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市大员，风云际会
张丹丹。
自大区往下，便是省级行政区划。在1949年，各个省级行政区划的情况不尽相同，一些省份尚待解放，一些省份人心惶惶，一些省份则已经开始建设。复杂形势下，各地的领导班子如何确立？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有怎样的全盘考虑？《环球人物》记者采访了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试以广东、湖北、湖南三地为样本，剖析新中国成立之初，省级行政区划的领导班子如何破旧立新，开展各方面工作。叶剑英，挥师南下解放广东。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但负责筹备典礼的叶剑英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前，叶剑英任北平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负责国歌、国旗、国徽及整个典礼的安排等一系列工作。此刻，他却已经南下，在江西赣州通过收音机收听开国大典的消息。
叶剑英的新职务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广东省政府主席，广州市军管会主任，广州市市长。在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调首都市长赴南国重地，且身兼多个要职，意图十分明确——解放华南。
铺开这时的中国地图，可以看见国民党尚有以白崇禧、胡宗南为首的两股武装力量、共计百万军队，占据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一些沿海岛屿，试图负隅顽抗。
“毛泽东从始至终信任叶剑英，所以许多重要任务都会托付给他，甚至临终前也对叶帅有嘱托。”石仲泉用“信任”二字总结两人的关系。叶剑英离开北平前，毛泽东几次与其谈话，告诉他，此次南下要着重解决好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组成和各级干部的配备，解放广东的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等8个方面的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团结问题，要求叶剑英对原华南分局及各级党委在广东工作的成绩有恰当估计，处理好南下的部队官兵、地方干部和当地干部之间的关系。
这牵涉到过渡时期的民主建政方式。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各地尚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因此采取了逐步过渡的办法：
第一步，在新解放地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由上级人民政府或军事管制委员会从上至下委任人员，组成地方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接管原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
第二步，军管会或地方人民政府在条件许可时，组织召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的初期形式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过渡形式;。
第三步，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地方人民政府。
1949年，整个华南都在等待广东率先走进第一步。10月2日，叶剑英指挥20万大军，向国民党军余汉谋集团发起进攻。毛泽东全面研究了两广及云贵地区的敌我态势后，在10月12日3时、6时连续发电给林彪及叶剑英、陈赓等人：“如广州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赓）、邓（华）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两天后，广州解放。“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
1949年10月20日，叶剑英进入广州城。自从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就很少回到家乡广东。如今，再次踏上家乡的土地，叶剑英不只带着个人情怀，还肩负国家责任。他记得出发前与毛泽东的一番对话——。
“主席，华南解放晚，别处都把干部要走了，剩下能分配给我们的干部太少了，好比我们客家话中的‘水尾田，流到最后剩的水就不多了。您看怎么办？”。
“‘水尾田是‘水尾田，但那里有一股泉水嘛。”。
1949年2月12日，北平各界群众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新中国成立初期，叶剑英在广东的一次群众大会上。
毛泽东说的“泉水”，是指以方方为主要领导的原华南分局、两广纵队和人民群众，他们中间蕴藏着大量人才资源。
到广州的当天，叶剑英就组织召开广州党员大会：“同志们，我们很快就要从事两项必要而艰巨的建设工作，那就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两项难上加难的工作，一来蒋介石政府撤退时对广州进行了大洗劫，建设基础遭到破坏;二是一些市民对共产党的治理能力也心存疑虑。国民党反动派曾大肆传播这样一个观点：共产党是管不好这座城市的。
叶剑英把广州等大城市比作广东省的“龙头”，农村地区是“龙身”，沿海岛屿是“龙尾”，提出“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设想，决定先集中精力开展广州市的工作。
这是一段相当危险的时期，广州城内潜藏着大量特务，他们窥测时机企图暗杀叶剑英等人。1949年到1950年，广州市政府所在地发生过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中爆炸的事件。叶剑英有一次乘车返回住所途中，一个藏在卡车中的特務在交叉路口开枪行刺，座车被击中，所幸司机机智，叶剑英才未受伤。广州市公安部门还获悉国民党特务当局在香港成立行动小组准备潜入广州刺杀的消息。毛泽东得知后极为关心叶剑英等人的安危，一面让公安部门加紧反特措施，一面给叶剑英发电嘱咐：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如集会、讲演等等。
叶剑英没有停止工作。鲜少被提及的是，他在广州领导了一场异常艰难的金融斗争。陈毅在上海领导的金融战广为人知;而在中国南大门的广州，金融斗争的尖锐程度，亦是屈指可数。
一份以华南分局名义发往中央的电报由叶剑英亲自起草，对金融形势作了深刻分析：广州过去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长期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市场，一大批买办官僚地主分子以广州的十三行一带为基地，大肆进行金融投机，走私贩私，炒卖金银、外汇。靠此维持生计者达到数万人，几十年来已形成行帮。他们与京、津、沪、汉、港、澳等地建立了密切联系，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勾结，与土匪、流氓、大天二（广东惯用语，泛指土匪）、黑社会组织、特务、军阀连成一气，有较深固的社会基础，组织严密，势力很大。特别是由于广州与港澳毗连，在国内外反动势力作用下，使广州及其四乡成了港币盘踞的市场，市民、乡民的一切交易，均以港币为本位币。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以人民币为本位币的金融体系，并稳定物价，难度很大。
此外，内地大量达官显贵携金银随国民党军队南下，广州越发成为金银和外汇集散地。国民党撤退前夕还在广州进行了所谓“金融的最后一搏”，在金圆券之后又发行银圆券，进一步导致了广州市民对纸币的不信任。
1949年11月中旬开始，大批游资流入广州，以十三行为大本营的地下钱庄和金融投机商乘机兴风作浪。他们公开散发传单，称人民币为杂币，煽动拒绝使用人民币，并制造谣言，说解放军滥发钞票，每个团都配有一架印钞机等等。不久，市面上还出现了假币。一时间，广州人心浮动。
