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小个子,硬汉子|小个子女生穿搭冬季
高贵中流露出历经沧桑的大气 一个夏天的中午,20多名湘籍将帅后人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包间聚会。
这群有着同样背景,生长在北京红墙大院,经历共和国风风雨雨的将帅后人,现在也都步入了老年。
他们相聚,没有世俗的讲究,像群孩子。
坐在谭泾远周围的湘籍将帅后人中,有少将、中将,谭泾远退休前任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部长,级别是司局级。
在座的都很自然地听从谭泾远的吩咐,就像弟弟妹妹听从大姐的安排,但座中她并非年龄最长。
初见谭泾远,留着较短的黑发,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上身穿一件黑色镶桃红边的毛衣,豪爽、敏捷、神采奕奕,言谈间,透出一种高贵而历经沧桑的大气。
似乎很难把她和70岁的年龄联系在一起。
谭泾远是谭震林儿女中的老大,在宾馆柔和温馨的灯光下,谭泾远和记者说起了父亲谭震林的往事。
从湖南攸县城关书店的装订工,到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从清水河畔到井冈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参与指挥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一、二、三次“围剿”,保卫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坚持闽西南三年游击战。
抗日战争中,指挥新四军取得对日“繁昌大捷”,打开苏南东路抗战局面。
解放战争中,与粟裕指挥苏中七战七捷,挫败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
打济南,激战淮海,渡长江,解放浙江,主政华东。
“文革”中,带头“大闹怀仁堂”…… 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谭震林,在女儿眼中是“小个子,硬汉子”。
曾问父亲是否当过叛徒 “我出生在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因为之后送到上海寄养,远离泾县,因而取名‘泾远’” 1940年3月,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决定将谭震林从皖南前线调往苏南东路地区,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
23日晚,谭震林带领随行人员,从云岭出发,4月11日,到达江南指挥部,4月15日,谭泾远在泾县新四军军部出生。
这一年,谭震林38岁。
“文化大革命”时期,谭泾远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
但对最能表现父亲无私无畏,刚直不阿个性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她是事情过了很久后才知道的。
“那个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是住在家里。
父亲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那段日子,我在家里仅仅知道父亲很不高兴,但具体为什么,不知道,也不敢问。
他们那一代人组织纪律观念特别强,什么事情都不在家里说。
”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议。
对一批批老干部被打倒,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的谭震林,见张春桥走进会场,劈头就问:“张春桥,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没有想到有人敢直呼其名当众责问他。
他怔了一下,说:“群众不答应啊!” 这个回答,更加激怒了谭震林。
他厉声地说:“你口口声声说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40多年的老革命被你们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为整个党……砍脑袋,坐监狱,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也都已到场,谭震林的正义让这伙人感到瞠目结舌。
随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对这伙人的倒行逆施予以谴责。
但是,当时毛主席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歪曲汇报,严厉批评了谭震林等老同志。
此后,“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谭震林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到错误批判。
谭泾远回到家里,不知道他的父亲犯了什么错误,就问他:“爸爸,他们都说你是‘大叛徒’。
究竟是怎么回事?”谭震林很自信:“什么‘错误’?党了解我,毛主席了解我,许多共同战斗过来的老同志,都了解我!”又说,“你们年纪还轻,还不懂什么是政治大事,也不懂什么是革命历史。
但是,一定要相信党,相信历史是公正的,相信真理终究会战胜邪恶!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都会搞得一清二楚的。
” 时间是公允的,历史也是公正的。
无家可归回老家 1969年9月底,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央的名义,将一批老干部逐出北京。
在桂林的这段日子,是谭老板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特别生活。
他被禁在一个很大很空荡的院子里,没有人来找他谈话,也没有人来找他聊天,一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看书报,无其他事可做。
有时站在院子里,望着月牙山出神,一望就是几个小时。
不久,他的妻子葛惠敏和最小的女儿、儿子也来到了这里。
死一般沉寂的院子里才多了一些生气。
谭泾远说:“‘文革’前,我家住在中南海乙区,李富春家住第一个院,我家住第二个院,邓小平家住第三个院,陈毅住第四个院,后面就是刘少奇家。
这些老一辈,我们在散步的时候经常可以遇见。
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回了老家攸县。
从东北回京,已经没有父母的等待,甚至连寄身之所也没有。
这个时候,谭泾远能够想到的去处,就是父亲的老家攸县城关,那里还有叔叔。
“那时叔叔也在挨整,我辗转找到他。
他把我带回家,逢人不说我是谭震林的女儿,说是堂妹的同学。
我这样就在老家住了一段日子。
”回忆起这段心酸的经历,谭泾远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
耀邦叔叔捎口信 “九一三事件”以后,一批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有了转机。
1972年,毛主席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在小范围内对“二月逆流”予以了平反。
据说,197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谭泾远的一个朋友来找她,很有点神秘地对她说:“你赶快到胡耀邦叔叔那里去一趟。
胡耀邦开门见山,说:“我找你来,是为你爸爸的事情。
” “我爸爸不是被他们发配到广西了吗,他们……” “是啊。
最近情况有所好转。
有些讲话你可能也知道了。
许多老同志陆续都要回来工作,你爸也该回来了。
” 谭泾远又何尝不希望父亲早日回到北京来,重新工作呢! “可是,现在有人造你爸的谣。
”胡耀邦很认真地告诉她,“说他讲了,在什么范围批了我,给我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否则就不回北京来……” 谭泾远已经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胡耀邦说:“你要设法到你爸那里去,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尽快给主席写封信……” 谭泾远感到了一个革命前辈对父亲的关心,也看到了老同志之间的真挚情谊。
