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庄”到“古炉村”】 古炉中的古炉村
杜亚泉在论述游民文化的时候，看到了其在特定时期的破坏作用，认为游民“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可恶，几无一不可杀者”。
游民概念的引入，对理解中国史颇有参照。
王学泰作《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亦多引用其观点作为参证，并因此涉猎到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路。
晚清后的文人讨论流寇与暴民现象，不乏对历史轮回的忧虑，鲁迅在言及中国社会的衰败史时说，有两种力量对社会的破坏巨大，一是“寇盗式的破坏”，二是“奴才式的破坏”。
这两种力量给社会的洗劫或民间风气的摧毁，在明清文人的笔记里都有记述。
晚清民众已不大能够理解唐宋人的内心，那是专制下的统治尽毁前朝文明的缘故。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梁启超谈民风、民俗的重建，其实是有感于民间文化的单调，杜亚泉后来对游民文化负面因素的警惕，不是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后，鲁迅作小说多篇，写乡下人的变化，涉猎的也有类似的问题。
我们现在了解那时候的国民心理，《阿Q正传》、《头发的故事》、《风波》都是不可多得的感性资料。
他笔下寂寞的乡间，诗意的存在寥寥，破败与灰色把人的世界罩住，一切如旧，民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阿Q的命运表面与辛亥时代的氛围有关，细看起来确是历史惯性的延续，那一切不过是游民存在的新式形态，只是罩上新的革命时代的词语罢了。
关于辛亥革命，鲁迅与周作人的言论都显得平平，不及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那么系统。
稍早于周氏兄弟的前辈，排满的思绪早已辐射在社会与学林，引发了世风的变动。
周氏兄弟的笔下，只是记录了那时候的感受，多形象的画面。
即以鲁迅的小说而言，写的也不过陈年杂记，对那场革命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却力透纸背。
革命刺激了社会阶层的变化，但对古老的乡下而言，竟是游民的狂欢，未庄的革命像似闹剧，泛起的却是历史的沉渣。
“五四”那代人，对辛亥革命抱有敬意，但也对其未能改变国民的灵魂而无可奈何。
阿Q式的革命，不过“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是自我的膨胀。
他借着社会的巨变，表达的还是那点可怜的夙愿，与美的心灵生活没有关系。
愚弱的国民，在奴性十足的时代，要改变自身的时候，多是“奴变”的冲动，严重者如李逵的那种心理：杀到东京，夺了鸟位。
最终还是奴才的样子。
辛亥之后，中国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土改运动与“文革”，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
变化不仅有文化的转向，重要的是乡下的民风，岁时、礼仪里的古风早已散如云烟，不见踪迹了。
这个变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里偶有涉猎。
但都是社会学层面的表述，关乎世道人心者不多。
人们对那段生活，似乎还不能加以历史化的处理。
鲁迅之后，小说家写到乡下生活，不自觉地延续着国民性审视的命题，阿Q相也时隐时现着。
《爸爸爸》、《陈奂生上城》都是。
杂文家如邵燕祥、牧惠等也含有鲁迅遗风。
阎连科的《受活》早已含有对民众的无奈，反讽与盘诘中，有自痛之处。
对比一下“五四人”的心态，上述作品总有些相似的地方，也可以说是鲁迅意象的折射。
近来读贾平凹的《古炉》，见其写陕西乡下的生活，也有意无意地延续了鲁迅的余脉，似乎是《阿Q正传》的另一种放大的版本。
