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三十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不断发展与完善的三十年。本文从贿赂犯罪类型、主体范围、立法技术及立法观念等方面探讨了我国贿赂犯罪立法三十年的演进理路，同时，为更好地廓清这一发展脉络，作者还回顾了贿赂犯罪立法演进中的相关重大案件及其理论纷争。最后，本文结合我国已经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展望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 改革三十年 法治 反腐败 贿赂犯罪 刑事立法。

一、过去与现在：贿赂犯罪三十年立法演进 1979年7月，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正式公布，当时刑法典对贿赂犯罪仅规定了一个条文。1979年刑法典颁行后的三十年，是我国全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与经济体制的转变，贿赂案件的发案数由少到多、涉案金额由小到大、贿赂形式由简到繁、损害程度由轻到重。为了适应经济发展与惩治贿赂犯罪的需要，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也在不断发展与完善，并呈现出自身的特点。 (一)贿赂犯罪类型形式多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一切经济交往活动都具有“公”的性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完全由国家计划控制，因而当时的贿赂行为主要也发生在公务部门行使公务活动过程中,体现在刑事立法中，我国刑法规范的重点主要针对公务贿赂犯罪。1979年刑法典设置的一个惩治贿赂犯罪条文，涉及行贿、受贿、介绍贿赂罪三个罪名，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法律条文中并没有对收受“回扣”和“手续费”等形式的经济受贿行为做出特别规定。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社会开始由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的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转变，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贿赂犯罪由单一的公权力领域向商业领域等私权力领域转变，单一的公务贿赂逐步发展为多元的公务贿赂、商业贿赂、行业贿赂并存状态。特别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而发生在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业贿赂行为，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而产生并发展起来，形成日益突出的问题。对此，我国立法也适应这种贿赂形式的变化，由单纯规定公务贿赂向规定公务贿赂、商业贿赂等方向转变，形成了日趋完善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同时也将相对应的给予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规定为行贿。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第一次关于商业贿赂犯罪实质内容的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随后最高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则将上述行为解释命名为“商业受贿罪”。 1997年刑法典除延续上述规定外，又增加了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单位经济受贿及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的规定，从而使贿赂犯罪的类型更趋多样化，不仅包括公务领域，还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特定行业管理与服务领域。(二)贿赂犯罪主体走向多元1979年刑法典中贿赂犯罪的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中的国家工作人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利益主体开始分化并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一些可能实施贿赂行为的新的主体开始陆续走到了社会活动的前台，立法为此亦在不断的适应和调整，犯罪主体也日益扩大着自身的范围。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单纯的个人犯罪扩展到单位犯罪。1979年刑法典并未规定现代意义上的单位犯罪。 因为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下，单位尚不存在自身特殊的经济利益，不存在需要用“两罚制”予以惩治的单位犯罪。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单位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来，单位或法人行贿、受贿的案件日益增多，形成了自然人、单位单独或者共同犯罪的复杂局面。在单位犯罪中，既有国有单位，又有集体单位与私营企业；既有国内法人单位，又有国外法人组织。因此，贿赂犯罪涉及到形形色色的法人与单位。为了及时应对这一变化，我国刑法逐步将单位贿赂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主要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1985年7月，“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对于单位受贿、行贿的问题做出相应解释，从实质意义上确定了单位受贿、行贿行为，但这一司法解释出现在立法尚未对单位犯罪主体作为明确确认时，被一些学者认为有僭越立法权之嫌。 第二步是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它在对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做出更为全面完善表述的同时，首次正式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贿赂犯罪的刑法体系之中。在当时刑法学界反对法人作为犯罪主体的学术声浪颇高的情况下，立法毅然在《海关法》基础将单位贿赂犯罪纳入我国刑法，体现了立法应对司法实践中新情况、新问题的迫切需要。第三步是在1997年刑法典中又增加了对单位行贿罪的规定。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事立法在对单位受贿行为的规制中，坚持只处理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二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扩展到非国家工作人员。1979年刑法典规定的受贿犯罪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在1988年1月《补充决定》所规定的受贿罪主体中，将国家工作人员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并列，显然，受贿罪的主体已不限于原本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1995年的《决定》根据主体的不同，将受贿犯罪分解为受贿罪与商业受贿罪，规定了公司或者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或职工构成商业受贿罪的主体。1997年刑法典除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明确限定外，基本上延续了以往的规定。