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一只狗
南帆。
这篇文字写于四年前，从未在任何一家报刊发表过。
卡普走四年了。
卡普没有了。
再也没有一只欢乐、贪吃、精力旺盛的拉布拉多端坐在阳台的玻璃门背后，眼巴巴地等待我们回家了。
事情的开端在哪里？想不起来。总之，卡普已生病了一段时间，不怎么愿意吃东西。它那个强悍的胃哪儿去了？不过，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个信号，太忙。晚上下班回来，懒懒地趴在阳台上的卡普撑起身子，踱到玻璃门边向我打招呼。它用力地咳嗽几声，表示身体不适，或者还伸了伸脖子，做出了想呕吐的动作。我觉得咳嗽和呕吐像是装出来的，如同邀宠。离开阳台之后，我并未再听到咳嗽的声音。卡普重新趴了下来，眼睛望着屋里，我不怎么理睬它。
那天卡普莫名其妙地摔倒了。太太招呼卡普到卫生间冲澡，这是它最热爱的一项活动。站在那儿等待热水的时候，卡普突然僵硬地侧向摔倒在卫生间的地砖上，如同一匹没有膝盖的木马翻倒在地。太太惊叫着跑过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两分钟之后，卡普才挣扎着起来，低着头神情黯然。
我们觉得情况有些严重，开始打电话联系一位大嫂。当初就是从她手里买回了卡普。大嫂麾下拥有一个庞大的拉布拉多团队，见多识广。大嫂开一辆小面包车来了，卡普使劲摇动尾巴。它认出了自己小时候的主人。大嫂看了看卡普的鼻孔，认为没什么大事，感冒而已。她给了些药，还喂卡普吃了两个“力克舒”——一种常见的治感冒胶囊。两天过去了，卡普的症状没有减轻，仍然不吃东西。大嫂又来了。她利索地用两腿夹住卡普，一手揪起卡普脊背上的肌肉扎了一针。卡普仅仅轻轻地挣了一下，它忍着痛。
又过了几天，太太要到東北出差。她不放心，和我商议将卡普存放在大嫂那儿两天，喂药打针可以方便一些。大嫂的小面包车停在门口，我们连哄带拖把卡普弄上去。尽管它认得大嫂，可是不愿意离家。太太后来伤心地说，她与卡普的最后一面竟然是卡普隔着小面包车的后窗向我们张望。
第二天，我没有联系上大嫂。晚上突然有些不放心，独自驾车到大嫂店里。店堂的笼子里，一群大大小小的拉布拉多正在嬉闹。大嫂一面忙碌一面说，卡普不适应这里，只喝了些水，而且一直不肯趴下。我在店堂角落的铁笼子里看到了卡普。笼子很小，它固执地站着，脑袋顶到了栅栏，双腿已经开始发抖。我打开笼子，它乖乖地上车跟我回家。我在电话里和太太商议，必须送卡普去宠物医院，大嫂那儿不能解决问题。网络上可以搜索到附近一家有名的宠物医院地址。
次日上午将卡普运到宠物医院就诊。一个医务人员帮忙将卡普按在二楼的一张金属病床上，刮去前腿的一小撮毛，抽血检查。它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稍稍反抗一下就任人摆布。等待化验单的时候，卡普不声不响地站在我脚边，低着头，如同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我拍拍它的脑袋，让它卧在地上。
化验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医生说是肾衰竭，卡普身上的酸碱度已经完全失衡。狗怎么可能肾衰竭？我无法相信。医生指点化验单上的一系列数据说服我，并且告诉我预后很不乐观。我还是决定治疗，并且按照太太在电话里的叮嘱，让医生用最好的药。交纳了一大笔费用之后，医院要给卡普挂瓶。沿着楼梯下来，卡普一扭头就往汽车上跑。我把它拖回来，推进一个小铁笼，把门插上。医生说挂瓶的时间很长，让我晚上再来。
晚上的宠物医院很安静。七八个小时了，铁笼子上方药瓶中透明液体通过一条细细的塑料管持续淌入卡普的躯体。它无声地看着我，对放在面前的一小盆清水没有丝毫兴趣。值班医生叹了口气说，不知能不能熬过这几天。卡普周围有四五个笼子。一只老狗在打盹儿。两只小狗在打闹。还有两只大肥猫无忧无虑地翻过来，滚过去。我问了问，都是出差的人家寄养在这儿的。我坐下，陪同卡普到半夜。