作者一改过去的体例，写实与梦幻相交，从乡土里打捞着历史的余绪，百年间乡村的人的苦乐之迹，于此历历在目矣。
《古炉》的笔法，是传奇式的，内涵比以往的乡土作品都要饱满，审美的维度也宏阔了。
鲁迅写《阿Q正传》，用的是旧小说的白描和夏目漱石式的讽刺手法，贾平凹则有古中国志怪与录异的味道了。
他们都不是一本正经地叙述故事，人物是怪怪的。
阿Q的形象是搞笑的，有旧戏小丑的一面，也多西洋幽默小说的痕迹，给人的整体印象是超然于社会的上帝的笔意。
贾平凹则是另一番隐喻，好像找到了中国式的魔幻，对悲剧的理解厚重了。
他们的反雅化的文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有了另类的视角。
未庄作为一个意象，乃中国古老村镇的缩影。
那里人的古音与俗调，主奴结构，非人道的生态，都是鲁迅的审美存在的外化。
他以此为舞台，写人生的众生相：王胡、小D、假洋鬼子、赵太爷、老尼姑、吴妈等，乡村世界的一切都有隐含。
未庄的革命是阿Q搞起来的，对村子里的上层与下层人都有触动。
造反自然是大的买卖，自己的价值随之攀升，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
但那革命则是利己的表演，转瞬间就被消灭掉了。
阿Q走到街上高喊口号的样子颇为可笑，作者对这样的革命有着自己的警惕在，那是一场没有灵魂的造反，其实与游民的暴乱很是相似。
鲁迅写到此处不惜用笑料为之，落了个反讽的效果。
贾平凹也是这样，他也嘲笑，却用魔幻的手段。
贾平凹说：“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
”小说中许多片断，是人性恶的因素的显现，让我们觉得不像是人间。
那些互斗中的杀戮，与晚明的“民变”无甚区别，也正印证了杜亚泉当年对农村社会的精妙之论。
若说《古炉》与《阿Q正传》有什么可互证的篇幅，那就是都写到了乡下人荒凉心灵下的造反。
这造反都是现代的，自上而下的选择。
百姓不过被动地卷入其间。
当年鲁迅写阿Q，不过是展示奴才的卑怯，而贾平凹在古炉村显现的“文革”，则比阿Q的摧毁力大矣，真真是寇盗的洗劫。
乡间文化因之而蒙羞，往昔残存的一点灵光也一点点消失了。
这里有对乡下古风流失的痛心疾首，看似热闹的地方却有泪光的闪现。
中国乡土本来有一种心理制衡的文明形态，元代以后，战乱中尽毁于火海，到了民国，那只是微光一现了。
《阿Q正传》的土谷祠、尼姑庵与《古炉》里的山神庙、窑场，乃乡土的精神湿地，可是在变动的时代已不复温润之调。
到了六十年代末，只剩下了蛮荒之所。
中国的悲哀在于，流行文化中主奴的因素增多，乡野的野性的文明向不得发达，精神之维日趋荒凉了。
但那一点点慰藉百姓的古风也在“文革”里毁于内讧，其状惨不忍睹。
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民间，确乎不是耸人听闻。
他的流氓气和领袖欲，潜伏在民间久矣。
一旦环境变化，便显出大的威力来。
《古炉》写到百姓对他的感受，是流寇的再现。
他的造反，全无人性。
先是烧书，毁掉文物，山门里的石刻、绘画、木雕没有幸免者。
再是对异己者的酷刑，对弱小者的迫害。
最后是全村卷入武斗之中，民不堪命的场景处处可见。
在贾平凹看来，霸槽、开石、黄生生、秃子金等人，大概比阿Q更蛮横、无知和凶残。
阿Q没有杀人的冲动，对古老的文明虽然无知，却无摧毁之意。
而霸槽的选择是摧枯拉朽，一切旧的依存都烧掉砸掉，将历史置于空无之中。
难怪村民说：“狗日的霸槽是疯了，闹土匪啦！” 这样大规模书写乡村社会革命负面的作用，在小说中不多。
中国社会的农民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历史的文化积淀。
那个脆弱的环节一旦被瓦解，灾难就降临了。
考察霸槽与阿Q的关系，前者野蛮，后者狡诈。
阿Q的革命不过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做大官的欲望。
霸槽就野性极了，希望有权利与位置，而且一身痞气。
他说希望各村都有自己的丈母娘，乱世可以谋一官半职。
“要是旧社会，就拉一杆枪上山”，“弄一个军长师长干干”。
