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象的路遥研究与接受

周景雷，男，1966年生，文学博士，渤海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胡冠男，女，1985年生，渤海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2012年11月17日是路遥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文学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纪念和研究热潮。路遥研究始于1980年代，自从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为文坛关注以来，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研究了路遥及其创作的特点。纵观三十年来的对路遥的研究和接受，似乎存在着一种独特而有意义的现象，那就是这一过程是由诸多错位构成的：路遥一方面受到了大众读者持久热烈的喜爱，《平凡的世界》等作品的获奖说明了评奖机制的支持，但同时他又在文学史叙事中处于长期的“空白”状态，许多知名评论家也没有对路遥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在对路遥及其作品的接受上，大众读者、评奖机制与评论界、学术界的态度形成了“热情”与“冷漠”的两极分化。不过到了新世纪，当路遥及其创作逐渐淡出读者视野的时候，学术界和评论界却对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路遥”的这种大错位，作为一种现象，或许会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起到某种警醒作用。本文拟在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予以简要的梳理。

一。

路遥的文学创作之路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在《人生》之前他已经写出了不少作品也收获了一些大小奖项，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中篇小说《人生》的问世。“《人生》最早刊登在1982年第五期的《收获》杂志上，一时间，洛阳纸贵，竞相传阅。”[1]这样的出场的确显示了不寻常的影响力，根据《人生》改编的电影、话剧、广播剧也都深受欢迎获得巨大成功。不仅如此，《人生》一经发表就掀起了评论界的一度热议。有的研究者注意到，“1982年10月7日，《文艺报》在同一天刊登了观点迥然相异的两篇文章：曹锦清的《一个孤独的奋斗者形象——谈〈人生〉中的高家林》和梁永安的《可喜的农村新人形象——也谈高家林》，从对高家林爱情观的不同解读挑起争论。”这之后相继出现了一些评论文章参与讨论，如《应当怎样评价高加林形象和〈人生〉的爱情悲剧》、《评〈人生〉中的高加林》、《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2]等，都说明了批评阐释话语中对这部作品的重视和聚焦。可以说，这部十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为路遥带来了其生前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

《人生》的轰动得力于其创作与当时的话语资源的相契，这可以视为路遥与时代结合最为紧密的一次尝试，这不仅保证了它的艺术含量，也保证了它最终的成功。首先，对《人生》最初的评论性文章都驻足在“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上，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与八十年代初“新人形象”讨论相伴而生的。1979年，邓小平指出，“要塑造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3]，周扬、贺敬之等重要人物也都对这一倡议作出了理解和阐释。而且，在“历史刚刚跨入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青年》杂志就发起了以‘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为题的大讨论”，“一年的时间里就收到六万余件讨论稿”。“而就在这场延续的讨论中，《人生》又作为新的兴奋点出现了。借《人生》而论人生，就这样，一篇小说与一个时代话题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4]。此外，《人生》能够得到精英评论集团的看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生》中还涉及了一个跨界或者临界的问题，即新兴的中国城乡之间的从物质到精神的过渡状态，这使《人生》具有了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双重意义。

不过，也许还有一点更为重要。1980年代初期，在一种普遍追新慕异、崇尚现代的文学背景和情境中，其实还有一种习惯的东西存在，并成为潜流，这就是现实主义对作家、甚至对读者的某种看不见的约束或者期待。它的产生有赖于一种带有“遗传”性质的固有的“政治热情”。这种“政治热情”虽然已经不再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施于文学之上，却以牵制作家的心理世界和情感取向的方式继续产生影响。所以，这时的知识分子仍旧愿意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作为抒写的重心以发出理性和警示的震慑，依然相信文艺的力量，并用文艺来参与和完善社会政治，主持社会公道。1985年以前，由于这些“政治姻缘”无法立即消失，路遥所使用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方法在这样的情境和资源中更容易被承认，取得合法地位。

