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３年第１１期，总第１７６期――文讯] 文讯
走出“疑古时代” 近期《中国文化》在首篇登载了李学勤的文章，对自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研究中存在的疑古思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章认为依据若干年来出土的文物、书籍和考古新发现(如马王堆帛书的《周易》、《老子》等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这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
作者称：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可是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文章以《冠子》为例，认为要是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冠子》就冤沉海底，该书从唐代柳宗元那儿就给否定了，后来的人对柳宗元很崇拜，所以很少有人肯定《冠子》，以致今天连个好的注本都没有。
而现在出土的东西可以说明《冠子》确实是楚人作的。
像这类例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定点，可以作出很多的推论，而这些推出的结果其趋向是很明显的，就是和疑右思潮相反，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学术史变得丰富多了，因为过去很多书不能提。
南韩儒学村 据台湾传媒报导，南韩大田市郊有一个“汉学村”，这是由一群醉心于中国儒家学说的志同道合的人于十年前组成的。
他们每天固定修习四书五经与中国书法，并且一律穿着传统儒服，严格遵行古礼，实践了孔子理想中的“礼仪之邦”。
该汉学村的组织者是现年五十五岁的权正诛，他正式学历只有小学三年级，完全靠自修接受中国儒家学说的洗礼。
村里的居民共五十余人，分属八个家庭。
他们生活简朴而又规律，早上四时起床，六时开始诵读古文，下午则练习书法。
平常有的村民会离村到附近的工厂、公司上班，没有工作的就仍留在村里聚集讨论研读心得。
汉学村的孩子们从五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每天须接受长达十五小时以上的儒学教育。
有人认为：这个看似与时代脱节的“汉学村”，但村民以实际上的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度日，似乎也向世人印证了中国儒家哲学经世致用的可能性。
新权力结构 王沪宁在《社会科学》九三年第二期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新权力结构》的文章。
文章说，改革开放的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引起了政府的结构和功能的诸种不适，如宏观调控的弱化，管理体制的交叉，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失衡，行政体制的不相适应，人事干部制度的滞后等等，所有这些现象实质上都刻画了一个命题，权力结构的适应性问题。
作者认为：十年的改革使旧体制发生了令人注目的转变，目前需要的是对权力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仅作局部的权力关系的调整已不解决问题。
各项局部的权力关系的调整，已经实行了一些，目前需要有更为宏观的调整来将它们捏成一体。
王沪宁认为，权力结构的结构性调整大体可分为三个领域：政治性的、行政的和社会性的权力关系。
如果这三方面的权力结构不能以较快的速度作出调适，就难以控制社会秩序在新陈代谢过程中出现的混乱和失调。
新权力结构之所以需要，在于它将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秩序处于过渡状态的阶段，政治权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协调器和推进器的作用尤其重要。
对中国这个超大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市民社会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今年第四期刊载俞可平的文章，对“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进行了考察和辨析。
文章谓，马克思著作中译本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在其德语原著中是同一个词burger—liche Gese11schaft。
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对私人活动领域的抽象，它是与作为公共领域的抽象的政治社会相对应的。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整个社会就分裂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两个领域。
前者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后者则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
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独立的人也就都担当着双重角色，他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政治国家的成员，依据其行为的不同性质，分别活动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两个领域之间。
