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徐水颂》与刘白羽的《日出歌》]刘白羽日出
徐水是个什么地方?是河北省的一个县。
该县位于太行山麓,西部浅山丘陵,象山横卧,釜山倒扣。
东部为山前倾斜平原,分布着许多碟形洼地,漕、瀑、萍三条河贯穿全境,源短流急,宣泄不畅,常常沥水汇归,河堤漫溢。
1954至1957年连续4年洪涝,遭灾面积873亩,减产1.7亿斤。
民谚曰:大洼地,大洼地,湿了如浆,干了如炕,地多草多粮食少,一年四季吃不饱,冬天穿个破棉袄。
当时全县31万人,79万亩耕地,亩产不足200斤。
就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徐水县,怎么竟惹得叶圣陶先生豪情万丈,为其填起词来了呢?无他,盖因徐水在1958年“大跃进”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先是大搞水利建设,二三十万人苦战一冬一春,修起228座水库。
继而大搞深翻土地、养猪积肥,仅10天工夫,全县揭开了13万亩冻土层,先后建起养殖场1700个。
然后是大搞密植,扬言要创造1棵白菜三四百斤、一个北瓜200斤、一块红薯200斤的奇迹。
计划亩产120万斤的红薯实验田,竟然在一亩地上下了75万棵秧;计划亩产12万斤麦子的实验田,每亩竟下种1000斤。
这边农业实验尚未成功,那边钢铁元帅又升帐了,农民一转眼变成了钢铁工人,连放日产700吨、800吨两个大卫星。
文教战线也一哄而起,一个小小的县竟然建起了101所大学。
这些狂热而又疯狂的举动,在叶圣陶所作词里都有形象的反映。
徐水“大跃进”就“大跃进”吧,和叶圣陶有什么关系,他怎么为徐水歌起功颂起德来了呢?无他,只因叶圣陶来徐水参观,被一系列假象所迷惑,竟信以为真,这才激情难抑地赋诗作词的。
像他这种情况当时还有很多,譬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参观了两天,纷纷写诗赞颂,黄炎培写了《红徐水》,李济深写了《参观徐水人民公社感怀》,沈钧儒写了《徐水参观有感》。
在我的印象中,叶圣陶一向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人。
1925年,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枪杀工人的“五卅”惨案,上海报纸不敢如实报道事件真相,叶圣陶和茅盾等人迅速创办《公理日报》,由叶圣陶题写报头,“自以为肩负着民族的命运,人家不敢说的,我们说!人家不敢登的,我们登!”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不久,国共两党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就开始了。
起初是在重庆谈,毛泽东亲自出马,继而到南京谈,朱德位列其间。
重庆谈判时,国共两党是边谈边打,南京谈判时则是边打边谈,直到1946年6月内战都已全面爆发之后,二者还在南京谈了大半年呢。
而在1946年,时居南京的叶圣陶心里有点烦。
10月31日,他接到参加蒋介石60寿辰的请柬,没有去。
那几天报纸上热闹得很,纷纷为蒋祝寿,有人甚至高唱“万寿无疆”。
章世钊撰寿序,把蒋比作帝王。
戴季陶作《天下归顺歌》,把古圣贤的美德高行尽往蒋的脸上贴。
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士之无耻,有如是者。
”事有凑巧,朱德那年正好也60岁了,比蒋介石小一个月。
11月29日,叶圣陶夜间醒来,即赋诗一首:“止戈为武古之训,乃役于人耶墨心。
六十生涯龚革命,愿缘公义祝长春。
”30日,他前去为朱德祝寿,主客敞开心扉,频频举杯。
有着几十年的酒史,几乎每天都要喝上几杯的叶圣陶竟然酣然大醉号啕大哭。
他在日记中说:“醉时自己失去控制,一时悲从中来,出声而哭。
”就这么一个颇具铮铮傲骨率性而为的人,1958年却写出了让人脸红的《徐水颂》,而且字里行间丝毫看不出一点儿被迫的意思,完全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震慑和改造力度究竟有多大,于此似可见一斑了。
稍为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大概都很清楚,这两个年份对于我们伟大的祖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荒唐、胡闹、饥饿和死亡。
就在刘白羽在飞机上津津有味激情满怀地欣赏日出奇景的那一年,以大炼钢铁为核心的“大跃进”运动和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突起的狂飙,在“左”祸频仍的新中国疯狂肆虐。
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恶果,造成席卷全国的大饥荒。
徐水饿死的人还算是少的呢。
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我们的彭老总坐不住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大胆直言,结果和几个人一块儿被打成反党集团。
我们的祖国正在受难,我们的人民正在挨饿,我们党的是非正在颠倒,刘白羽不去反映这一严酷的现实,却还在书斋里借着东升的旭日,宣读他对饿殍遍野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赞美词:“这个光彩夺目的黎明,正是新中国瑰丽的景象……” 刘白羽在大饥荒中有这样的表现,我一点儿都不感到惊奇。
《小兵张嘎》的创作者徐光耀在其倾心创作的6万字的回忆录《昨夜西风凋碧树》中,记述了自己被打成军内右派,直至送往保定农场改造的全过程。
徐光耀在文中指名道姓地勾勒了一些名家在反右中的表现,其中3次提到了刘白羽。
可以这么说,在徐光耀被打成右派的问题上,刘白羽起了主要作用。
刘白羽愿意整人吗?不愿意。
不愿意还违心地把人家打成右派?没办法,你不整别人,别人就要整你。
在延安整风中,刘白羽受到过抢救和审查,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总算得以过关。
若干年后,当刘白羽提笔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一股凉意还弥漫于字里行间,令人不寒而栗。
被整怕了的刘白羽再也不想挨整了,这就必须听话,党叫干啥就干啥。
1957年的刘白羽参与把徐光耀们打成右派是响应党的号召,1959的刘白羽写作《日出》同样是听党的话的结果。
党不让你反映当时的阴暗面,你就不能反映,谁反映谁倒霉。
党号召作家们拿起笔来,鼓舞人民志气,渡过难关,谁敢不写?人家杨朔在老百姓挨饿最厉害的1960年都能酿出“沁人心脾”的《荔枝蜜》来,吴伯萧也能鼓捣出《记一架纺车》来,大名鼎鼎的刘白羽观赏观赏日出,捎带着为那位给中国带来福也曾带来难的“红太阳”歌歌功颂颂德,又有何不可呢?独立之精神一旦被强权之利刃阉割,剩下的除了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现实粉饰太平还能有什么呢?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休说当时,即使是现在,谁又能说得清究竟还有多少呢? 可喜可贺的是,晚年刘白羽的腰板终于挺起来了。
他花长时间,下大功夫,写了一部长篇纪实作品《心灵的历程》。
在这部他最看重的泣血之作里,有良心的自白,有炽热的爱情,有对友谊的无限眷恋,有对自己的无情谴责,有大欢乐,也有大悲哀。
尤其可贵的是,当他看到徐光耀的文章后,没有学某些顾头不顾腚的鸵鸟,当什么缩头乌龟,而是给徐光耀写了一封信,勇敢地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你的文章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
……你在那历程中所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