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_芸叟.�叟与舒体
一 大约五六年之前罢，笔者曾喜获“山阳阮氏信札”些许。
回徐州清理之时，发现“芸叟宋恭贻草”于“康熙后壬寅(康熙一朝及呈现1662年、1722年罕见的‘甲子’完整的‘时代’――笔者注)”的《八十自寿四首》墨迹(见图1)。
其时的兴奋难于言表。
平静过后，即刻弄清楚了有清“盐城”曾隶“淮安府”的史实，顿觉“芸叟”墨迹显身于望族“山阳阮氏”的情通与理达。
何况恭贻的父亲宋曹(1620－1701)，本乃“淮海”本土“入清不仕”、气节名冠遐迩的遗民，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书法家! 谈到书法，万莫忽略了李唐以降“师颜(真卿)”的人无不“心慕”且“手摹”，几乎是在竭全力地“去拘束、率尔求真”以彰显“一己”之“个性”，或许才有希望获“结体”之新“趋势”。
况且中华书道，自“篆分”入楷，呈“摹颜”亦“出颜”格局，恣肆狂逸但力厚骨劲，意态超然却古拙朴厚，超迈入神又婉和韵雅，终于熔千古书风而蹊径另辟并风格独具地实现它的“新‘结体’”，岂仅为“媛叟”子贞何绍基一人之实践及体验?于此，我们不已经看到了，先于绍基(1772－1840)百余年、生于崇祯十五年(1642)的宋恭贻，也应属功莫大焉佼佼者中不容忽视的一位?!惜乎恭贻资料的贫乏以致奇缺，这《八十自寿四首》所交代，无疑更显其价值的非同寻常。
毕竟，恭贻于此“四首”诗之“吟”及“写”的过程中，原本就深蕴着他“个人，隋资”难能可贵的表述。
既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地将“芸叟”之亲书《自寿》诗稿与“�叟”润墨代表作如《封禅书》或《史记・李广传》以及《淳化帖》中《衡山文征明题认识》《钱塘白埏谨题》(见图2、3、4)等一系列墨迹，进行客观又认真的比较?而比较后的感觉，绝不只会是“结体”过程“润笔”或是“运腕”的偶然雷同!仅“字迹”尤其“神韵”相似比重之大，就“大”到了令人常“宋(恭贻)书何(绍基)判”惊人意外!何妨让我们于“出乎意料外，又总在情理中”辩证一统的考量中，庄肃亦融情地审度且品味眼前中国书法这珍贵亦难得的《八十自寿四首》墨迹! 岂谓吾生及此辰，�香酹酒拜双亲。
春风丝管连轩盖，竞日耆英肃主宾。
钓国老傅周渭水，寿诗晚致汉蒲轮。
一无不朽垂天地，空具堂堂七尺身。
记从弱冠附群贤，俯仰名场六十年。
趋步不曾羞里巷，文章谬许卖幽燕。
门瞻师相星辰上(恭贻自注：谓太仓夫子。
下同)，书忆各(?)官烽燧边(谓巨峰伺郎)。
私喜筋骸尚健康，哪须扶杖入歌筵! 禄养徵情误板舆，葳留清白祖宗余。
一钱敢敛鄢民怨，千石禁止销汴府储。
心迹漫孤忠孝路，梦魂堪共鬼神居。
此来常愧锺吾友(谓尽(书?)堂太史)，两袖风还闲信欤! 淮海流传隐逸名，堂悬寿额庆长庚。
一时簪祖先人泽，半世�盐故扫(归?)营。
耄耋葳华凭造物，儿孙福份看躬行。
至今眠食如平善，只是求无忝所生。
幸登此年，不可无诗。
《诗》言志乎?《小宛》之末章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
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终身诵之而已! 康熙后壬寅(前壬寅即康熙元年即1622年――笔者)二月既望。