当然，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这种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始终是分离的。
恰恰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那时，国家从市民社会中夺走了全部权力，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政治权力的影响无所不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边限。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分离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完成的，这种分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
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私人的经济活动摆脱政府家长式的干预。
成为政治领域之外的纯经济活动，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要求与封建的政治国家的性质是互不相容的。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现实中的分离导致了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产生。
文章最后认为，那种把“市民社会”看成是马克思在其思想不成熟时期所使用的概念是没有根据的。
《白鹿原》 年来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和《废都》打破了近几年来文坛的沉寂，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两位作家贾平凹和陈忠实均来自陕西，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沿海省市的一部分文人作家纷纷下海，内陆地区的作家却潜心创作，奉献新作，这种现象颇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惊叹。
贾平凹的《废都》被某些传媒称为“当代《金瓶梅》”，“当代《红楼梦》”，“《围城》第二”等，但是在京的一些作家和资深评论家认为太言过其实，对如何评价《废都》，说好说差，有着相当大的争议。
相比之下，人们对《白鹿原》的评价比较一致，最近一期《小说评论》开辟出《白鹿原》评论专辑，以大量的篇幅刊载了十数位作者的批评文章，就该长篇小说的主题、文化精神、叙述形式和人物的塑造等等各个方面展开了深入的探索。
有的论者认为，《白鹿者》堪称中华民族的秘史，它突破了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局限，突破了社区、行业的局限，以大的历史事件为经，以白、鹿两家斗争为纬，将发生在关中大地上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纳入其中，形成一种全景观照。
因而作为一部民族秘史《白鹿原》也是一部人格史、人心史、民族文化心理的近百年剧烈震荡中的演变史。
有的论者认为，《白鹿原》中写共产党、写职业革命家，作者并没有超过前人，甚至赶不上他的前辈，写乡村国民党，至多和以往的文学拉个平手。
写大气凛然的封建村族人物白嘉轩、朱先生写得最出色、最深刻、最成功，这是《白鹿原》最独到的东西，是前人没有做到，没有写出来的东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大战绩，《白鹿原》的成功主要在这里。
《大红灯笼》 《上海文学》今年第六期登载了由王晓明主持的批评家的对话，着重就近几年来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展开了讨论，华师大博士徐麟对张艺谋执导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其它几部电影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
《大红灯笼》在国内外的反应是很值得关注的，它的技术在西方世界早为人所熟知，甚至已开始过时，但因为它表现的是被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那些东西，而使西方人大开眼界。
至于中国这边的亢奋的反应，则来自于对所谓“后现代主义”之类“新潮”艺术的迷恋，而忽略了作品价值取向上的陈腐性。
能像《大红灯笼》那样引起东西方人对对方陈腐性的互相欣赏的作品是非常罕见的，如果这里有为张艺谋所追求的好莱坞精神的话，那么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全面丧失。
张艺谋电影探索的文化动因是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意识。
例如《红高粱》，应该说，对于现代文明生命的萎缩以及被阶级意识或政治革命等“历史动乱”所淹没了的欲望或生命冲动来说，它确实有一种反叛和反历史的意味，它把余占鳌式的暴力取代建筑在更原始的个人占有欲上，不仅颠覆了暴力革命的神圣性，也确实意指了某种历史的可能性。
但问题在于，它不是指的新的生存可能性及精神空间，而是指向文化回归的道路。
接着这种文化回归很快就在《菊豆》中透了底。
杨天青不仅不能取代父辈公然占有菊豆，而且还只能作为自己儿子的哥哥跪拜在宗法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神座面前偷情。
他会犯禁，但欲望的冲动根本无法与道德秩序相抗衡，其结果只能导致自我阉割。
至于在《大红灯笼》中，颂莲用自己的脚走进了旧道德规范，因而欲望满足的方式是给定的，她必须在礼教许可的范围内不懈竞争，才可能短暂地获得她的男人。
所以，在象征欲望的红色中，“我奶奶”是以认同并接受暴力来满足的，菊豆是在道德秩序下靠偷情来满足的，而颂莲则干脆投身到礼教规范中来获取满足。
