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下限年代考】龙泉窑青瓷
龙泉是中国陶瓷史上烧制年代最长、生产规模最大、窑址分布和外销范围最广的青瓷名窑。
如同研究一个人需要了解其生卒年代，方能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在对龙泉窑的研究中，科学地考察、准确而合理地划定其始烧和停烧亦即上限和下限的年代，无论对全面、完整地认识龙泉窑，还是客观、公正地分析与其他窑系的关系及其兴衰原因等，无疑都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对于上限年代，虽有种种说法，本文不作评述。
但本文认为：龙泉窑的下限年代应为清末；流传较广，数量较多，被以往古董商称为“乍浦龙泉”的青瓷是清代龙泉窑的产品；根据目前资料，龙泉窑清代烧造青瓷的主要窑址在龙泉青溪、孙坑等地。
一、明末以后，龙泉窑仍具规模 龙泉窑烧造青瓷的下限年代问题，以往观点较为统一，一般划定在明代中晚期，认为此时由于大规模农民工匠斗争，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重税摧残，致使窑工破产，窑业凋零，工匠转业，产品质量急剧下降，生产已不具规模。
然而据1994年出版的《龙泉县志》载：“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由福州运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十月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长崎上岸。
”崇祯为明代最后一个年号，也是明末时期，龙泉青瓷尚有大量出口，可见当时仍有较大影响。
经文物调查证明，明末清初，龙泉境内尚有窑址160余处，前清时期，仍有70多处，可见进入清代以后，龙泉窑并未停烧，并仍具一定规模。
北京故宫博物院叶佩兰曾在《清代“龙泉窑系”青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一文中介绍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带有年款的六件清代龙泉窑青瓷，分别为“大清顺治八年制”青釉刻花瓶、“康熙壬辰岁振民武记”青釉刻花罐盖、“大清乾隆庚寅年莲塘监制”青釉大盘、“同治四年七月初一日出心弟子吴元旺百拜”青釉三足炉、“大清光绪癸未拾壹月廿九日”青釉刻花瓶、“植碧殿大王弟子江崇义拜大清光绪十九年”青釉刻花瓶，年代排列可以贯穿整个清代。
而带有年款的该类器物实属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流传于世的清代龙泉窑产品均五年代标记，其品种多为瓶、盘、炉、杯、罐、屏风等龙泉窑传统种类，其中瓶、盘、炉、罐等式样丰富、规格齐全，仅凤尾瓶一种，从十几厘米至六七十厘米，可分近十个尺寸。
此类器物除北京故宫自博物院有一定数量的收藏外，其他各地均有所见，在文物市场、古玩商店也频频露面，龙泉青瓷博物馆收藏甚丰，龙泉城乡家庭亦多有传世品。
这些被确定为清代各时期的青瓷器物流散面较广，数量较多，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二、“乍浦龙泉”是清代龙泉窑产品 在清代龙泉窑青瓷中，有一类晚清时期的产品，在建国前被古董商称为“乍浦龙泉”，认为是浙江平湖乍浦附近仿制龙泉窑的产品，其特征为：胎质与明代龙泉窑产品相似，但胎骨厚重，胎色灰白；釉色青绿，淡薄而透明，常泛灰或泛黄，浮光较强除炉类器物外，器身多有纹饰，常见纹饰为花鸟鱼虫、八卦、云龙等，以刻花为主，纹饰繁缛，几乎遍布器身；瓶类器形大多上大下小，头重脚轻呈不稳定之态，其中凤尾瓶多分二段，在肩部衔挠器物圈足多数还算规整，但有粗重之感，足底无釉，足内底也多数无釉，用垫饼垫烧，瓶、罐类器物立面能见足部露胎，胎色酱红，为烧前着色，与传统“朱砂底”有别；器形高大笨拙，多为陈设器皿，其中炉、罐类坯体较薄，制作还算精巧，器形相对协调。
观察其品种种类、制作工艺、烧造方法及整体感觉与明代龙泉窑一脉相承。
由于此类器物具备了龙泉窑青瓷的一般特征，但质量上较前代产品多有逊色，被人误认为仿龙泉即“乍浦龙泉”也是合乎情理的。
建国后，考古工作者虽对平湖乍浦一带多有注意，但至今未发现类似窑址。