二。

如果把《人生》的发表作为路遥创作成熟的一个节点，那么把第一部出版于1986年的、同样遵循了现实主义原则的《平凡的世界》作为在路遥接受、研究中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节点也未尝不可。《平凡的世界》一百多万字，耗时六年，倾注了作家几乎全部心血，但在第一部完成时却遭遇《当代》的退稿，后来《花城》杂志也只刊登了第一部而拒绝连载其后部分，文联出版社几经周折才将其完整出版的[5]。当时诸如《花城》、《当代》这样地位显赫的杂志正是批评阐释话语参与文坛的阵地和纽带，他们对待《平凡的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评论界的观点和取向。所以，我们看到，《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方式与《人生》是不同的：《人生》最初是在《收获》杂志发表，广播、话剧、电影对《人生》的改编属于二次传播，是基于《人生》已有的知名度才得以发生的。《平凡的世界》则不同，它最先通过电台进行传播，正因为文学杂志对《平凡的世界》的回避态度，使得电台广播有机会从间接媒介成为直接媒介。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很好地说明了评论界对待《平凡的世界》的冷漠态度。这与当年《人生》发表的盛况有很大不同。

一直以来，1985年以后现实主义的式微成为人们解读路遥“被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细究起来，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虽然受到排挤，可是却一直存在于当代文坛。同为八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如张炜、贾平凹都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后来的陈忠实、阎连科等人也都践行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这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似乎没有因为使用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就受到评论界的漠视。那么，《平凡的世界》遭冷遇的原因在哪里？其实，1985年之后，很多作家将现实主义原则进行了一种自觉的改造。比如，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这些作家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在精神，却将它的表现形式注入了夸张、琐碎、荒诞、戏谑等的现代和后现代因子，从而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边界和内涵。而路遥却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出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执着，将中国人的憨厚和对真实生活的再现紧密相连，展示了一代人的精神操守、道德标准和价值立场，因而仍然走向了思想教化的路径，所以，才造成了与“新的美学原则”相错位的局面。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一方面说明了评奖机制对路遥创作的肯定和鼓励，同时也暗示了评奖机制与评论界之间日益显著的分化，这种分化正孕育于八十年代中后期。 “茅盾文学奖”作为一种奖励制度，“是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也是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意图，以原味的形式对文学艺术的导引和召唤。因此，文学艺术的奖励制度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性，权力话语以隐蔽的方式与此发生联系，它隐含这意识形态的意图和标准，通过奖励制度喻示着自己的主张和原则”[6]，路遥的获奖正是这种询唤的结果。而1985年以后，评论阐释的话语资源和文学标准则日趋西化，对路遥所代表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进行了有意规避。这加速了文坛话语主导权与政治意识形态松弛关系的形成，精英评论集团的号召力显著增强，逐渐占据话语领导权，并能够与官方意识形态分庭抗礼。而《平凡的世界》在评论界中“被冷落”而在评奖机制中收获荣誉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分化的存在。

三。

对路遥的研究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出现了文学史写作对路遥集体忽视的现象。在一些重要文学史的叙述中路遥是“不重要”、非“代表性”的。比如，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和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学史，他们的作者都是知名的学者和重要的批评家。这些当代的精英阐释者却不约而同地忽视了路遥的文学创作[7]。

要清楚文学史集体忽视路遥的原因，必先明确一个问题，即这里涉及的文学史是在“重写文学史”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史著作，这些孕育于八十年代末完成出版于九十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与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明显不同。首先，以往文学史选取入史的作家作品起码要经得起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遵循“一切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政治的地位、权力、等级成为社会最重要最强有力的标准和尺度”[8]，而政治的标准和政治的需要必然影响了文学的标准和构成。有评论者把这些文学史读本总结为一种“教科书式的文学史著作”。认为“重写文学史”事件发生以后，文学史叙写历史的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国家和学院的科研支持，著作者无须遵循某种严格的指令反而更倾向于遵循内心的声音。文学史叙事选择文本的原则也随之变成了“审美原则”而非“政治标准” [9]。而路遥的创作是“把文学与人生关联起来，把小说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当作从道德情感和伦理行为方面积极地影响读者的人生哲学”[10]，这种散发着“启蒙式”的文学认识很难与文学史家们刚刚建立的“审美原则”兼容。