他戴着军帽，领着水皮在村里急匆匆破“四旧”的样子，与阿Q当年“我挥起钢鞭将你打”的神态，庶几近之。
阿Q之举有些可笑，并不能主宰人们的命运，而霸槽等人则不仅下流，重要的在于改变了乡下的生态，那些神圣口号下的激进的选择，一度成为乡村的主旋，这也是阿Q所办不到的伟业。
鲁迅对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文笔有肃杀的韵味，哀怨是深藏在句式里的。
也因此，背景一片冷色。
他的笔下几乎没有温情的余晖。
所以后来虽然加入“左联”，而对革命队伍新的主奴关系，不是没有警惕。
贾平凹对此亦有体验，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内心是苦楚的。
不过随着年龄的递增，反倒消解了个体的恩怨，能以苍冷的笔墨反观那些无奈的存在，含义则斑斓多姿，有神意的幻影在。
《阿Q正传》的背景是灰暗模糊的，儒道释的因素似乎是游移不定的。
《古炉》则多是聊斋式的遗响，人与神鬼、上苍之间的对白都映现于此。
他们画了一个苍老的古村，看到了民众的灵魂。
比如无我、自欺、自恋和奴性。
从这两个村子的对比里，我们看到了底色互为相关的部分。
无疑，现当代文学中是有鲁迅的传统的。
台静农、许钦文、聂绀弩都带有鲁迅之风。
莫言、张承志、刘恒的鲁迅语境也是深的。
贾平凹得其一点，又自寻路径，后来形成了另一种风格。
不过中国作家的宿命在于，一旦深入社会的母题，鲁迅的影子便时隐时现。
这是一个民族的关口，我们一直没有迈出去。
在人鬼之间、天地之间与生死之间，筑一精神的园地，替那些已死未死的灵魂苦苦地超度。
凄凉的乡村生活因了这样的笔触，拥有了一种新造的美色。
但是我们细心品查就会发现，他在远离了鲁迅的地方，却与鲁迅的苦境相遇了。
《古炉》的人物众多，涉猎问题亦杂。
这是一部寓言式的新作。
大凡经历了那样的生活的人，读之都有呼应的地方，仿佛也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相同经验的释放，没有做作的痕迹。
作者写人事之危，夹着乡情，悲情流溢不已。
最纯粹的人性与最黑暗的欲望的碰撞，指示着我们民族的隐痛。
狗尿苔是个善良可爱而长不大的丑孩，这个形象在过去很少看到。
可以说是继阿Q、陈奂生、丙崽后又一个闪光的人物。
一个可以通天地、晤鬼魂的小人物，夹缠在紧张的革命时代里。
他的童贞的视角映现着现实的悖谬，而一面也有泛神精神提供的逃逸之所。
在《阿正Q传》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无望的喘息，《古炉》在极为惨烈中给我们带来的是黑白的对比，乡下人善良的根性使古炉村还保留着让人留念的一隅。
狗尿苔在两个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游弋，在他是一种节日般的满足。
悲剧前的喧闹，竟给孩子以快慰，作者写于此处，一定是哀凉的。
派性斗争，偶像崇拜，从众心理，把乡下人的心搅乱了，小说结尾处，写到枪毙人时的场景，人血馒头的章节，岂不是鲁迅记忆的再现？一方面是看客的眼光，一方面乃李逵式的革命的表演，在霸槽这类人物那里，李自成、洪秀全的影子也未尝没有。
中国社会的造反与革命，一旦在民间展开，留下的是更为惊人的荒漠。
而那境况下的民众，是无法摆脱看客的宿命的。
不过贾平凹绕过了鲁迅式的隐喻，他大概不愿意像鲁迅那样决然，心中还存有一丝幻影。
鲁迅在未庄写到了人心的荒漠，小民是没有一点存活的曙色的。
即便写到迎神赛会的背景，却不深谈那里的意象与人的灵魂的关系。
在鲁迅看来，古老的图腾对愚弱者是无力的存在。
《古炉》在情感的底色里有着精神的谶纬式的涌动，似乎喜欢对图腾的寻找。
这个人物写得颇为传神，他身在乡下，对天文地理、世道人心，都有精微的道理，像古炉历史的见证者，精神透明而灿烂。
善人的精神是维系古炉村精神生活的一个脉息，在其身上甚至有种佛老的意味，不妨说也有巫祝的遗风。
布道、行善，诗文与医道皆通，乃古中国文化的象征。
这样写他，大概心存一种梦想。
那就是在乡下文化中，图腾和周易的传统不可以迷信视之，那里维系着山乡脆弱的文明。
连这样的存在都消失的话，中国乡村的命运真的就万劫难复了。