这是否就是张艺谋的“欲望三部曲”？ 剧本荒 戏剧艺术家和评论家徐晓钟、刘锦云、龚和德等(见《中国文化报》九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分别从剧本本身的质量、剧作家的劳动报酬及扩展戏剧功能等几个方面入手探索了“剧本荒”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若干解决方法。
徐晓钟认为：新时期曾有过的震聋发聩的作品甚至包括演出的世界经典作品在内，无一不是作者对生活、历史、以及对人自身怀有某种强烈爱憎情感而引致的义无反顾的理想追求，而这两年我所看到读到的一些作品中有时好像也有某些理想与精神信仰的表述，但总令人感到某种委琐、冷漠、勉强、力不从心甚至是言不由衷的东西在。
人总是要有些精神的，深入人的灵魂的剧作家，恐怕更要有一点精神。
另外，戏剧还需要有一种俗文化意识的追求，俗文化并不等于低俗的文化。
我常常发现，每当戏剧作品意图激发观众某种思索，每当需要寻找某种新颖的艺术处理时，一些戏剧家往往只着眼于“知音”观众中相当狭窄的小圈子，很少顾及更为广大的观众群。
我想对俗文化意识的追求，至少可以使戏剧在引发观众兴奋、思考的共振效应上，在戏剧结构上，在艺术语汇的新奇和平易上，在艺术创作形式的喜闻乐见上可引起更为广泛的观众群的共振与共感。
刘锦云认为“剧本荒”与戏剧演，出市场的不景气是互为因果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写剧本费力不讨好，戏剧这种形式很难驾驭，要求作者既熟悉舞台又要具备相当的语言功力，剧作家创作难不说，命中率、成活率也低，不像搞电视剧只要能拉到钱就好办，加之剧作家报酬偏低，除了那些真正对戏剧有特殊爱好和有戏瘾的人，谁还愿去写剧本呢？除此而外，刘锦云称对于戏剧功能的理解还应该更宽泛一些，允许并鼓励某些具有娱乐性的作品上演，因为戏剧创作也需要有较宽松的环境。
龚和德则称：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调整演出单位与剧作家的关系，沟通产销双方的渠道，做到适销对路。
同时还要考虑的是，要提高和保护戏剧家的著作权益与劳动收入。
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指望对戏剧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莫言与福克纳 《外国文学动态》摘编了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奇最近发表的《莫言与福克纳：影响与合流》一文。
该论文主要从作品叙事技巧、思想内容及作家背景几方面对莫言和福克纳进行了双向比较。
作者认为，在莫言众多的短篇小说中，《干河》是一篇典型的带有福克纳风格的小说。
小说叙述了一个村子里的遭众人厌弃的小男孩在村支书的小女儿的怂恿下，爬上树去为她折一根树枝做玩具，结果摔下来，压死了小女孩，随后遭到村人及家人的残酷对待，最后投河自尽的故事。
小说的叙述角度始终集中在小男孩身上，他有点呆痴，因此他的叙述有时候模糊不清，读者必须重读几遍才能把他所叙述的与故事的内容连接起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在第一段里已经叙述完毕，但是读者必须等待小说全部完成后才能对小说的内容有所把握。
这种叙述方式真是典型的福克纳方式。
在《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三部福克纳的主要作品中都能见到这种叙事方式。
这篇小说另外一点与福克纳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小男孩从树上掉下来的这一象征性行为中。
从象征的角度看，他掉入了一个充满暴力的邪恶世界中，这使人想起福克纳自己曾提到过的《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的起因：小女孩凯迪・康善生爬上树顶观看她祖母的葬礼，露出了她的衬裤，让树下的孩子们瞧见了，这一行为暗示了她以后的堕落。
当然，对于莫言来说，福克纳给他的启示不仅仅在于叙事技巧上的革新，更重要的是福克纳作品中透露出的那种独特而深邃的历史观，即过去和现实互为一体，紧密相关，前人的血依然流淌在今人的血管里，尽管福克纳写的是某一个特定地区的人和事，但道出的却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史、人类社会的“螺旋发展史”。
把孩子拉回书桌 电视文化对书写文化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问题，它令许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人深感惊恐。
据有关传媒报导，法国文化部年初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十五岁到十九岁这一人口组别里六成四的人每月只看一部书，每月看书三部的仅占百分之十三。
法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大国，其文化传播也是独树一帜的，七十年代去过巴黎的人大抵有同感：在地铁和公共车上手执一书的人可谓触目皆是，并且书籍是人们晚饭后临睡时的唯一消遣之道。
但是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就完全不同，这莫不令法国上下大呼小叫。
更坏的情形是现在的小孩连电视也不太看，而把空余时间全都放在电子游戏机上，法国的十一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堪称是“电子游戏机世代”。
面对少年读者大量流失，大人们尤其是书商们各出高招。
法国主要的连锁书店法拉克作出了把十万部平装书籍免费送予少年的举动。
于是这家每年卖书二千万部的书店在送书的两个钟头间，大门外排起了长龙，少年们喜孜孜的等待拣选自己心爱的书籍，顶住了人龙一寸一寸地往前挪动缓慢的步伐。
他们在书林字海间来回徘徊，取走了一部又一部书，爱不释手。
原来少年们不读书不完全是电子游戏机在作祟，也有书价昂贵的原因。
可是总不能让书店每天都送书吧，法拉克书店那天拉下大门后，第二天同样面对一个老问题，怎样把孩子从电子玩具前拉回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