如果说，文学史书写的标准和方式使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和怎样占据文学史地位同时发生了变化，那么，文学史书写主体对文艺认知上的变化则决定了他们会选择哪些标准和方式来面对文学史的写作。这种变化也许不尽明显，但却是非常重要的。自从精英集团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分化愈加明晰以来，产生了书写主体逐渐从以往的书写话语中进行了自我剥离的现象，并选择了新的书写规范和原则。一旦新的原则确立，文学史书写的主体将自觉地把作家创作与新生成的规范和原则比照，虽然“重写文学史”曾极力反对“文学史公认”[11]，但他们的“重写”努力本身就包含了对新“文学史公认”的建立，他们会选择一种重新被认可的“公认”来决定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面对带有形式体验和方法论色彩的“审美”取向，路遥的写作特点和作品的艺术特质便成了一个无法被新“公认”接纳和验收的存在。书写主体对作品的选择，实际上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文学审美取向合力作用下对具体作家的归置。而路遥始终坚持适应现实主义的做法，无疑是对整体相对个体归置的无视和不尊重，是那个时代文学风尚下没有被纳入设定中的“出头鸟”。所以，路遥在文学史上的“空白”地位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种必然的历史命运。

精英阐释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来自于评论界。一方面，我们看到，对路遥作品的关注极不均衡。《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作为路遥的代表作受到关注无可指摘，但如果说它们是路遥文学创作的“成熟之作”，那么那些“成长之作”在路遥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意义也是不该被淡化的。此外，在现有的接受研究中，比较偏重路遥的小说创作。他的散文随笔同样具有较高研究价值。例如，《早晨从中午开始》，它不仅仅是对《平凡的世界》创作的一种总结，更是路遥嗅到“死亡”味道后对二十几年来文学创作道路的一种回味和梳理，其中反映了他对文学创作的诸多观点和认识。这部随笔有路遥的人生，也有文坛的浮影，所以无论是作为资料研究还是具体作品研究它都是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即使偶有评论，那么其阐释的力度是单薄的：第一，对路遥的瞩目明显低于同时代的具有“现代派”意味的作家们，对其作品的阐释也远不如同时期具有“实验性”的作品那样丰富和深入；第二，同样是擅写农村变革、具有“史诗”品格、以“现实”折射人生哲理的张炜、阎连科等人在精英阐释中的地位显然高于路遥；第三，在同为陕西作家同样书写陕西那一片神奇土地的作家中，路遥也没能像贾平凹、陈忠实那样得到批评眼光的长久驻足；第四，知名理论家、评论家鲜少涉及路遥的创作。

除了文学时代的客观原因，路遥创作本身的局限也导致这种限度的存在。诚如批评者指出，“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评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的信仰支撑的写作……他笔下的人物大都在性格的坚定上和道德的善良上，呈现出一种绝对而单一的特点……”[12]，这些不足使路遥的作品失掉了一定的灵性走向了创作的僵局。当然，今天再次解读路遥，面对这些问题，怎样秉持公心不至重蹈历史曾经赋予路遥的“错位”，确是值得注意的方面。

四。

与精英阐释相比，在1990年代中，大众读者对路遥的接受却是长盛不衰的。这首先体现在作家逝世以后不断的追述和纪念性活动，其次体现在路遥读者群数量之大，作品被重复阅读次数之多，读者阶层分属之广。邵燕君等人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统计，从1985到1998年间《平凡的世界》都入选“对个人影响最大的书籍”；在“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评选中“排在第六位”；《平凡的世界》也是二十部获“茅盾文学奖”作品中被重读次数最多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拥有诸如“从事记者、编辑、大中学教师、图书管理、工程师、行政管理等工作的人员”的读者群同时也为广大的80后大学生所喜欢[13]。出版方面，“《平凡的世界》从1986年问世到2000年间，在十五年内被重印过四次，即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华夏出版社、2000年的广州文艺出版社及太白文艺出版社。”[14]我们发现当年轰动文坛的《人生》并没有得到读者持久的热读，相反，被批评界和学术界冷落的《平凡的世界》却一直在大众阅读中焕发长久的生命力，这也成为路遥接受史研究中“错位”表现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