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
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
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
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
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
[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
[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
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
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
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
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
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
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
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
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
[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
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
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
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
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
[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
[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
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
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
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
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
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
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
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
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
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
[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
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
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
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
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
[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
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
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
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
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
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
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
[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
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
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
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
[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
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
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
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
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
[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
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
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
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
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
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
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
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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