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对产业集群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涉及到对其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论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关注两个方向，一是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构建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动态演化中的影响要素。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8—0004—02。
产业发展的集群化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美国加州硅谷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群、好莱坞的影视娱乐产业群，到德国图特林根的外科器械产业群、英国奥克斯弗夏尔的赛车设计制造产业群、意大利伦巴第的纺织业集群、法国布雷勒河谷的香水玻璃瓶产业群，再到日本大田的机械与金属加工业、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集群、台湾新竹的半导体硬件业集群，乃至中国东莞的小家电制造业集群、吴江的羊毛衫产业集群。国内国外的研究与实践均证明，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以及地方政府重视培育产业集群，并将之作为提升自身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研究产业集群及其影响因素的意义，既是出于在国际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也是出于区域经济竞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复杂格局下增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力的需要。
产业集群问题的研究始于19世纪。杜能（Johann Heiich von Thünen，182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第一次从区位研究的角度提出农业生产的布局是由级差地租来决定，之后韦伯（Alfred Weber，1909）在《工业区位论》中构建了一个以成本（尤其是以运输成本）为核心的企业区位选择理论，第一次将集聚理论体系化。但是最早对产业集群问题进行直接研究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他提出了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理论，并指出产业集聚的关键原因在于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包括协同创新的环境、辅助性工业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市场、平衡劳动力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等。之后的若干年间，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产业集群的关注度逐渐提升，特别是在哈佛大学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产业集群和国家（地区）的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之后，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更是风靡全球。
在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的同时，由于产业集群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产业集群在各国各地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差异性、学者们所专攻的学科不同和研究角度的多样性等原因，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都没有形成一个对产业集群概念的统一定义。然而实际上，种种对产业集群的不同界定所反映的是同一种经济现象，只是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其中，受到较多认可的是波特教授以及世界经合组织（OECD）给出的定义。虽然波特教授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定义了集群（cluster）这一概念，在《竞争论》一书中对产业集群概念也作了较详细的表述，然而他最具代表性的对于产业集群的定义存在于其1998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企业集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一文中，即“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一群在地理上集中并同处于某一特定产业领域的一群企业和相关机构的集合。产业集群包括一批对竞争起重要作用的、相互联系的企业和其他实体。”OECD（2001）则提出，产业集群可以描述为有众多相互依赖的企业（包括专业化的供应商）、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院所及技术支撑机构）和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经济上、智囊团）以及客户组成的生产网络。综合波特教授和OECD两者的观点，可以得到对产业集群的一个简明定义，即众多集中在同一地理位置并在产业领域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的集合。这个定义也是对其它如“产业集聚”、“企业簇群”、“企业集群”、“聚集经济”等现象的一个客观的描述，因此可以基本上涵盖相关概念。
在研究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学者们纷纷指出存在着某些因素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最早研究产业集群问题的马歇尔认为除了交通运输对产业集聚有十分直接的影响之外，还有三个更为一般的原因即：信息交流最大化、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工人的集中供给。韦伯（1909）把产业集群归结为4个方面的因素，包括技术设备的发展、劳动力组织的发展、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克鲁格曼（1991）则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总会使某些产品的生产集中于某些工业区。他创立的“中心—外围”模型则阐明了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聚集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Kaldor（1989）在论及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时，认为要素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特点在规模报酬递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地区要素禀赋的特点是集聚经济的基础。Doeringer和Terkla（1995）则认为，“每个集群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或是吸引企业加入集群的一些稳定的、不可移动的要素产生的成本优势所决定的。”波特（1990）认为产业的地理集中是竞争导致，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项环境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支撑产业和厂商结构、战略与竞争，这四个决定因素形成一个菱形结构即钻石模型。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以说明相互强化国家竞争力的产业都会出现集聚，其原因通常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钻石体系中，每个决定因素都具有地理集中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现象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始于本世纪初。付正平（2002）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朱华晟（2003）在对浙江省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强调指出，“企业家既是推动产业集群形成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结果。”同时他也认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当起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和创新环境，提供企业和公共机构间的联系机制的作用。徐强（2004）通过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得出了技术、市场、自然禀赋、政府政策和行为、人文以及（产业间和企业间的）竞争对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其中所指的技术包括流通技术、研发技术和生产技术；所指的市场包含了市场容量、市场分工、市场需求结构和市场结构；所指的自然禀赋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王志敏（2007）认为企业在园区内的集群并非偶然，它由一系列的因素起作用，主要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或支撑产业、企业战略、政府及基础设施环境。他同时强调，这些要素主要具有地域特有性质或不可转移性，同时具有稀缺性、不易替代等特征。刘乃全则（2009）指出，一个产业要成功实现聚集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素条件，要求产业内的资本较快地流向某一区域内，以及劳动力和产业技术充分自由地流动，并实现与资本的自由有机结合；第二个是市场的充分供给，即需要条件，要有市场能充分接纳在产业聚集区生产的大量产品；第三个是环境条件，即当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业习惯和竞争文化）允许并鼓励这种集聚现象。
