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若干理论问题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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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虽然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框架体系已经孕育萌发，但其支撑性原理有待进一步构建与论证。为避免重蹈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遇尴尬，如何理性把握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立场则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以观照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视角，通过对文献的历史梳理与理论辨析，提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路。研究结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探索已经从对武术本体的认知转向地域武术文化的全面构架；只有将文化多样性与先进性辩证统一起来，才能构筑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本向度；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应建立核心区域武术文化概念，并以拳种运动风格跨度、器械练习偏重、习武方式、节庆演武方式、练功服饰、习武场地等六方面为标准，将中国地域武术文化划分为南方、北方、西部三个区域，进而表达统一标准体系下的不同地域的武术文化差异性；文化时空特性决定了当代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重心应将地域武术文化特色与武术文化产业相结合；保持世界大视野与文化自觉，才能建立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5）06—0001—07。
近十年以来，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逐渐被武术学界聚焦成一个研究热点，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此时期，该领域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较为突出的特征：其一，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较之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二，该领域研究既有特定地域的武术文化个性探索，也有从地域武术文化研究规律人手的宏观原理问解。由此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深度逐渐入微、研究视野逐渐拓宽。但，从其自身历史发展的角度以及与成熟的上位学科——“地域文化”比较，当前的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仍处于成长阶段。
在中国地理与人文环境的长期孕育下，中国武术文化逐渐彰显出地域性特征。这种地域性特征不仅包含有区域武术文化的个体性特征，而且内隐有中国武术文化的系统性特征。伴随时代进步与武术发展，两种文化特征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那么，由此带来的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当下的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重心是什么？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又该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
不仅如此，区域划分是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在该领域研究中起到了支撑性作用。前人的研究已从地域文化与武术的关系视角，沿用地域文化的划界方法对“中国地域武术文化”进行了区域划分。由此进一步延展，以跨地域横向比较的视角，是否可以建立针对中国地域武术文化本身的统一划界标准呢？如果中国地域武术文化区域划分标准并非唯一，那么，由此引发的另一个连带问题——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地域武术文化？
以上种种命题的提出实则是在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之前应当考量的有关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路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发展进程。基于此，本文以观照“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视角，梳理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并试图探索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所遇的历史转向、基本向度、区域划分及标准、研究重心及创新发展等问题，以期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理论提供借鉴与思考。
