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谈读
姜丕之谈读书。
哲学家姜丕之（1920年7月—1993年10月）认为,读书不仅要弄懂，而且要弄通，这就要学会读书，特别是对难读懂的著作，更要在懂和通上下功夫。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话有道理，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会不会读书，善不善于读书，关键就在这里。一般说来，会读书的人，能抓住要害，能深解其意，能融会贯通，能作出卓见的发挥。古今中外许多学问家、思想家的读书笔记都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做学问，一定要学会读书。
精力要集中。就是不要分散精力，要把精力用到主要目标或课题上来。用军事术语来说，要学会集中使用兵力。人的知识和兴趣是多方面的，需要和爱好也是多方面的,这就更要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主要目标或课题,否则，就会一事无成或成就不大。只有善于集中精力，才能掌握主动，从而保证主要目标或课题的实现。
写文章没有什么窍门，既要有可写的内容，还要有一定的文字能力。一般说来，要力求做到三有：有气魄，即站得高；有见解，即有思想分量；有特色，即不一般化。
周云波谈读书。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经济学博士周云波认为,读书要用好时间的“边角废料” 。一些“边角废料”看起来不起眼，倘若有效累积起来，却是人生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无论干什么事，总会有那么三五分钟的空闲，一天一月一年累积下来，总量可能不亚于一次短期培训。古人提倡的“三上”（枕上、厕上、马上），实质上就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抓好学习。
心里装着学习，就一定有办法找到时间。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学习，即使每次外出开会视察，也总是让随行人员带上一箱箱的书。他说过：“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一个能够做时间主人的人，经营管理一些零碎时间也就不在话下。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说：“我20岁时就开始写作，那时我已结婚，有孩子，做家务。即便在没有洗衣机之类的家电时，写作也不成问题。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就总能找到时间。”。
时间的“边角废料”，往往与一些干扰或诱惑紧密相连。在车上，大家都在说笑，到底参加与否；在会场，大家都在议论，到底聆听与否；在家里，家人都在娱乐，到底加入与否——这里不是性格是否合群的问题，而是考验一个人的勇气、毅力和精神。当然，在一些零碎时间学习，自然有别于大块时间。大块时间可以啃大部头，深入、系统、持续地学习一些高深的理论和知识。而“边角废料”较为零散，更适合零打碎敲。比如，一次读一个章节，一次学一篇短文，一次写一个段落，等等。通过一点一点地逐步消化吸收，进而在日积月累中厚积薄发。
郭沫若谈读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曾将研究工作比如登山探险，披荆斩棘者纵尽全功，拾级登临者仍须自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知勤劳，焉能享受。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有两种，一种是普通读，一种是细读。好的书要细读细看。古人说“《文选》烂，秀才半”。把《文选》这部书读烂了，要考秀才也就有一半可靠了。勤学苦练看来还能促使才能的发展，一般说来，生理上的任何组织都受“用进废退”的原则支配。齐白石拿起笔来在纸上点几点，就能美妙地画出栩栩如生的、在空中飞着的小鸟，或是在水中游着的小虾，看来这似乎是奇迹，实际上是他的熟练。熟则生巧，使他的手和神经细胞长期受到训练，有着最完善、最迅速的反应，能够得心应手，着手成春。
我们要研究社会现象，社会进化，要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方法与吃苦的精神。我们要把一切真实的史料搜集起来。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简直是笑话。大抵在研究读书上，我的方法是：（一）直探本源不受前人的约束；（二）搜罗一切资料尽可能使无遗憾；（三）对于资料毫不容情地、毫不惜力地加以清算，必须彻底，绝不放松。这样去读书，我相信研究是会有成绩的。
历史学家赵光贤（1910—2003）曾说过，在古史研究中，我很欣赏《论语·子罕》中所说的：“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者治学，贵在心得，没有自己的见解不行，有见解又要它不转化为蔽，怎么办？这就需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在古史研究中，赵光贤很欣赏荀子的名言：“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对于这两句话，杨公式的解释是：“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最后的“信”字是“真实”的意思。相信可信者与怀疑其可疑者并举，虽有疑、信之不同，但最终都达到求真的同一目的。在古史研究中怎样贯彻这种“信信”、“疑疑”的精神呢？我的回答是：“信必有证，疑必有据，决不标新立异，以惊世骇俗。”为了信其实的，必须疑可疑的，这就与盲目泥古者不同；明确可疑者之不信，也是为了对真实的确信，这又与盲目疑古者不同。而疑信皆取决于切实证据，这就是史学的求真精神。
赵光贤在古史研究中还很欣赏《荀子·解蔽》，认为治史都大患在于蔽。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及居常与人论学中，常常反对以某种主观愿望或意志强加于历史，或曲解历史以达到一己之目的。在中国过去的统治者们所修的史书中，这一类的问题就多得很。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这一类的“蔽”，可以说是“欲为蔽，恶为蔽”，一般皆有力者所为。不仅如此，一般史学家也常常难免于有所蔽，只要有任何一点先入为主的影响或偏见，就很容易看不清事情的全面。如果用荀子的话来说，这一类的“蔽”，可以说是“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一个人在一方面的长处有时却成为蔽，使他看不到事情的其他方面。荀子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强调史学家要力求解蔽，也就是力求避免对历史的曲解或误解，以存历史之真。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傅庚生(1910.10—1984.10)认为，在学习方面，应该尽量做到过细。
傅庚生引用《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道，既然是务在为己之学，当然就要如荀子所要求的：“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不能像“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我还感到，学习的不二法门，应该是如荀子所说的“日积日一”。积者，是积累知识；一者是“吾道一以贯之”。当然，还要善于学习，杜甫就曾说过，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古人在这方面论述极多，且多鞭辟入里，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
傅庚生还认为，理解古人的诗文，应该像章实斋说的“尽其旋折”；做这个初步的奠基工作，大略有如下的过程：一要知人论世，二要剖判精粗，三要设身处地，四要缘情度理，五要分清主从，六要区别正反，七要疏通比较，八要衡量揣摩，九要辨明辞义，十要一以贯之。大抵能利用这些规矩绳墨，然后融会贯通，居高临远，深入钻研，大胆尝试，再识其甘苦，如轮扁斫轮之得心应手，不疾不徐；或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以无厚入有间，官知止而神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