芸叟 宋恭贻 草 岁入“耄耋”年的“芸叟”，他是在“谁能想得到我活到了八十岁”的激动心情下“�香酹酒”来感恩他的父母双亲的!就在回顾“俯仰名场六十年”艰辛经历的同时，不还察觉到了他“私喜筋、骇尚健康，哪须扶杖入歌筵”的难得意情状!听了他“自寿”之际他倾心般的话语，不论是谁，能不为他的真挚有所触动?将难得的“芸叟”墨迹与我们手头常见到的署名为“媛叟”的信札或册页，粗略地进行印象界面的比附，无论真、行兼容，谐而显其神，还是点横自如，张弛亦天成，特别是挺健于凝重里，既不乏活力于烂漫，尚且于开合中凝一气呵成之精神并威势，结果又总是相映生辉的感动。
怎能不想到将此二“叟”的墨迹置放于一起来比勘并鉴赏?通览过后，相信会兴奋以至震撼，绝不会出现其他什么情况! 二 毋庸讳言，生活在“春风丝管连轩盖，竞日耆英肃主宾”的氛围中，对于宋恭贻的成长，无论家庭环境也好，或是人脉影响也罢，肯定多是积极而且有助益的。
他言出由衷地向世人透露“记从弱冠群贤附”那非同一般的人生阅历尤其宾朋往来，其之所言，何尝些微有虚!这从宋恭贻在“门瞻师相星辰上”句后自觉加上“谓太仓夫子”(指“吴伟业(1609－1671)吴梅村先生”――笔者)之“注”，也领悟得到他“近朱者赤”的深切感念。
由于笔者见少识寡且才疏学浅，时至今日尚未弄清恭贻在“书忆各(?)官烽燧边”句下所“注”的“巨�伺郎”以及“此来常愧钟吾友”句后加“注”的“尽(书)堂太史”所指系哪两位先生。
但历数与其父宋曹频繁往来的人或言宋恭贻的“师辈”者中，不论其中的哪一位，譬若“淮海流传隐逸名”所指“徐州二遗民”也就是阎尔梅(古古)与万寿祺(年少)，皆无异于太空闪烁不泯的光点或时刻引领他勇敢向前的星辰! 再比如说“淮海流传隐逸名”中的阎尔梅阎古古罢，其晚年告别桑梓徐州，择居山阳淮安，还筑起了“隰溪草堂”，引起众多文人的格外关注。
为什么?桐城先贤方文在他的《畲山先生续集》卷二中曾收《赠阎古古丈》(七言古)一首中似乎有所回答：“我年弱冠家南京，雅慕沛县阎先生。
是时先生亦知我，各赋一诗遥寄声。
十载相思不相见，准拟驱车涉淮甸。
始愁兵火道途艰，寻痛京师沧海变。
先生义气概以慷，报韩欲仿张子房。
上述时宰触忌讳，隐逸姓名之四方。
踏遍西南好山水，二十年间头白矣!司寇龚公念旧交，特疏令君还故里。
今秋鼓柑肥水来。
与我邂逅襟颜开。
容丐虽衰气犹壮，新诗骨骼和崔嵬!握手经句又分手，欲展离情惟有酒。
城头明月正高寒，一日相过饮一斗。
”是应悟，尔梅“隰溪草堂”之筑，原为徐州沛县阎先生“意气慨以慷，报韩效子房”的必然。
宋曹父子与桐城方文的感受，当然无悖。
自然阎氏尔梅也就被恭贻视作心目中的“辰星”。
通读宋恭贻《八十自寿四首》诗，岂止于了解他“趋步不曾羞里巷，文章谬许卖幽燕”的少年拼搏并华年风采?同时还发现到他的直率以至从不回避“心迹漫孤忠孝路，梦魂堪共鬼神居”的尴尬及苦恼。
否则，于煞尾《跋文》里，绝不会再引《诗经・小宛》“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深谷”来总结并自况此生了。
也许受到父亲的影响太深的缘故，恭贻的档案中竟然也没有关于“功名”的只字反映。
“禄养徵情误板舆，葳留清白祖宗欤”或许就是他的真情告白! “功名”虽无所欲，然于文化活动他却常参与并涉足。
地方“颜氏重修族谱”并“祝寿”，于是各地文士雅集于盐城，盛况空前。
恭贻能不出席?二十二年(1683)秋，皇上下诏“两江总督于成龙(1617－1684)，修《江南通志》”，宋曹亦应聘并携宋恭贻齐参与。
就这样，这两次比较盛大的文化活动，均曾出现过“山阳盐城宋恭贻”的身影。
于是，恭贻曾亲赋《祝贺东谷公寿诗》于前；随父“纂修”尤其“总校”且“落款”于《江南通志》上在后。
