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过密化”理论探讨述评
[摘;要]黄宗智以“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数百年来中国的变迁，在国內外史学界激起极大反响，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也有学者在发展标准、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质疑，关于“过密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小农经济源远流长，一直是倍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在传统经济近代化的问题上众说不一，部分学者着眼于封建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的阻滞与破坏，部分则偏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因素。
美籍社会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其“过密化”理论对许多传统认识提出挑战，在国内外学界激起很大反响。
尽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黄宗智的研究以及相关的争论大大促进了国内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是毫无疑问的。
在此予以概要介绍，以飨读者。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Involution：The;Press;of;Ecological;in;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
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
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
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
[1—2]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悖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认为农村经济变迁有三种：“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增”。
[3](Pll）其中，小农经济的过密化产生于人口和可得资源间的失衡，人口的增长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产生，因而过密化是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策略，虽然有总产量的增加，却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明清以来。
华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便经历了这样的过密化，帝国主义入侵则加剧了这一过程，这样明清乃至民国农村经济所呈现的增长仅是一种“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既“过密型增长”。
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生产的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黄宗智进一步指出：“过密型增长”主要依靠由粮食作物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基于这些经济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增长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3](P13）于是伴随小农经济的过密化产生了一个商品化过程，黄宗智称之为“过密型商品化”，这种类型的商品化，必须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区别开来，过密型商品化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提高，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于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
所以黄氏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简单地等同与向过渡”。
[4](P307) 国内大部分学者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将明清时期使用雇佣劳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认为如果没有外来侵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黄宗智的研究从生产力没有突破性进展这一角度否定“资本主义萌芽”论，并在《悖论》一文中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中西方学者都把“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作为一个无须讨论的规范认识，然而明清时期蓬勃持久的商品化与经济不发展的相悖现象确实存在，这是对上述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的发难，黄认为“过密化”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悖论现象。
黄宗智的《华北》和《长江》两本著作分别荣获1986年美国学会费正清奖、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的观点全部为美界接受，事实上他的研究在美国早有争论，1991年8月，新古典学派代表人之一马若孟(Myers;Ramon，亦译迈尔斯)对黄宗智论著的批驳和黄本人的回应文章同时在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0fAsian;Studies)上发表，马若孟的论点主要以布兰特(Brandt;Loren)、付大伟(Faure;David)和罗斯基(Rawski;Thomas;G)等人的研究为依据，[5—7]三个人的著作差不多一致指出商业化和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收入没有递减。
黄宗智认为马若孟对自己的著作充满误解和歪曲，把他所说的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罗斯基人均年产出的增长混同，甚至把他的“质变性发展”的定义等同于拥护革命。
马若孟企图要做的就是“重新挑起一场头脑简单的斯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争”。
[8]王国斌(R·Bin;wong)在以《中国经济的历史与发展——对马若孟与黄争论的评注》为题的文章中对布兰特、罗斯基、黄宗智等人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指出他们在商品化和贸易的观点上有共同之处，只是黄反对用英美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衡量中国；布兰特等人的研究试图证明民国时期乡村经济的积极变迁，黄宗智则强调这些变迁是有限的。
王国斌认为，黄宗智提出将“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由追求利润推动的商品化”区别开来的主张并不令人信服，无论是英国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从事乡村工业的动机都是难以区分的。
[9]（P600—601)陈意新(美国北卡罗林纳大学历史系)则认为双方的争论核心是人均收入问题，如果中国近代农民收入没有递减，黄宗智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整个看法便失去了基础，而布兰特等人的研究表明黄宗智的理论没有为多数美国学者接受。
[10] 黄宗智著作的中文版在国内发行以来引起的关注比国外要大的多。
在《读书》、《历史研究》、《学术季刊》、《中国农史》、《中国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评介文章，《悖论》一文发表后更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史学理论研究》从1993年第一期到1994年第二期，开辟专栏对其研究展开讨论，在1993年6月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传统农业与小农术研讨会上，过密化成为讨论热点之一。
同年9月、12月《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又分别组织召开两次专题讨论会，对黄宗智的观点进行探讨。
从会议情况和以后有关论著来看，国内学者对“过密化”理论有不同看法。
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如庞卓恒同意中国农业“过密型增长”的说法，认为黄的论述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有关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论明清时期还是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都不能摆脱‘过密型增长’的困境，从整体经济结构来看是没能有效控制人口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