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毛泽东的“专线电话”

叶永烈。

最高指示的“发布官”。

1975年9月,毛泽东装了一架“专线电话”。这架“专线电话”,便是毛泽东身边的“联络员”——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政治局开会,靠毛远新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毛远新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禀。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之子,比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小半岁,他们一起上育英小学,毛泽东、江青待毛远新如同己出。1960年,毛远新上完中学,由于学业优秀,学校打算保送他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听说此事,摇头道:“保送,不算本事。”毛远新当即说:“那我就去考。你说什么大学难考,我就考什么大学!”。

毛泽东笑道:“要么北大,要么清华。”毛远新说:“我就考清华!”果真,毛远新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系。毛远新在清华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对毛泽东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学到那里,好吗?”毛泽东同意了。从此,毛远新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逢寒暑假回到毛泽东身边。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1964年11月9日,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

1965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到防空导弹三营一连当兵。不久,“文革”开始。1968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9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毛远新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1975年11月2日,毛远新找邓、汪、陈开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即 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指出:。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二、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隊”,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江青的“传声筒”。

毛远新充任“联络员”,同时使江青与毛泽东的联系变得密切——那时的她已与毛泽东分居。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因此,毛远新就成了她的“传声筒”。

1980年7月25日,姚文元在秦城监狱第一审讯室对江青和毛远新的密切关系所作的交代,说得十分清楚——。

审判员:毛远新是怎么参加政治局的?。

姚文元:毛远新是以毛主席的联络员的名义列席政治局会议的,但他又不像是联络员,他的每次发言都成了中心调子,每次传达毛主席指示之后,都有他自己的解释,而且还说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这就超过了联络员的职责,这也说明当时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批邓时,他经常跑到江青身边商量一些事情。江青对毛远新也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听说毛远新是由江青抚养大的,感情很深,江青喜欢叫毛远新乳名“小豆子”,毛远新也一直称江青“妈妈”。有一次开会时,江青得意地说:“远新也当了几年省委书记了,政治局会上我叫他同志,他叫我同志,回到家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

审判员: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要第二次打倒邓小平同志,目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姚文元:这个,我也不知道。“四人帮”反对邓小平副主席有很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当时毛主席还健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工作,很多问题毛主席是支持他的,怎么会在毛远新汇报后一下子转过来了?没有人解释过,我也有这个疑问,但找不到答案。我一直有个感觉,觉得毛主席是不是在培养毛远新。这完全是我的一种感觉,错了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摘自《大家文摘报》2009.9.28)B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