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桂林是否沦陷_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彭子冈的“重庆航讯”特色
抗战时期《大公报》（桂林版）的长篇通讯，题材十分广泛，不仅颇具时效性，而且写得生活鲜活，深受读者的欢迎。
早在桂版创刊之初，《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就用“老兵”的笔名发表《重庆通信》。
总经理胡政之参加国民政府的“访英团”归国后，曾于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９日起连续发表《十万里天外归来，访英游美心影记》。
徐铸成由香港撤退到桂林后写过《广州探险记》。
著名的经济学家千家驹连续发表过《回忆香港》。
还有吕德润的印边通讯，赵惜梦的兰州通讯，杨纪的成都通讯，金慎夫的贵阳通讯，马廷栋的“赣南旅行通讯”，衡阳特派记者吉彭信的衡阳新闻电话，柳州特派记者钱庆燕的柳州新闻电话等等。
这些通讯不仅刊载的篇数多、连载时间长，而且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也较大。
特别是通讯中揭露重庆国民政府的腐败内幕，与徐铸成的社评并称为《大公报》（桂林版）的两大特色，尤其值得注意和研究。
一、“重庆航讯”与彭子冈 早在《大公报》（桂林版）创刊的第一天，《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就以“老兵”为笔名，在第二版连续刊登《重庆通信》。
对于“老兵”的意义，他曾有这样的解释：“我在新闻战场上打了三十几年，已是一个老兵，但仍愿以一个老兵的资格，领导新兵作战；在战场上，老兵的地位，比新兵重要，因此可以证明我是愈老愈勇，并没有后退的意思。
”①张季鸾在《大公报》（桂林版）刊登过的“重庆航讯”还包括《陪都来鸿》（１９４１年３月２６日）、《全会鳞爪》（１９４１年４月４日）等。
但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没有继续写下去。
彭子冈（１９１４年―１９８８年），原名彭雪珍，１９１４年２月７日生于江苏苏州。
１９３６年北平中国大学肄业。
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毕业后，先任上海《妇女生活》记者，多有建树。
抗日战争时期，她以《大公报》记者名义在大后方采访，发表大量通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与浦熙修、杨刚、戈扬并称为当时后方新闻界的“四大名旦”。
自１９３８年，彭子冈进入新记《大公报》任外勤记者，十余年间，她采写了大量生动鲜活、有棱有角的通讯报道。
当代知名学者傅国涌先生曾评价道：“这些曾感动过一个时代的文字已永远载入中国新闻史。
‘那个爽朗敏锐，漂亮洒脱，穿着大红毛衣在国统区跑来跑去的子冈’也早已定格在历史中”。
?�?� 二、彭子冈的“重庆航讯”内容丰富，角度独特 在彭子冈采写的“重庆航讯”里，既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有大家忽视的冷点问题；既有宏观上的叙事，也有微观上的刻画。
内容丰富，角度独特。
在这些通讯中，彭子冈通常会以大家熟悉的国际政治新闻或战事情况切入，再转向大家关心的热点话题，并从这些热点话题中，旗帜鲜明地摆明了作者的观点态度。
同时，还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把读者的目光拉向社会的冷点问题，为社会上真正的弱势群体呼吁。
例如在《重庆新春》这篇通讯里，彭子冈在开篇“心在四方”里首先从新加坡陷落，到当局访问印度的时政话题谈到民众对局势的担忧疑惑，再笔锋一转，十分清醒和冷静地指出： “人们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民主国家，恶劣的人为的远景，应该就此打住，在一个大测验上，我们大家都得重作准备――中国也不例外，那太多的歌颂，是不能摒挡未来的艰难的。
”?�?� 随后，彭子冈再从大家普遍关心的“节约紧缩”问题，揭发了国民政府中的内幕，“公务员家属米贴限五口的规定，早已实行，在某些机关的职员名册上，家属人数几乎一律变成了五口。
”?�?�并以国民政府高官蒋廷黻的分析，指出了问题的实质： “节约与紧缩，无论在机关团体或私人，均仍是一个大课题。
记者曾于蒋廷黻氏晤谈，他叹息过去几十年来的教育养成了大批的‘士’，他们只能做官，而且是一事不做的官，却不能够自给自足，不能谋生产之道。
他们变成了过剩的公务员，变成了某些衙门里的挂名专员、委员、参议、谘议。
”?�?� 彭子冈在痛快地分析完节约紧缩的问题实质后，又很自然地以“节约是得与‘赶死’与‘压榨’分开的”过渡到工人问题。
她写道： “以中国人民的先天不足，后天营养的粗劣，以及工厂环境设备的程度来说，八小时的工作才可以说是卫生之道，才可以使人不变作机器，而有从事精神活动的机会。
倘若说机器的寿命应该注意，浪费机器是一桩罪过，那么缩短了人的寿命，更是残忍与罪恶。
”?�?� 并深入地指出“四年半来前方将士流血的记载多，后方工人流汗十二小时的记载少。
有人以为这是一个过早的课题，但倘若我们能够把人力普遍平均地去掘发，真正的把三民主义实行起来，这就不会成为过早的了。
”?�?� 这些时隔半个世纪的文字，至今读来，仍深受触动。