第二天大早我又到医院，卡普更为衰弱了。它不动，也不再发出声音，只是盯住我，一只眼睛慢慢地淌出了泪水。估计它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我以为卡普仅仅是想回家，就摸了摸它的脑袋，说几句话安慰它，为它换了一盆清水之后就去上班。上午十点多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卡普已经走了。他们把卡普放出来上厕所，还没来得及回到笼子就咽了气。
我有些回不过神来，心中突然生出了一些恨意：怎么能就这么走了？我打电话给太太，她乘坐的火车正在东北大地上奔驰。我表示不想再到医院，让他们处理善后罢了。太太劝我还是去一趟，不能让卡普独自离开。我没有说出口的顾虑是，担心自己到医院会忍不住失态。
当然最后我还是去了。到达医院的时候，卡普已经被放在一个纸箱里。它安静地躺着，蜷曲的脑袋枕在自己的胳膊之上，仿佛正在熟睡。我用手机拍了几张相片，然后让他们用胶带封上纸箱。医疗费还剩余几百，跟医院的人说不必退了，但委托他们给卡普找个好地方，最好能葬在城郊东面的那座山上。交割清楚之后回到汽车上，我的眼睛一下子模糊了。
两天以后医院发来了几张安葬卡普的现场相片。他们在山上挖了一个坑，埋入纸箱之后填上土，从此卡普就在那儿了。我不清楚具体的地点。他们说在一个废弃的茶场附近，相片的边缘有几幢旧的农舍，一根电线杆上的电线斜斜地切过画面，四周植物茂盛。
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和别人谈起卡普。一想到它，喉头会突然哽住，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悲伤时常出其不意地袭来，猛烈得让自己感到意外。
太太出差回来之后，那天我们驾车经过一个老街区，街道两旁有一些老店铺。太太说今天是卡普的头七，我们给它烧一些纸钱吧。太太在老店铺里买了一些镀上金箔的纸钱和一对蜡烛，我们去了工作室的露台。以前带卡普到露台上玩过，它肯定曾经翘起脚对准那些花花草草撒过尿。我们在一个小铁桶里烧纸钱，黑烟缭绕，桶底厚厚的一层纸灰，地上一对蜡烛的火苗在微风中摇曳。我一边烧纸钱一边说：卡普，到了那边还要做一只快乐的狗！遥远的市区夜空，有人在放烟花，砰砰连声。我觉得空气仿佛动了一下。太太突然非常肯定地说：卡普来过了。
两天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太太手机响铃的时候，屏幕上出现的居然是卡普的相片：卡普嘴里叼着塑料彩球，满脸调皮地趴在窗台上。这是一张很久以前的相片，似乎也不是这部手机拍的。由于伤心，太太已经删去了手机里所有卡普的相片。这一张相片为什么突如其来地显现？无法解释，我们有些惊悚。当然，我们坚信卡普不可能加害于人。一个月之后，太太不慎摔了手机，屏幕裂开了。太太换了手机，她不愿意看到屏幕上一张卡普破碎的脸。现在，那一部屏幕裂开的手机一直放在抽屉里。
那一天出门，太太驾车，我坐在副驾位置上。马路的前方一脉山峰，如同几扇深蓝色的屏风。太太突然问，那是什么山？我告诉她那座山的名称，翻过山峰是哪一个县城的地界。太太没有作声。我往旁边一看，一道泪痕淌过她的脸颊。我突然明白了，卡普正是葬在那座山上。
我们一直不敢将卡普去世的消息告诉身居北京的女儿。她知道卡普重病之后，哭得浑身颤抖。女儿从北京回来，我们说卡普送到大嫂山上的狗场去了，接近泥土有利于卡普养病。她将信将疑。去年春节的时候，女儿执意要到山上看望卡普。太太事先和大嫂商量好，并且挑出一只长相相似的狗冒充卡普，然后和女儿驾车上山。女儿回来告诉我，山上的狗场里有一大群拉布拉多奔蹿嬉闹。她拿了香肠和馒头在栅栏外面招呼，一只拉布拉多脱离群体跑了过来，吃掉了香肠和馒头之后又跑开了。她觉得它就是卡普，比往日胖了一些壮了一些。她愿意这么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