《古炉》写到善人对恶运的态度，写施爱之举，都揪动人心。
善人临终前，说唯有狗尿苔可以救村民，其语真是庄子之声。
我读到此处，觉得出贾平凹的苦心，他在其间布满了自己的期许。
在最残忍的画面里，还有温润的梦想在，与巴金的《海底梦》、《雾》里的温柔的憧憬颇为相似。
只是前者过于文人的乌托邦气，后者则有古老道义的回响。
在贾平凹笔下，功利之徒都听不到上苍的声音。
唯有那些内心宁静者才可以与神灵对语。
蚕婆、狗尿苔、善人，在山水与花鸟间可以翩然游走，乃自由的存在。
而被世俗欲望缠绕的人，目光里没有颜色。
鲁迅笔下的乡民多是麻木者，快慰者极少。
贾平凹却在内心保留了一块圣地。
他在丑陋之地看流云之美，于污浊里得莲花之妙。
这样的美学意念，给人以微末的希冀。
小说以怪诞和梦幻的美来对抗苦涩的记忆，也恰恰看出了作者的一个苦梦。
关于中国乡村的生态，梁漱溟、周作人、费孝通等人都有各样的描述。
不过他们都还是学理式的。
作家中沈从文是个例外，他以原生态的民风嘲笑都市文明，文字里是生命意志的闪动。
而贾平凹则是周易与巫祝式的玄想，比沈从文更为复杂和多致。
他让一个怪人与花鸟草虫对话，和动物互感，万物有灵，人亦神仙。
在人祸不止的革命年代，那些无用的小人物，却得以与上苍自然互往，乃乡下性灵不死的象征。
这其间乃中土哲学的延伸，我们在此读到了菩萨心肠。
宇宙广茫而幽�，凡人的喜乐又何关焉？在无数冤魂野鬼之间，总有明烛闪耀着，照着俗世的苍白。
贾平凹不再像先前那么灰色中的宁静，而是有了神灵护法的冲动。
在没有宗教的地方，呈现了他信仰的天空。
善人的心在黑夜的闪动，给无望的古炉村以活的姿态。
这不能不让读者浮想联翩，好似看到了审美的另一扇门的敞开。
自从蒲松龄的人狐之变大行其道，我们不太容易超出他的范式。
汪曾祺晚年写了系列聊斋式的笔记小说，总体不出其格。
但到了贾平凹那里，一个全新的审美意象出现了。
鲁迅小说的背后有一股鬼气，那大概是儒道释的怪影，不涉自然性灵。
在贾平凹那里，人与鬼，与神，与草木、鸡狗牛羊，都有心灵互感。
枯燥的山野间，万物可以舞之蹈之。
狗尿苔在一个灰色时代的位置，比阿Q多了精神的善意的幻境。
这个残疾丑陋的小孩子，不乏童心的暖色。
从他和几个可爱的人物中还能够感到乡村社会隐性的美。
古炉村比未庄要苍老许多，神秘的地方一点不逊于江南乡下的古风。
较之未庄，少了含蓄与雅致，可是多了不是宗教的宗教，不是谣俗的谣俗。
这个人造的幻影，也许是作者精神逃逸的象征。
他的确不愿意单一地停留在鲁迅式的黑暗里，把一个缥缈的梦拿来，不过一种苦涩的笑，自我的安慰也是有的吧。
应该说，这是作者对乡土文明丧失的一种诗意的拯救。
鲁迅当年靠自己的呐喊独自歌咏，以生命的灿烂之躯对着荒凉，他自己就是一片绿洲。
贾平凹不是斗士，他的绿洲是在自己与他者的对话里共同完成的。
鲁迅在抉心自食里完成自我，贾平凹只有回到故土的神怪的世界才伸展出自由。
《古炉》还原了乡下革命的荒诞性，但念念不忘的是对失去的灵魂的善意的寻找。
近百年间，中国最缺失的是心性之学的训练，那些自塑己心的道德操守统统丧失了。
马一浮当年就深感心性失落的可怖，强调内省的温情的训练。
但流行的思潮后来与游民的破坏汇为潮流，中国的乡村便不复有田园与牧歌了。
革命是百年间的一个主题，其势滚滚而来，不可阻挡，那自然有历史的必然。
但革命后的乡村却不及先前有人性的温存，则无论如何是件可哀的事。
后来的“文革”流于残酷的人性摧毁，是鲁迅也未尝料到的。
《古炉》的杰出之处，乃写出了乡村文化的式微，革命如何荡涤了人性的绿地。
在一个荒芜之所，贾平凹靠着自己生命的温度，暖化了记忆的寒夜。
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岂能以文字记之？阿Q的子孙，代代相传，有时还快活地存活在我们的世间。
贾平凹无意去走鲁迅的路，他们气质与学问都各自不同，情怀亦存差异。
可是我们读他们的书，总有一种联想，似乎大家还在阿Q的路上。
一面自欺，一面欺人，有时不免残存着“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
倘若我们还不摆脱这样的窘况，那连先前的未庄、古炉村也不易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