但是，该刑法典对受贿犯罪的主体规定仍然存在盲区，对于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贿赂行为刑法无法调整，导致司法者在面对诸如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裁判吹“黑哨”等行为时束手无策。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的出台弥补了这一欠缺，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展到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的人员。显然，目前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将所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均囊括在内，基本扫除了受贿犯罪主体中的盲区。 （三）贿赂犯罪立法技术日益成熟三十年来，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技术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并呈现出日趋成熟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是贿赂犯罪的立法模式趋于成熟。1979年刑法典将贿赂犯罪规定在第8章渎职罪中，涉及刑法条文仅有一条；1982年《关于严惩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和1995年的《规定》以单行刑法的形式对贿赂犯罪作了相应规定；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补充规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结合并编为刑法典的一章“贪污贿赂罪”，并将《规定》中的商业受贿罪、商业行贿罪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1997年刑法典将贪污贿赂罪单独成章的规定，这在我国刑事立法例中具有创新意义。 2006年，我国再次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了刑法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及公司、企业人员经济受贿是否需要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从上述贿赂犯罪立法模式的演进情况看，包括在刑法典中以专章加以规定及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修改等形式，均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模式及技术的成熟。二是贿赂犯罪的罪状建构更趋明确。在立法过程中，运用罪状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是重点对其进行定性还是兼顾定量因素，各国刑法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即定性模式和定量模式。 1979年刑法典对贿赂犯罪采用了定性模式，但自1988年《补充规定》开始，我国贿赂犯罪的罪名大量采用了定量的罪状建构模式，即将数额及数量按照大小、多少区分为多个彼此衔接的幅度，再相应的规定轻重不同的刑罚，从而形成幅度相对而言较小，数额、数量的大小与法定刑的轻重相互对应的罪刑等级系列”， 增强了刑法的具体性与明确性，以防止司法擅断。当然，这种罪状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罪刑法定主义张扬过度之嫌，在法律的司法运用中也反映出一定的弊端，有待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三是贿赂犯罪的罪名安排更趋缜密。我国1979年刑法典仅包含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个罪名，颇为粗略。从《补充规定》、《规定》直至1997年刑法典，贿赂犯罪的罪名更趋严密。首先，基于犯罪客体的不同立法对私营部门的贿赂罪与公务部门的贿赂罪予以分立，将贿赂罪的犯罪主体区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被规定在破坏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罪及与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单位有关的贿赂犯罪，被纳入到刑法分则贪污贿赂罪专章。然后，立法者再根据贿赂罪的主体或对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的不同，将它们进一步划分为受贿罪与单位受贿罪、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以及对单位行贿罪。从而使其罪名体系更为完善和周全。（四）贿赂犯罪立法观念趋于理性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行为相对高发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如何设定贿赂行为的犯罪圈，无疑是对刑事立法者智慧的考验。三十年来，在党纪、政纪处分的配合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始终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犯罪圈的划定上，坚持逐步扩大又谦抑谨慎的态度。如前所述，随着我国社会初步实现从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向当代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的转变，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张，体现了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与我国社会结构三元发展变化的协调与一致。同时，对于贿赂内容是否应当包括非物质性利益、被动型受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行贿罪是否应当取消主观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如何设定等问题，虽然理论界常有扩大犯罪圈的呼声，而且相关国际条约以及各主要国家的立法中也有相应规定，但我国立法者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不为所谓“与国际接轨”而贸然修改刑法，将我国贿赂犯罪设定在一个相对收缩的范围之内。 鉴于目前贿赂行为的总体态势与司法状况，我们认为，上述有所扩大但又有所限缩的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正是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所做的一种选择。刑法并不是灵丹妙药，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轻易扩大贿赂的内容，将诸内涵十分丰富的所谓“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均予入罪，或者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与行贿罪中的相应要件限制，或者盲目降低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则由此造成的结果极有可能与我们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贿赂行为立即大量犯罪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实践中越来越大的“犯罪黑数”，以及更多的法律上的“死的条款”，导致刑法条文虚置，使刑法的打击力量更加软弱无力，反而助长贿赂人员的气焰和降低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度，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在目前国情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刑法的增量来显著减少贿赂行为的发生率，必须适当收缩刑法规范的范围，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严重的贿赂犯罪，而将其他贿赂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违纪现象，由党纪、政纪或者行政处罚手段去加以调整。