当然，我们就不能不如此地考量并琢磨，一位视“觅碑、临摹、楷严”为至高至圣的书法人，对类此文化活岂能失之交臂!无独有偶，百年后的何绍基，他也曾经随父何凌汉(1772－1840)任职(“壬午科山东正考官”并“留任山东督学正”――笔者)并到过“济南”。
务必注意的当是，子贞是在“济南”才喜获珍贵又至为关键的《张黑女墓志》的!特别是，“媛叟”晚年，他又何以居住甚至客死吴门苏州?以何绍基求贤若渴的秉性。
跟着感觉自觉地步宋恭贻之后尘，以求艺术创作领域中的共鸣享受，如此莫名的诱惑力不仅仅存在，而且还极其的强烈。
我们如此的分析不为过吧? 三 一般讲，汉字“形体”，除“繁、简”以外，还有着“楷、草、行、隶、篆”等五种“字体”的“区别”。
书(法)界，早流传先秦王次仲“字体似隶而体势多波磔”，亦就是“二分似隶，六分似篆”所谓“八分书”的说法。
至于有清桐城文人方尔止不依然还深究不已!在《吴山宾见赠(八分歌)赋此答之》中，他明确不二又坚定不移地补充讲：“今人字学总茫昧，分隶二体亦不明。
既以八分误汉隶，因而称隶为真行。
秦观、洪适且如此，余子琐琐安足争!八分者何兼篆隶?篆取六分隶取二。
汉碑硬瘦能通神，唐碑肥软少古意。
前人学者多唐碑，汉碑了了不易致。
我爱八分曾究心，手摹四碑于孔林。
韩来、乙瑛书最妙，史晨、孔宙亦可亲。
其一‘曹全’购自陕，五帖不只千黄金。
携归草堂日展�，诵读之余聊染翰。
临池仅得其形似，精微尚恐隔河汉。
独知世人知者稀，每将良平比绛灌。
今岁偶来秋浦城，故交席见吴先生。
先生腹笥破万卷，字学尤详剖析精。
见我八分谬称赏，长歌投赠情非轻。
历序前朝诸旧德，朗如列眉人罕识。
大小二篆生八分，自惭书篆晚无力。
丞相中郎法并传，从兹愿以君为式。
”更不用翻检“�叟”与知音交流“书道”信件其中相关“八分字”讨论的话题未辍。
待“书法”发展到李唐盛世，又“结体”出“颜(真卿)”与“柳(宗元)”的各自迥异与形态兀显，令千秋万代刮目相看。
千家万户还无不临摹以为“帖”!有人就曾总结为“欧、颜、褚、李辈杰时，各抱古法无因仍”。
十分明确， “字体”只有在“书家”书写“个性化”，且能与“书法”之“结体”相谐又相映生辉时，才可以创造出璀璨亦震惊的格局来，就像康熙时代的宋恭贻，或是道光年间的何绍基。
但不论是康熙、恭贻或者道光绍基，又无不是“书擅八分能瘦硬，学从二篆亦深娴”(清・方文《畲山集・赠赵子正》)的楷模。
他们当中，不论是谁，都极其明了假若胸中“体势”失之于严谨，则腕下“风神”又何以能超逸得了!所以，其后书法理论的研讨及识辩才都认识到了“八分书”在“书法”中的基础地位及其“结体”阶段所蕴蓄着的无限能源价值来。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居然还真出现了敢冒天下大不韪的人。
也许“无知才胆大”的缘故，他们居然将“颜、柳”两位“大家”的经典“结体”，拿来与千秋百代传承并推崇的“楷、草、行、隶、篆”等五种“字体”不仅秋色平分，还主观又生硬地比肩接踵，毫无顾虑地冠之以“七分”不伦不类的“名实”来，欲图与“八分字”混淆后达到偷梁换柱的目的。
不过此举，典型地违背了逻辑学“同一律”(即算术“四则应用”中的“同类项合并”――笔者)的科学原则。
可是他们依然错不止步，无视画蛇添足的尴尬，不惜再续何氏之所谓“七分”之后并甘居“半”的难堪中!说句真心话，所谓“七分半”蹩脚捏造的本身，实在是一件令世人皆匪夷所思的事! 殊不知，以此来认知并谈论“书法”，岂止划不清“书体”与“书家”的界限，还会在不经意过程中彻底地抹杀掉“字体”与“书体”的本质差别。