国内也有学者按照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雷鹏（2009）在研究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发展的关系时，将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轨迹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集中—集聚—集群。他认为，在集群发展的初始阶段——集中的过程中，工业园区的政策环境和设施配套这两个因素是吸引园外企业入驻的最大原因；在第二阶段——集聚的过程中，园区企业之所以向某一产业集聚依托的主要是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范和服务配套这四个基本条件；在第三阶段——最后形成集群的阶段，除了上述两阶段的因素外，还必须具备人文环境、集群特色、产业配套及创新企业家群体四大要素。
埃利森和格莱泽（Glenn Ellison and Edward L.Glaeser，1997）对美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及顾客与企业区位的相邻所导致的运输及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于解释企业为何选择聚集在一起的重要性不大，而企业相互邻近所导致的知识溢出效应对于产业聚集则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集中的劳动力市场。当企业与其他产业使用相同类型的劳动力时，不同的产业也会在同一区域聚集。刘莹（2004）以波特的钻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爱尔兰软件业集群进行分析，总结出大量低成本而技能熟练的劳动力、国外资本的进入和跨国公司地方化、良好的基础设施、充足的市场需求、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以及“产、学、研”合作机制是爱尔兰形成集群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对国内产业集群进行了许多的实证和案例研究，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涉及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徐康宁、冯春虎（2003）对中国28个制造业地区性集中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范围基本涵盖了全部制造业类别。他们研究发现，制造业在地区内的高度集中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进程的结果，共享的劳动力市场、专业性产业组织、中间产品供应、服务业等附属行业的发展都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市场因素。市场交易化程度，尤其是各种资源（知识、技术、经营渠道、计划指标及至特殊机会）商品化率的程度，也是一些地方形成产业中心的重要条件。他们认为，从中国制造业集群的现状和趋势来看，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不一定比市场化条件下的产业集中选择更为有效，原因是在于地方政府选择当地产业方向时的激励主要来自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意愿和对上级政府产业政策的理解，而企业的产业方向选择则出自对利润的追逐。骆文达、曾路（2003）以福建晋江运动鞋产业集群为实例，分析指出产业内资本、劳动力及技术等要素充分自由流动、存在充分的市场需求、价值链与技术传递链的区域融合以及当地的制度支持是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形成的条件。他们同时强调，在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条件支持。例如在集群发展的初期，资本、技术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的市场需求是重要条件；而在集群的成熟阶段，价值链、技术链的整合和区域的制度支持则是重要条件。金祥荣、叶建亮（2001）则强调是产业的特定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浙江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和演化，这些特定要素包括产业特定性知识、技术工匠和特质劳动力、产业氛围等。金祥荣等（2006）对浙江永康地区五金机械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以价值链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和产品的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对形成和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交相辉映，使产业集群的研究逐渐细化和深入，并对各地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然而遗憾之处在于，由于学者们所基于的角度、所根据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对象即产业集群地区的自然条件、产业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归入五大类别，即自然禀赋、生产要素、市场、投资环境和特殊事件。不可否认，这些学者们的成果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也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学术应当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角度来看，纷繁复杂的学说容易造成人们在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出现认识上的混乱。展望未来，对产业集群影响因素的研究应该关注下面两个方向：
2.1建立系统的理论体系。
随着产业集群的研究日渐广泛，产业集群研究已经步入学科交叉、知识渗透的发展阶段，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个交叉点，研究的方法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证分析，同时研究的内容则包含了集群的形成与演化、集群与技术创新、集群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集群的组织结构、集群的竞争优势、集群与工业园区的关系等等。即使如此，由于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证的紧密结合，也缺乏系统性的归纳与总结，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理论体系仍未形成，而这个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即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更是亟待成熟。毫无疑问，影响产业集群的因素是多元的，但是这些因素与产业集群本身必然会组成一个系统的结构，也就是说，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作用的。如果能够。
把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紧密结合，将这一系统的机理清晰地描述出来，构建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的产业集群影响因素模型，可以为后续的产业集群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强调时间的推移与制度变迁对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所起到的改变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创新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和知识外溢以及世界经济贸易的不平衡，给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契机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目前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偏重于集群产生与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和集群与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静态研究，对于产业集群如何适应急速变化的全球大环境，以及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机制和演化的影响因素则涉及得甚少。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将是未来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在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调整的进程中，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生命周期和特征将如何演变，以及促成其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原理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