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丈夫溥仪的真实生活|溥仪跟李玉琴有过性吗
真诚相爱，溥仪离不开这个真正的家 溥仪有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
”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出生在中国第一封建家庭，3岁登基，至此失去家庭的温暖，包括亲生父母在内的任何人面见他时都必须磕头请安，自称“奴才”。
然而他也是人，想追求家庭幸福和天伦之乐。
这和普通人一样的愿望，正是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了我以后才实现的。
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像离不开我似的。
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
每逢轮到我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值班室待一会儿。
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每逢天气下雨或下雪，溥仪都不顾道远路滑难行，从西城到东城接我。
1963年夏天，一场暴雨下来，大街小巷积水竟有几尺深，汽车都无法通行。
那天我是卷起裤腿、光着脚上班的。
溥仪很不放心，到了下班时间便拿了伞匆匆赶到医院，可是我已经从另一条道回了家，路上还听人们议论：“有人趟水掉进了阴沟，沟口上还横着一把伞呢!”我心里就犯嘀咕：“可别是溥仪呀!”慌慌张张地推开家门，溥仪果然不在，我又转身冲进大雨之中。
终于在一条马路上远远地看到了溥仪，像刚从水里捞出来，正高兴地冲着我喊：“千万注意下水道口――没有盖!”原来他去医院没接到我，往回走时发现一处没有盖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过，从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
他知道这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于是张着伞守在旁边。
我每次上街或外出购物，如果吃饭时未归，溥仪没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无论怎样晚也一直等我。
政协发的影剧票，我常因身体不适而不能去观看。
我不去，溥仪也不去。
当我知道正是他非常喜欢的京剧时，动员他自己去看，他却说：“把你自己留在家里，我的心不踏实。
” 溥仪对我的疼爱之情，在两个单位的同事之间是众所周知的。
比如我们一起出席宴会，他见我很少伸筷，便会不顾众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夹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买辆自行车，上班或购物都方便些，溥仪坚决反对，他说骑车不安全，果真买了车，他连觉也不用睡了，得急疯了。
不讲排场，溥仪抢着吃剩饭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
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
结婚后我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
平时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
结婚初期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
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
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我胃口比你好。
”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
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
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开始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
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广交朋友，溥仪向“最聪明”的劳动者学习 特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 溥仪有了许多的“同事”，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件新鲜事。
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植物园主任俞德浚是园艺界知名专家。
溥仪得到他亲手赠送的学术专著《植物园手册》以后，认真研读，写笔记，采标本，真摆出了要钻进去的架式。
植物园党总支书记田裕民常把溥仪带到自己家里，让他从家庭藏书中挑选喜欢读的借回宿舍去看，有时还会拿出新购藏的清代文物与溥仪一同鉴赏。
胡维鲁是20年代入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队大校，他和溥仪在一个院子里居住，早晨起床后一起练太极拳，周末又同乘植物园的车回城度假，两人友情甚笃。
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
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
他们悉心照料。
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
在植物园他们共同劳动、朝夕相处，真有点儿难舍难分。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
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
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
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互相留了地址。
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
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
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 接待外宾，溥仪用他的方式影响着世界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
”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露出十分惊奇的神情：“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
”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 “这太有意思了!我认为，现在您才过着真正的生活。
”溥仪认为英国记者的这个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
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
一位日本朋友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
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
” 摘自团结出版社《我的丈夫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