当年5月份,谭泾远已经去桂林看望过父亲了,年内不可能再有假去桂林。
如何将胡耀邦的口信带到,谭泾远回到家,决定以旅行结婚的名义,请假去桂林。
大女儿和男朋友的到来,令谭震林夫妇非常高兴,他们忙着给女儿操持起婚礼来。
这个日子好!” “我的结婚报告递上去了,他们不批,说,你的情况我们清楚,但对虞大江要政审。
他是江华的儿子,政审通不过,他们就拖着不办。
这个时候,很多阿姨让我找邓颖超妈妈。
我就写了封信,当时妇联的一位阿姨把信转去了,邓颖超妈妈在信上作了批示,七机部就乖乖地批准我们结婚了。
” 1972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生日。
这两封信,通过有关渠道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收到信后,当即用粗铅笔作了批示,批给中央政治局,同意谭震林回京。
毛泽东批示不久,1973年1月2日,谭震林就被中央派去的公务车接回了北京,住进了北京医院。
1959年会议上的“炮手” 大跃进时期,本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人们已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包括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同乡的接触中了解到更多真实的情况,因而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就更明确。
于是在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开始放“炮”了。
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
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产了。
这股风是武汉会议刹的车。
第二是大兵团作战。
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把劳动效率降低了。
第三是浮夸风。
浮夸风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的最高峰是大炼钢铁。
那时吹‘一天产300万吨钢’,这是不可想像的事。
第四是放‘卫星’。
你一个,我一个,毛病就出来了。
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
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月的郑州会议刹住了这个车。
第六是‘拔白旗’。
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
现在看来,无例外地(当然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
绝大多数的红旗县粮食最紧张。
” 在1959年的春天,谭震林敢讲这样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
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
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管好。
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
这些话,是当着许许多多干部的面讲的。
所以,有的同志说:这些话,只有他谭震林敢讲,也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
深刻的自我批评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震林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也愈来愈多。
现在,他经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赞叹? 谭泾远说,人到了晚年容易固执,很难接受新鲜事物,更难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话虽然有道理,但在父亲身上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他接受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并热情肯定,加以赞扬。
而对自己在职在位的失误,毫不避讳,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
谭震林从农村回京以后,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接见中国、联邦德国经济混合委员会农业粮食工作小组德方组长、联邦德国农业部会议国务秘书加卢斯率领的代表团。
会见前,他与中国方面的有关人士谈起了农业问题,态度鲜明,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
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铿锵话语,许久留在人们的心坎上―― “过去,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危害很大。
现在变化了,形势很好。
虽然农业的经营形式多种多样,但集中起来都是搞生产责任制。
过去急于搞共产主义,现在看来还是现行政策符合实际情况。
” 他甚至还说:“国家正在起变化,农业形势很好,搞了生产责任制,效果好。
种什么,怎么种,农民有了自主权。
因此,也就有了责任心,今年农业有个大发展。
可是,我们有相当多的干部对推行责任制思想还不通,不赞成。
这个接见室是安徽厅,安徽省今年粮棉大幅度增产。
这主要是责任制的效果。
” 父亲话少 但对我们的关心很多 在谭泾远眼中,父亲谭震林一直很忙,总是不在家,而且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是严父也是慈父。
“平时父亲很少言语,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
即便是在解放后,生活安定了,一年中父亲依然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和我们在一起。
但是,父亲对我们的关心却很多。
”谭泾远回忆着。
有一天晚上,弟弟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应当怎样解答,如果等父亲回家再问,那时候弟弟应当早已熟睡了,想求助父亲的弟弟只好把题目写在纸上留在桌子上。
第二天早上,弟弟醒来时,父亲早已经离开家,但是纸上却清晰地写好了解题过程和解题思路。
在谭泾远眼中,父亲谭震林任劳任怨,工作一直都很忙,总是很难见到一面。
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是严父更是慈父。
谭震林教育子女的时候,总要求他们要严格要求自己,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每年春节,他都要张罗着举办家庭文艺联欢会,他的拿手好戏是京剧《借东风》。
后来,又喜欢唱现代京剧《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了。
父亲还喜欢和妈妈合唱新四军时期的战歌《繁昌之战》,每年此时,家里其乐融融,是我们感受一家团聚最深刻的日子。
谭震林同志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的坚定拥护者和忠诚实践者;是皖南、苏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这就是谭震林,一位心胸宽阔、令人尊敬的老人。
正如谭泾远说,父亲是个讲真话,敢负责,疾恶如仇,刚直不阿的男子汉。
谭震林 (1902―1983)生于湖南攸县梅城镇,12岁开始当书纸业学徒工人。
1926年10月在攸县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二、三支队副司令员,新九军军部巡视员,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党的八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四届、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