丰富的内容，往往来源于独特的视角。
彭子冈在通讯里，常常挖掘读者和同行忽视或者漠视的问题，从微观处见宏大。
在《陪都近闻》这篇通讯里，朱森教授的死向读者大众反映了一个抗战时期深刻的社会问题。
抗战时期，连年战火使得国困民穷，大后方广大的文化人常常得不到稳定的生活保障。
彭子冈谈到： “我们不主张读书人该有什么享不完的特权，劳心劳力原是一样的劳动神圣，但只是为了珍重读书人在文化上的劳绩，尤其是科学工作者在抗日大业上所贡献的血汗，我们期待他们有水平以上的生活保障。
”?�?� 在这篇通讯里，彭子冈还以读者熟悉的“消暑”为切入点，对国民政府和权贵的某些特权行为给予了批评。
她生动地写道，“我们不讳言，在我们的上层社会中，科学的享用不下于欧美科学昌明的国家。
年来遇到纪念节日，流行着广播宣传，广播座谈，甚至广播周。
也许对国外的尚有效，对国内的不论其他次要城市，即以重庆而论，私人装设无线电收音机的，只五六十架；但若说到电炉、电风扇、电熨斗就怕要以万计了，一些营商或兼营商的暴发户而外，尤其是一些机关中的家眷宿舍，浪费得尤其可以。
电炉可以省了燃料，电熨斗在阴雨天可以熨婴孩的尿布，因为既消毒，又省了木炭烘烤，电灯更无分日夜地开着。
”?�?�?� 三、彭子冈的“重庆航讯”文笔犀利，风格多变 彭子冈性格直爽，敢于直言不讳、不畏权贵。
其笔下的文风也是泼辣利索，风格多变，读来畅快淋漓。
例如在《重庆心声》这篇通讯里，彭子冈对于政府批评可谓一针见血，阐述问题句句点中要害。
“在限价（原称平价）之后，当局又下令严肃战都生活，前方苦战，数省灾荒，与重庆的一部分人的惬意生活的确不能比拟了，虽然那也可以说是腐烂的生活。
”?�?�?� 彭子冈的文章在朴实之余，更多了一份细腻。
在《晚秋杂写》这篇通讯里，她写道：“在记忆里，在影片上，在文人的笔下，均曾写下过棉花田的美丽，然而在普通重庆的棉花店里浏览一下，你会失去了对棉桃绽开的美丽憧憬。
这儿的棉花是黄污夹子，甚至沙泥斑驳的，这样的棉花，目前是三十元一斤，五斤重的一个棉絮，够一个小科员挣十天，够一个苦力挣半个月的（苦力们收入虽少，但又没有平价米可吃）。
” “广东月饼贵到十五六元一个，‘科学焙炉，货真价实’。
土式月饼仍有它的销路，广告少做而已。
点心店里扎好的礼品有一千五六百元一提者，不过是火腿一只，酒数瓶，月饼糖果数盒而已，但每日每店仍可售出二三十提。
购买者中有含着一肚辛酸想向上爬的中级公务员，有财运亨通的商人，有从未作过乡居的地主，有借薪三月已成功的国家银行职员……”?�?�?� 这些细腻之中，“沙泥斑驳的棉花”和“月饼礼品”透出的是战时重庆人民生活的辛酸和凄凉。
彭子冈的“重庆航讯”不仅文笔犀利，更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常常读来令人捧腹。
例如在《重庆新春》这篇通讯里，谈到重庆的公务员津贴问题时，文章写道：“公务员家属米贴限五口的规定，早已实行，在某些机关的职员名册上，家属人数几乎一律变成了五口，这其中的笑料，曾经在报纸上揭发，更多的在人们口头上流传。
有人得为尚未生下的儿女想名字，有人得把长眠地下的亲属请出来帮忙。
现实生活训练人们变得会撒谎，原是不足深怪的。
”?�?�?� 彭子冈写的重庆航讯，并不是单纯的报道重庆一市的新闻，“陪都新语”、《“七七”六周年及其它》一类的“重庆航讯”，还曾报道过新疆等边疆大事，有时还简要报道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活动。
彭子冈是《大公报》（重庆版）的女记者，接触方面多，了解的情况很广泛。
从１９４１年起，彭子冈开始关注社会底层，连续为《大公报》（桂林版）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传达了小人物的痛苦与心声，被新闻界誉为“重庆百笺”。
这些《大公报》（重庆版）不能发表的新闻，通过航寄到《大公报》（桂林版）发表出来，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这不仅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足以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相媲美的传世之作”。
?�?�?� 注释： ①社评：《悼季鸾先生》［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１－９－７（２）。
②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１页。
③④⑤⑥⑦⑧?�?�?�通讯：《重庆新春》［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２－３－２（２）。
⑨通讯：《陪都近闻》［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２－７－２９（３）。
⑩通讯：《陪都近闻》［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２－７－２９（３）。
?�?�?�通讯：《重庆心声》［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３－３－１５（３）。
?�?�?�通讯：《晚秋杂写》［Ｎ］．桂林版《大公报》原件，１９４２－１０－５（３）。
?�?�?�傅国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