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统领下的翻译
摘要：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即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水平的发展。
引言。
严格意义上的西方翻译研究始于二战以后，并出现了许多翻译流派。根茨勒(Gentzler)在他的《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些流派，其中包括美国翻译研讨班、翻译科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派，并出现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以及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等。而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中，又有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如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巴西食人翻译理论、多元系统论、后殖民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不仅是对翻译认识的加深，是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对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都有重要的启示。文化研究早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1990年，巴斯内特(SusanBassne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该书也强调了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自此诱发了西方翻译学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关系探讨的兴趣。这一研究领域的西方学者除上述两位外，玛丽亚·铁木志科(Maria Ty—moezko)、赫曼斯(Theo Hermans)等也对权力、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与翻译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18世纪末法国哲学家特拉西最早提出的。“最初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其概念囊括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是我们自己与世界之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把意识形态界说为“观念体系，它由指令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构成”，也有人把意识形态解释为“制导性观念，它解释社会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人们允许社会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而罗特曼(Yury Lotman)把意识形态描述为：框架性观念，它由某个社会在某个特定时期可以接受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构成，读者和译者通过它接近文本。《现代汉语词典》对意识形态作如下解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总之，意识形态的内涵涉及了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社会实践，无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在勒弗菲尔的理论中，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形象，实际上也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使文学以一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社会里产生作用，实际上，翻译就是一种文化改写、一种文化操纵。勒弗菲尔认为控制文学和翻译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就是文学的专业队伍，包括评论家、教师、译员等。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就是所谓的赞助者(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制、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这个赞助者可能是一个人，或者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宫廷、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一般来说，赞助者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问题，通常管得很严。至于涉及文学观的问题，则会把处理的权力下放给专业人士。
因此，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什么形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patronage)强加于他的。其次是当时译语文学里起支配地位的“诗学”(poetics)。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直接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原文语言和文化万象带来的各种难题，译者也会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解决办法。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往往首先是意识形态的交流。这种交流包含着对抗、妥协、融合。作为译者而言，翻译活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这种活动又必须遵循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能超出此种意识形态的界限。当然，翻译有时也会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影响，但翻译作品中所带有的意识形态要以读者能够接受为限。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边界，翻译实际上就是两种意识形态对抗之后妥协的结果。
意识形态与翻译呈互动的关系。意识形态影响翻译的层层面面，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影响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翻译也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产生一定的促进加强或破坏颠覆的作用，而这一点又常被人忽视。以下试从三个方面对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做一详尽阐释。
任何翻译活动皆是有原因的，或有一定的目的性、功利性，为特殊团体服务，为一政治目的服务，为一经济利益服务；或由于译者本身的兴趣、偏好。不管哪种情况，要想出版发行，就要符合赞助人的要求，符合出版商及社会的期待视野。当然若想自己把玩、自己品味，也无可厚非。也有一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时间去等待意识形态的慢慢改变。总之，翻译作品的发行和读者群的接受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中国近代翻译中有两位旷世奇才，一为严复，一为林纾。康有为曾赞曰：译才并世数严林。称二者为“译才”并非由于他们的翻译多么忠实于原文以及翻译得多么准确无误。相反，这两位“译才”100多年来一直遭受翻译界对他们的口诛笔伐及声讨批判。然而他们的译作还是在社会上大受欢迎。究其原因，一是严复、林纾乃古文大家，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夫，译笔优美，引人入胜；二是他们的译作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严复介绍的西洋思想和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无不对社会起到了震撼作用。
不同时期的不同意识形态决定了读者的不同价值取向，从而决定了赞助人的翻译取向。翻译主题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意识、文化形态作用于赞助人对翻译内容的取舍。翻译也反过来改造了文学、作者，而且在压制性社会中明确地充当教育、提供信息、改变政治价值观念并因而改变文学价值观念的工具。郑振铎曾指出：“清束的翻译每每是利用外。
国小说著作思想来做改革政治的工具。”看来翻译的政治动机与文本的取舍也息息相关。
出版机构与组织者在文学翻译的生产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意识形态经常受到赞助人，即委托翻译或出版翻译作品的人或机构的加强与实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西方对立冷战，中国的出版界在选择译本时必然要反映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对作家作品都有较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进步作家和进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才能入选。
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译者在翻译时首先要进行解读，解读者的文化身份和意识形态立场与二度编码的翻译行为关系密切。在跨文化交流中，译者可以有多重文化身份，它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是多重的、复杂的。译者在重新表述意义时，对源语文本进行挪用及改写，大多以意识形态为因。毫无疑问，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策略，集中体现在改写、删减、选择、省略等方面：无论是主观意识所致，还是客观环境所迫，译者总不免对源语文化进行挪用和改造，以满足译语读者的期待和维护整个译语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
在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当数佛经翻译。佛教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可以依托的价值观参照系。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和道家的意识形态。而佛教要想进入中国，免遭本土意识形态的抵抗，就必须变更其形式或内容。历代佛经翻译大师常常用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来解释佛经翻译。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在《法句经序》中就常借用孔子、老子、庄子的文学观来阐述他的翻译观点，如他引用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义”。佛经翻译初期，为了寻找中印文化的沟通点，译者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人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
中西翻译界多少年来一直对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的翻译标准情有独钟，不厌其烦地探讨这个问题。中国自严复提出“信达雅”的标准后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辩论，纠缠于此不能释怀。直至后来西方翻译界有了发展，出现了不同的翻译流派，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才使得人们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翻译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一个侧面。长期以来，人们总将翻译比作女性，比如：“美丽的女人不忠实，忠实的女人不美丽”，“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原作是强壮而富有创造力的男性，译本是羸弱、派生的女性”。这种把翻译视作女人的翻译观不仅贬低了译者和译作，也包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消除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重视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批判那些将女性和翻译贬入社会和文学底层的观念，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原因及负面影响，并动摇此观念赖以产生的基础。
结语。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影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影响的程度有大有小，大到影响文本的选择、题材的选择，小到影响具体翻译方法的运用。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本进行的操纵性改写或隐或现，但却无法消除。Lefevere和Bassnet将意识形态引入翻译研究领域，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译界人士从翻译标准的框架里跳出来，转而研究文本之外的因素，从单纯的语言层面上转向研究语言外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的制约因素。我们应该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语言的转变、文字的转换，而是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妥协。翻译不是一方净土，也没有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利益的冲突。在评价译作时不应一味提倡所谓的“忠实”，评论家也不应把翻译错误挑出来批评一通了事，而应该探究所谓“错误”的成因。要以历史的眼光来分析该译作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给译者一个相对公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确实影响到了翻译的方方面面，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的、无限扩大的，它只能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的。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