1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地域武术本体认知到地域武术文化的全面构架从发生学的角度，地域武术文化是在地域武术基础上繁衍生发起来，没有地域武术的存在，必然不会产生庞大的地域武术文化现象。因此，地域武术是地域武术文化的本体，也是地域武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种属关系。在这种逻辑关系框架下，纵览中国地域武术文化学术史，其发展历程可以2005年为大致分界线①，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从对地域武术本体的认知转向到地域武术文化的全面构架。关于中国地域武术本体认知：它是以武术技术为逻辑主线，其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地域武术，理清了各地域主要传承的武术拳械内容。如果追根溯源，有关武术与地域相关联的记载可以追溯到《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赎镏金，无本赏矣。”“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1]《汉书·刑法志》也有相类之说：“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2]这里所言的技击，是指兵家战场所用之武艺——冷兵战场格杀技能，它与当代武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谓地域武术文化形成根源之一。上述两本书著均在同一角度表达了齐同武风浓厚擅长武艺的地域性特征；与当代武术文化内涵相近的有关论说可以追溯至明清时期。明朝嘉靖年问②唐顺之编著的《武编》③、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④和郑若曾编写的《筹海图编》⑤中均有相关记载，他们均表达了不同地域武家对各类武术拳械技艺掌握精熟程度及特色，初步萌芽出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基本思想；然而，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问题可追溯到民同时期。陈铁生总编的《精武本纪》在其补篇问答中专门就地域武术分类、缘南及发展做了解释与说明。“常闻我国国技有一至大之疆界焉，即南派与北派是也。南派主守，北派主攻，南派主狭小，北派主阔大，南派只就小范围盘旋，北派常能进退裕（自）如，从心所欲。斯虽为派别不同，然与社会性情，不能为全无关系。……去糟粕，撷精英，实为研究学术之要诀。”然，他义指出“南派北派，此是一时的现象。断无永远分立之道理，惟从前拳师，类皆同步自封，是丹非素。今则公之于世，为科学。同时，精武体育会为便于传习武术，将武术分为三大流派，即黄河流域派技击术、长江流域派技击术、珠江流域派技击术。[3]可以看出，精武体育会将武术分为三大流派尚无学理意义上的分类依据。另，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对武术流派具有地域差异的内在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分析与讨论，他指出“（内外两家）其法虽殊，其宗则一也……而外家之中，流派至杂，省与省殊，县与县异，一师各传其弟子，弟子各守其心得，亦且人与人不同。北派尚刚，南派尚柔。”“技击之有南北两派，实由于天时地理之关系，出诸天演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盖北方气候严寒饮食粗劣，北人生长其问，耐辛茹苦，成为习惯。故筋骨强壮，远胜南人。体质既殊，斯其技击之术，亦有不同。”“北派之拳术，气势雄迈，力量深厚，有非南派所能及者……不过北人生性迟顿，不若南人之灵动。南派之技击，其变化神奇之处，亦有驾北派之上者。”[4]较今之武术区域性特征，郭希汾提出的“北派尚刚，南派尚柔”之解已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注解与分析；在此之后，将地域武术探索推向巅峰的，当属1982—1986年同家开展的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同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将献拳经拳谱、兵器实物、功法技艺为中心工作内容[5]，初步查明流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129个。此时期，各省武术部门以官方形式开展的武术拳械挖整工作占据绝对地位，构成了当时武术研究的主流，而个体对地域武术研究虽有报道，如“沛县传统武术及其特点”（1982）、“北方武术散言”（1985）等，但在全同尚未形成研究合力。国家开展的挖整工作及研究重心虽然未从区域文化差异着眼，但基本摸清了我国武术拳种技术及其地区的分布情况，为实质意义的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播下了种子。其后，依托挖整的研究成果，各地相继出版了《浙江武术拳械录》（1988）、《沧州武术志》（1991）、《中国武术拳械录》（1993）等书著，并发表了“三秦武术史点滴”（1988）等期刊论文，形成了新中国来的地域武术初步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以地域性民族武术视角研究武术文化报道逐渐增多，如“宁夏回族武术概述”（1987）、“贵州苗族武术的特点”（1990）等。比较挖整时期，此时的武术文化研究已经逐渐深入到地域武术文化的理念与价值体系。学者们不仅从武术技术角度探索拳种运动，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学视角尝试性探索区域之问异同与特点。通览这些地域武术文化论说，此时期的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实质是对地域武术文化本体——武术技术的构建，尚没有站在地域武术文化整体高度看待武术的系列文化现象。关于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全面构架：2003年，上海体育学院开始进行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6]但最早公开发表的论文是2005年的一篇《齐鲁武术简论》。该文明确提出从地域文化视角沦述齐鲁武术的起源与发生发展，其目的是要唤起对地域武术文化特性研究的关注。[7]其后，诸多武术学者对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站在武术文化整体的视角，将研究对象南地域武术技术转移至地域武术文化。尤其在2006年，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进入到一个小高峰期，相关地域武术文化内容、现象及特征等研究报道开始呈现集中上升趋势。值得关注的是，将地域武术文化研究作为分析单位探索如何科学开展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已经进入学界的视野，如“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策略构想”（2006）“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的研究模式构建”（2011）等；同时，也有一些研究集中于区域性的武术文化内涵研究，如“中州武术文化研究（2006）”、“燕赵武术文化研究（2010）”、“秦晋武术文化研究（2013）”等。这些研究均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构建地域武术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