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编纂的几部联合目录研究
摘 要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关于编制联合目录的提案从未中断。民国时期国家图书馆曾编有多部联合目录，西文文献的联合目录几乎涵盖了北平所有的图书馆； 中国经籍的联合目录囿于语言和专业，有专科目录的倾向。1931年，四卷本《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书联合目录》出版，影响较大。其后，西文期刊联合目录补编工作持续进行，国立北平图书馆还酝酿出版全国性的联合目录，后因抗战爆发而未能完成。
关键词 联合目录 《北平各图书馆藏西文书联合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 中华图书馆协会。
分类号ki.1672—514X.2017.06.021。
Abstrac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proposal of compiling union catalogues never stopped. In fac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in the Republic Period compiled several union catalogues. The union catalogues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are comprised of nearly all of Peiping’s libraries， while the lists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were similar to the subject bibliographies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 of languages and subjects. The four volumes of Union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Peiping Libraries was published in 1931， 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Afterwards，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union catalogues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and had the intention to publish a national bibliography. But the effort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words Union Catalogue. Union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Peiping libraries.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编制联合目录是20世纪初图书馆编目领域的一大趋势，美国国会图书馆从1901年开始制作卡片式联合目录，英国、德国也相继开始编制联合目录，中国第一个联合目录出现在1927年，由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之一——北平北海图书馆编辑完成，随后北平北海图书馆与原京师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制联合目录的事业仍继续进行，先后编纂完成多部联合目录，在民国图书馆界产生很大反响。然而，目前还没有专门文章记述这几部联合目录的编纂情况和价值，有个别文章偶有提及，或语焉不详，或存在谬误，国家图书馆幸而藏有原书，本文希望借此将这几部尘封的联合目录揭示出来，再现民国时期图书馆编目领域的成就。
编制联合目录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促进馆际间文献资源的互借，使“藏”在各个图书馆中的书刊物尽其用，同时可以引导文献采购政策，避免不必要的投入和重复劳动。所以图书馆行业组织成立后，关于编制联合目录的提议不绝于耳。
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一次年会，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建议编制全国地志联合目录。柳诒徵提出：吾国地志最为繁富，省府州县村镇以及寺庙书院靡不有志，世界各国罕与伦比。惟志书既多尚无专目，从前京师图书馆及各地图书馆均只就所有刊为志目，未为全璧。宜由本会各馆通力合作辑一全目以备征求，倘有大力，按照是目印一中华全国地志，其数量当踰于四库全书，亦世界不可多得之大业也[1]，倡议“请由本会编制全国地志目录案”，该案获得大会修正办法议决通过。
1929年4月，广州图书馆协会成立，协会会员、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陈普炎撰文《编制中国协同目录之急需及其步骤》，发表在《广州图书馆协会会刊》。协同目录即联合目录。陈普炎建议，由于中华图书馆协会没有充裕经费和大批人才组织编印联合目录，可把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附设在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内”[2]。
1933年8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于北平召开，决议案有“请全国各图书馆于卡片目录外，应酌量情形增编书本目录，以便编制联合目录”。原案由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的华凤卜提交，他提出的办法是：各图书馆编完分类、著者两种卡片目录后，每二年编一次书本目录；各地图书馆编完本馆目录后，应与本县或本市图书馆商议编制联合目录，每三年编一次；中华图书馆协会收集全国各图书馆书本目录，研究其得失，在分类法则、编目条例、检字方法，以及其他种种规则逐渐统一之后，可组织编制一部全国图书馆联合书目[3]。
此次大会关于联合目录的提案还有“建议书业联合会编制出版物联合目录案”。原案有二，由陈颂提出：一是请协会编印本国出版书籍之标准卡片（U. S. Library of Congress Cards）及书本丛书子目案。二是建議书业共同合作编印全国出版图书目录案。陈颂鉴于欧美及日本出版界，定期印行全国出版图书目录的情况，建议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函出版界和全国出版协会，编制出版物联合目录[4]。大会决定由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函办。