20世纪80年代，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龙泉瀑云埠头村、青溪孙坑村及宝溪溪头村等地有清代青瓷窑址，其中以青溪孙坑窑较为出色。
孙坑窑共有两处，一处范围约二千平方米，另一处约为一千二百平方米，两处分别因建孙坑小学和村民用房而遭破坏，周围尚有部分散碎堆积物保存。
产品为青瓷和青花瓷，青瓷类有瓶、盘、罐、杯、炉等，多为大件产品，以陈设器皿为多，胎厚釉薄，釉色泛黄或泛灰，玻质感强，纹饰多刻较粗糙的花卉，与所谓的“乍浦龙泉”产品特征相同。
窑具有匣钵和垫饼。
青花类以碗居多，还有碟、小盘、洗等均为日用品。
1984年版《浙江省龙泉县地名志》“孙坑”条：“清乾隆至民国范姓曾在此烧制青瓷销售全国各地。
” 调查访问该两处窑址获知，民国初年改烧青花。
据《龙泉市政协文史资料》第12期及《龙泉县民国新志稿》(X抄本)卷十六物产部记载，民国时龙泉窑场虽多，但均烧青花，亦与此相符。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以往很少有人涉足研究清代龙泉窑，对其系统性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然而，在清代漫长的二百六十多年中，龙泉窑仍具一定规模，其产品数量仍是十分可观的，并且产品以陈设器型为主，这些产品多流散于民间，很少见于墓葬。
从产品质量上看，前清时期与明代晚期并无多少差别。
清中期曾经有过一个“回光返照”的过程，品质大致可以与明中期媲美，因此，以往某些被认为是明代的器物，很可能是该时期的产品。
清后期龙泉窑规模和质量急剧下降，其产品即所谓的“乍浦龙泉”，于清末民国初年被青花替代，显赫数朝的龙泉青瓷窑终于停烧。
三、孙坑村及相关资料 孙坑村为行政村，人口123户，520人，原属龙泉青溪乡，撤区扩镇并乡后，属小梅镇，与历史上龙泉窑中心大窑、溪口均相距约十余公里，原同属一个区，现与大窑同属小梅镇，因此，在烧制青瓷上无疑有着先后继承的关系。
该村历史上手工业亦有产瓷一项。
走访孙坑村，村民对上述青瓷古董甚为熟识，并多有家藏，言及过去被人收购甚多，包括一些刻有铭文或年款的器物。
铭文的内容多为佛门信徒还愿或施舍的记录，如龙泉青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凤尾瓶，颈部有“孙坑村弟子还恩范贞耀叩首百拜”题款。
在村内寻访《范氏宗谱》，获知该宗谱已毁于文革，却意外地在窑址附近江姓村民中发现《江氏源流》，该家谱修于大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刻有“植碧殿大王弟子江崇义拜大清光绪十九年”铭文的青釉刻花凤尾瓶，查阅《江氏源流》，江崇义谱中有名，谱载：崇义生于同治壬戌年(1862年)正月初五，娶毛氏，生三子。
献瓶至植碧殿时当为“岁。
铭文中的植碧殿距孙坑村约五公里，初建于唐代，毁于文革，1984年重建。
类似庙宇寺观及社殿祠堂，多有青瓷花瓶、香炉等摆设，清代龙泉窑产品亦时有所见。
在龙泉打击盗掘、倒卖文物活动中，常涉及此类器物，如龙泉市竹洋乡后排岭村祠堂供奉的三只三足香炉被盗案，村里甚为重视，认为珍贵文物被盗。
由龙泉市公安局内保科及龙泉市博物馆公安派出所侦破后，鉴定为孙坑窑产品。
又如以青瓷盛极一时的大窑村，原供奉在祠堂的两只大风尾瓶，虽口沿破损，仍作为镇村之宝，东藏西匿，秘不示人，其实也属清代龙泉窑产品。
由于过去文物界对此类产品重视不够，窑址调查也不够广泛和深入，相信将来能有更多的发现。
四、结语 通过对孙坑村的调查访问，对孙坑窑址的考察及瓷片标本的对比分析通过北京故宫博物院六件几乎可贯穿整个清代的带年款器物及龙泉青瓷博物馆一件刻有地名铭文的器物；通过《江氏源流》中“江崇义”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器物所刻“江崇义”对照，两者名字相符、时间相符等，说明传世数量较多、流传较广、过去被称为“乍浦龙泉”的青瓷是清代龙泉孙坑等地的产品，该类产品质量上虽不及以往，但无论是品种种类、制作工艺，还是装饰手法、烧造方法及所用窑具等均与龙泉窑一脉相传，因此，属于清代龙泉窑的产品。
由于古董商的误导，长期来对该类产品认识不足，被排斥在龙泉窑之外，而未受重视。
明末龙泉窑产品仍有相当的外销量，清代龙泉窑尚有众多窑场，仍具规模，产品器形较大，且多为陈设器皿，销往全国各地，在当时仍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