会发生什么事？第五，欧盟有多少个国家？并很快出现50万 人请愿要求二次公投，然后此人数一路攀升到170万、250万，截至26日晚，已有325万人签名，并引发了规模游行。 引发请愿二次公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和公共选择学者把人们表达公共政策意见的行为，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即人们之所以对公共决策发表意见，是想以自己的言论来改变公共决策，从而使自己将来得到某种好处。在企业管理中采用民主决策的方式也希望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集体商议决策选择。就是每个人都时刻进行着平衡边际的盘算。当每个人都最大化地利用其资源时，全社会的资源也自然达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个人选择的最优化，能导致总体选择的最优化，同时还可以收获关于实施民主的荣誉感。然而在企业管理民主性公共决策中，组织顺应民意作出的决策，却与此推论的理想状态背道而驰。民主的公共决策选择并非是个人最优化的选择。 引起决策这样偏差的可能原因有以下方面：首先在经济学中我们有理性人作为最基本假设，我们没有理由接受同样的人，在经济领域中是理性人，而在脱欧投票事件中就变成了非理性人而呈现决策偏差。所以我们依然坚持脱欧公共决策事件中的理性人假设。 其次会不会是脱欧公投决策机制有问题，才产生决策偏差的公投结果。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真正影响公共政策的，是能从公共政策中获取巨大好处的利益集团。由于脱欧公投决策的广大投票者不仅来自全英，非常分散，且相对于4650万选民来说，他们相互之间往往互不相识。公投决策对其单独受到的损害并不够大，所以几乎不可能联合起来影响脱欧决策。 根据威特曼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的论证，即使民意汇总机制和官僚机制存在缺陷，选民也仍然有可行的办法纠正这一缺陷，从而保证政府机构能产生优良的经济政策。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一经发现就加倍惩罚。越难发现，惩罚倍数就越大。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决策，就应该是优质和民意相符的。脱欧民意是理性的，脱欧公投的机制是好的，那脱欧公投结果就是好的。这明显与公布脱欧投票决策结果后出现巨大留欧诉求的民意是相悖的。牛津投票中赞成留欧比例为72.18%，社会精英阶层也倾向于留欧决策。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公投脱欧结果宣布后提出辞职。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民主性公共决策的偏差呢？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罗马斯基（Loren Lomasky）在1997年出版的《民主和决策》中给了我们启示，认为人们对公共政策表达意见，是着眼于当前的精神上的消费行为，而不是着眼于未来的实物上的投资行为。由此可以推论，人们在民主公共决策时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彰显自己的品德立场，来达到标榜的作用。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至于以后在实物或金钱上能有多少实惠，那不在斤斤计较的范围内。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对公共决策发表的意见，是与其个人在经济人假设的市场上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的。简单地说人们会说一套，为了标榜，做一套，为了实惠。脱欧公投后英国男性公民Adam接受BBC采访时说：讲真，我吓到了，我根本没有想到会真的脱欧。我以为我们肯定会留下来的，所以我投了离开，我没想到我的票竟然这么重要。19岁男青年Ryan Williams接受Metro采访时说：好可怕，我只觉得改变很有意思，但英镑跌了，我后悔了，我本来就不知道投哪个好，我朋友投了留，我想着要跟他不一样，就投了离开了。女性公民Mandy Suthi接受ITV采访时说：看到真的脱了，我就后悔了，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投留下。特别是卡梅伦辞职，震惊了我，我也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希望能有再投一次的机会。另一位女性公民Susan在接受LBC电台采访时说：我现在很不高兴，骗子，全是骗子，有多少人以为只是抗议，不会真脱。也就是说，人首先是理性的，这个经典假设无须改动；但要补充的是，人们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由于必须自己付出全部代价，也必须自己承受全部结果，所以他们不得不格外谨慎和克制。然而，人们在公共领域作决策，则由于既不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也完全无力影响公共政策的选择，所以会理性地放纵情绪和标榜自我作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追求。如果无需负债，人们会理性地随心所欲理性胡闹一番。这就像有些人赞成抵制日货来保护民族工业，但他们自己却热衷去购买日本马桶圈，买进口货，甚至是走私货物；有些人积极参与节约环保公益活动，但自己开车出行，坐飞机旅行，从来没有迟疑过；有人爱跑去非洲关心素不相识的穷人，但跟自己的邻居甚至是配偶却相处不来。更重要的是，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矛盾。 理性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是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卡普兰（BryanCaplan）研究民主投票机制的核心问题之一。保持理性是辛苦的，如果得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地承担后果，人们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否则，本文由收集整理就会放纵一把图个爽快。人的思想可以千奇百怪，而行为却往往大同小异，因为前者不承担代价，后者要承担代价。 由此推断，企业管理中民主公共决策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要减少不良的公共决策，最好的办法还不是直接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公共决策问题直接交给民意。在民主公共决策过程中，人们往往言行不一。且若没有明确界定法治尊重和产权自由的法制下行使民主公共决策权，它里面每个人都有机会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产生非常大的外部负作用。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自作不自受，图一时之快的理性胡闹一把，那民主公共决策更容易滑向失控的深渊，大家抱成一团走入泥潭，而由此做出的决策终会伤害每一个参与民主公共决策者的福祉。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