是而，以“定义”的严谨来审度书法“七分半”的提出，应成为我们责无旁贷且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仅要正确理解历史“八分字”的定义及形成，尤其不能允许将“七分半”之类与其相提并论。
此乃科学原则无情于理性层面的提醒。
即令人有时勉强、被动地接受，也不当再添油加醋，以讹传讹。
否则，失之毫厘必定谬以千里!认真思辨，即使“七分”内的颜真卿，或是柳宗元，抑或“半”之所指的何绍基，他们中无论哪一位，又有谁能够须臾离得开前“五分”即“五种书体”的苦练基础，尤其是不断临摹的长期积累!?假如不能于反复摹写中完成艰苦的传承，尤其于“同中有异”或“异中求同”奥赜识辩后自觉地进行渐离，最终他还能否超越并确认自我并登上“结体”之平台并跨进展示“书体个性”的广阔天地?足可见，基础“五分”的重要及关键。
设若缺失了“五分”营养的提取及吸收，其所“结体”究竟还能不能是“一分”抑或“半分”，也都还很难说。
庄肃、典雅又璀璨的“中国书坛”，岂是什么“七分半”或什么“九分半”能够涵盖得了的! 四 即令回眸“草书”的发展进程，不也同样可以令我们获得上述深刻的认识!常识启示我们，谈“草书”，不具备“行草”及“隶简”的常识，断然不行。
写“草书”，若不悉“草书”尚有“今草”“狂草”及“章草”的区分，怕无从入手，当然也就更加的不可以了!即便是同属“草书”一“体”，不依然还有“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书亦章草之捷”(张怀瑾《书断》)的关联与微别?如同“子贞‘字体’”之与“颜鲁公”，尤其是含“真卿”于其内不尽谐调所谓“七分”。
关键即在，“秦、汉、晋、唐‘体’多变”之中，“章草”的出现，原本烙以鲜明又深刻的“上呈篆、籀、古文，下开楷、行、草新体”所谓“过渡”的痕迹。
既然它的“机体”早已染以“汉隶衍生”的基色，定然也就深蕴着“汉隶”那质朴厚重且生意盎然的“精神气格”。
对此，当然我们就会深信而不疑。
既已涉言到“章草”的习作，不少人都曾经遇到过“只能辩体而不知其由”的尴尬。
但是它还曾创造过“汉魏、两晋人最妙”的璀璨及辉煌呀!那些客观记录在案的文字至今不仍然震慑并诱惑着世代不辍的习“草”人!“书法”其“结体”的震撼与魅力，竟然如此地纠葛在一起，令书家磨墨不已，构思更难矣，“结体”不已，创新更难矣!带着这样一份心情，才让我们反复品味“舒体”与“七分半”，尤其“舒体”与“半”间那千丝万缕的“情”与“理”，自然也就显得出本文撰写的重要及必须了! 所谓“七分半”，翻阅研究何绍基书法的资料，特别凝聚着研究成果及精华的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何绍基墨迹》(三卷本)中的“出版说明”，尤其是王启初撰《何绍基的书法艺术》及苏白撰《何绍基其书其人》文内，均未曾出现过。
倒是网上无根无缘又高谈阔论“‘舒体’字”的文字里，不仅能看得到，还屡见不鲜。
问题在于，既已只视“�叟”为“半”，再将其与“字体”并列，于“常识”已属不伦不类以至不近情理。
或言，以“半”相对“颜(真卿)及柳(宗元)”，原蕴着“虔诚”及真挚。
即便是，也难以能将“�叟”从“三代两汉苞举无遗，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 原，锋之劲直取兰台，故能独有千古……”(曾衣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