二、事件与争议：贿赂犯罪立法中的典型事例在我国三十年刑法惩治贿赂犯罪的过程历史进程中，一些案件曾经引发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激烈争议，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的是非争论，有些绵延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还有一些涉及贿赂犯罪立法的理论问题，也曾引发理论界的深入讨论，其中一些意见已经被现行刑法所吸纳。可以这么说，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演进的过程与这些重大案件及理论的争论、探讨息息相关，回顾贿赂犯罪立法、司法过程中的这些重要事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廓清贿赂犯罪的立法脉络、看到它的发展轨迹。（一）韩琨案:受贿罪与取得合法报酬的界限问题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计划经济体制仍占统治地位，当时对居间交易、介绍信息收费、业余兼职提供技术服务取酬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行为，常常被以行贿、受贿行为予以打击。这种错将从事合法劳动获得合理报酬的行为当作贿赂犯罪处理予以做法，大大挫伤了广大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其中一些案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巨大反响，最终被无罪释放。其中比较典型的如韩琨涉嫌受贿无罪案。韩琨系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的助理工程师，1979年他受家乡奉县钱桥公社橡胶塑料厂的请求，担任了该厂技术顾问。后韩帮助该厂研制成功新产品橡胶密封圈，创造了很好的经济效益。1981年，钱桥公社党委开会讨论，认为橡胶厂取得的效益与韩琨等人的辛苦劳动是分不开的，决定以奖金的方式发给有贡献的人员3300元，韩分得1200元；同时还决定将韩的妻子吸收到橡胶厂工作，后韩妻实际上未到该厂工作，韩连同其妻的“挂名工资”共得3000余元。此事不久即被韩琨单位发现，领导认为他涉嫌犯罪，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控告，后被以受贿罪起诉。该案被曝光后，犹如一把盐撒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热锅，引起了包括政法、科技、农村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波及全国。当时主张有罪与有功的双方互不相让，针锋相对。加之当时全国不少地区均存在类似案件，韩琨案引发的风波，其波及面之广，影响面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 最后该案在中央高层“不应作为犯罪处理”的批示下才逐渐平息，由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韩琨涉嫌受贿罪的起诉。通过韩琨案的大讨论，理论与实务界达成共识：科技人员在做本职之外，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提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和服务，取得适当的报酬，不能作为犯罪认定。 当然，对那些以“工资”、“劳务费”、“辛苦费”名义收受财物，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如果符合受贿罪其他要件的，仍然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在 1985年7月“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对类似的收取劳务费、介绍费、回扣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为他人推销产品、购买物资、联系业务，以酬谢费、手续费、提成、回扣等各种名义收受财物的，不应认定受贿罪。从而解决了曾经颇具争议的对这类行为是否需要动用刑事手段作为犯罪处罚的法律界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智力成果、创新技术向乡镇企业和社会的转移，并进一步促成了科技人才的市场化流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二）龚建平“黑哨”案：贿赂犯罪主体认定之争 龚建平“黑哨”案系我国司法介入足球赛事腐败行为的“第一案”，从侦查、起诉到审判都受到法学界、体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持续关注。该案被告人龚建平是国际级足球裁判、首都体育学院教师，在2000年至2001年受中国足球协会指派担任全国足球甲A、甲B主裁判期间，利用主裁判的职务，受贿9次，合计人民币37万元，并为相关球队或俱乐部谋取利益，在国家监察部介入调查的基础上，最终由公安司法机关侦查、起诉。对“黑哨”裁判的此类权钱交易行为能否使用刑法予以处罚，以及如果构成犯罪又该怎样治罪，社会公众与法学理论界见仁见智，观点不一。 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足协聘任或者聘请的裁判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则构成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则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如果认定裁判员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亦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那么无法追究“黑哨”行为的刑事责任。正当各方争议不休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2月发出《通知》要求依法严肃处理“黑哨”腐败问题，并明确指出，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同年12月，检察机关即以企业人员受贿罪提起公诉。2003年1月，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龚建平系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一审判决后，龚建平提出上诉，2003年3月，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此案虽然早已盖棺定论，但法院的判决结果仍然耐人寻味。该案所引发的关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及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等问题，在刑法学界与司法实务中亦未完全平息。由于1997刑法典并未直接明确地将类似“黑哨”裁判之类的人员纳入受贿类犯罪的主体范围，对龚建平一案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和认识差异。而审判机关对该案的最终处理，实际上是一次“软着陆”，是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回应社会需求的体现，相关的判决结果是否具有普适性，确实值得探讨。 其实，“黑哨”裁判事件处理中所显现的司法尴尬，缘于1997年刑法典对贿赂类犯罪主体规定的不周延性，问题的真正解决有待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值得欣慰的是，2006年6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于是，上述问题才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