1936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第三次年会，关于编制联合目录的提案多达五个，包括“为增进各图书馆购书效率及便利阅览起见，拟请协会编制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并通知各馆推广馆际互借案”“呈请教育部筹拨经费刊印全国图书馆联合目录案”“编印全国图书馆善本联合书目案”“请教育部明令各大书店每年编制出版联合目录案”“请协会负责印行全国图书馆藏书簿式联合目录案”[5]。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前，北平北海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应读者（大多数是植物学学生）的需要，就已编制出首部联合目录，名为《Reference List of Books on Botany in the Peking Libraries》（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植物学书联合目录），1927年与北京博物学会联合出版，开历史先河。目录共收北平（当时称“北京”）八个图书馆和四所大学所藏928种西文植物学图书，按著者首字母顺序排列，没有著者的按书名首字母排列，著录有著者、题名、出版者、出版年、馆藏地。该目录包含的植物学信息对现有物种的识别至关重要，无论是对于植物学初学者还是藏书家来说都具有参考价值。
《Union List of Books on China in Peiping Libraries》（北平各图书馆所藏关于中国问题书籍联合目录）1928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完成，发表在《北平北海图书馆英文季刊》（The Metropolitan Library Record） 第一卷和第二卷，《北平北海图书馆英文季刊》于1928年10月创刊，专载北海图书馆西文书藏概况。该目录也是一部著者目录，书目按著者首字母顺序排列，著录项包括著者、题名、出版年和馆藏地。成员馆为中法学会、地质调查所、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北平北海图书馆、北平西绅总会、协和医学院、政治学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九个单位的图书馆。
193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研究院联合出版了《Union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Peiping Libraries》（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书联合目录）四册，是北平二十九大图书馆之西文书刊著者总目录。前三册是书籍目录，第四册是期刊目录。目录按照美国图书馆协会编目规则关于著者与题名的规定著录，按著者首字母顺序排列，同一著者所著之书，再按书名排列，没有编著人的书，按书名首字母顺序排列。除著者和题名外，书目信息还包括每种书的出版日期和馆藏地。
该目录由国立北平图书馆负责编纂，成员馆负责提供本馆目录卡片的副本，共收北平图书馆及一些学术机关馆藏西文书籍85，000余种，卡片10万多张[6]。参与编纂这一联合目录的有辅仁大学、地质调查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调查所、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研究院、松坡图书馆等29个单位的图书馆。此项联合目录的编制，是国立北平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的重大工作，抄录、纂辑、付印、校对都很费时间[7]。因为各图书馆缺乏统一的编目规则，字段难免会有遗漏或不准确的地方，国立北平图书馆丰富的书目数据，对于核对书目信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西文期刊的编纂在该目录出版后仍在继续，只不过由于资金短缺，只能以卡片的形式續补。1933年，《Union Catalogue of Books in European Languages in Peiping Libraries. supplement》（北平各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补编）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合作出版，收录期刊6，000余种。至此，《北平各图书馆所藏西文书联合目录》达到五册。
届时，国立北平图书馆已编纂了三种外文书籍联合目录，虽然成员馆均为北平当地图书馆，但是编纂联合目录的经验有了少许积累，遂产生了编纂全国联合目录的动议。首先从西文期刊开始，面向全国各大图书馆征求目录[8]，在当时图书馆界堪称一件盛事，官方媒体及许多学术刊物如《时事月报》《学觚》《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图书馆通讯》《厦门图书馆声》《民众教育通讯》《图书展望》等都争相报道了此事：“国立北平图书馆，为谋学者之便利及鼓励图书馆间互借起见，近有编印全国各大图书馆入藏书籍及期刊联合目录之计划。此项目录，注明著者，书名，出版年月，及现藏之机关。手此一编，可知某书现藏某地，于采访借阅参考上均感便利。其北平部份，业于前年出版。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成都部分，均在编辑中。闻该馆为便于编辑起见，决先从西文期刊入手。盖西文期刊，为研究各种学术之最要资料。其价值贵重或性质专门者，各馆并可互相借阅，藉以避免不需要之重复。于各馆及全国研究人士，裨益甚大云”[9]。193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共收到133家单位寄来的目录，1936—1937年度编成“全国各图书馆所藏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初稿，遗憾的是由于抗战爆发，该目录的出版工作被迫中断，后来也再没有机会面世。
《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933年6月由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李德启编，于道泉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藏满文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前京师图书馆旧藏；一是前北海图书馆购得。京师图书馆旧藏包括清内阁大库满文书四十余箱，另有殖边学校赠送的四五箱[10]。北海图书馆成立后，对于中国“旧学”书籍多方求购，包括大量满、蒙、回、藏文的经籍。馆内同仁于道泉“略知满文”，对满文典籍的采访就由他负责，共购得百余种满文书，后来李德启到馆，承担了满文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历时两年完成了北平图书馆所藏满文书的编目，随后又把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满文书也编纂完成，合两馆所有，编制成这部《满文书籍联合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