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华南分局和广州市委迅速作出决定，取缔非法地下钱庄，向商人借款支钱，开展拥护人民币的宣传运动。12月5日，公安等部门对130家钱庄进行检查，对利用官僚资本进行大规模投机者予以严惩。同一天，银行向各行业商人借款150亿元（旧币），以收缩银根、回笼货币。两记重拳取得胜利，人民币的信誉迅速上升，第二天，黑市价格即和公开价格取齐。
广州打开局面后，全省工作也活了。从1950年开始，叶剑英将工作重心放到了广东省和华南地区的工作上。李先念，回到湖北“一肩挑”。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找李先念到自己住处谈话。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李先念领导的中原突围有看法，但中央肯定了中原突围是胜利的。毛泽东开门见山：“有人告了你的状，但不要怕，还得干！”毛泽东亲自向李先念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湖北解放后，派你回湖北工作。此前，邓小平曾向李先念征求意见，是在解放军第四兵团工作，还是回湖北工作。李先念表示愿意回湖北工作。
渡江战役高歌猛进，解放军很快抵达武汉城下。5月8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决定撤销鄂豫、江汉行署，统一成立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李先念为省政府主席;12日，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任命，李先念任书记;同时，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
李先念一肩挑起了党政军的重担，当务之急是尽快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建设新湖北。
5月14日，四野南渡长江;16日，武汉解放。在武汉市中心的黄鹤楼下，有一处被称为“红楼”的清末建筑，正是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湖北省委将办公地设在这栋充满历史感的建筑里。
当年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有过重要论断，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但也提到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丢掉乡村，只顾城市。此时，华中局根据新解放的华中地区有别于东北等老区的实际情况，于6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又兼顾城市”的方针。中央同意这一方针，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执行”。
1949年9月21日，黄克诚（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
具体到湖北，这一方针该怎么执行？政治上，湖北农村多数地方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尚存，国民党特务和残余势力与土匪、恶霸沆瀣一气;经济上，由于武汉在地理、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城市方面市场萧条、物价飞涨、工人失业，农村还有自然灾害频发的困境，城乡经济都濒临崩溃。
李先念很快抓住了关键。他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在家乡领导过起义，又在豫鄂边区工作多年，对湖北的情况相当了解。在8月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李先念提出：湖北省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完全解除封建势力的武装，并在经济上削弱或消灭其一部，为今后实行土改、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准备好条件。
湖北的剿匪，助攻了西南的解放。1949年10月底，湖北军区组织发起了鄂西南战役，历时18天，歼灭国民党军宋希濂所部及地方反动武装二万五千余人，湖北全境解放，同时解放了湘西、川东之龙山、黔江、彭水等地，解放军顺利进入川、黔、康。
湖北局势稳定后，兴修水利工程被提上日程。湖北水系发达，同时水患频发。李先念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做好水利工作，关系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甚至生命问题。
1952年，中央决定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李先念任委员会主任和指挥部总政委。长江流經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段为荆江，河道曲折，河床淤塞，两岸平原地势低洼，极易溃堤泛滥， 是千百年来水患频仍之地，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当年春夏之交，李先念率领几十万民工，要在100天内建成工程。全面动工后，李先念深入工地一线，号召30万工程大军战胜一切困难，保证在汛期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任务。在他的指挥下，荆江分洪主体工程提前25天完工。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黄克诚程潜陈明仁，合作完成过渡。
与李先念的“一肩挑”不同，湖南是由国民党将领程潜和陈明仁通电起义而解放的，在和平解放的省份如何用人，毛泽东的考虑又有不同。
1949年5月，在天津主持接管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电话，要他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在双清别墅，毛泽东一见黄克诚，就高兴地大声说：“黄克诚啊，今天我们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应该是‘老乡见老乡，两人喜洋洋啊！”两人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听完天津的工作后，毛泽东问黄克诚：“中央已经决定让你去主持湖南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吗？你有天津的经验，又是去我们的家乡，风土人情熟悉，你去我放心。”。
此时，策反程潜的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白崇禧也在步步紧逼。任命黄克诚为省委书记后，王首道以第一副书记的身份率一批干部先行南下。在湖南和平起义后，9月7日，程潜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亲自率百余人到火车站站台迎接，黄克诚也在其中。接到程潜后，毛泽东从人群中找到黄克诚，对他说：“根据中央决定，湖南军政委员会已经组建，程潜任主任，你是副主任。怎么样有意见吗？”黄克诚回答得很干脆：“没有！”。
“这是个过渡，中央已经决定颂公（程潜）和子良（陈明仁）不久就到中央任职。”毛泽东补充这句后，又叮嘱黄克诚，“我们应当摒弃前嫌，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同他们真诚合作，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建设新湖南，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黄克诚坚定地说：“我一定尊重颂公和子良，搞好团结，请主席放心！”。
让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坐下来共事，这种特殊的安排委实绝妙。10月5日，毛泽东就陈明仁部队的整编向华中局和湖南省委发电，其中提到：“程、陈、李（明灏）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由此，陈明仁兼任湖南省临时省政府主席一职到1950年，順利完成过渡。
湖南是全国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统计，解放初期，湖南境内有土匪18万至20万人，百人以上的股匪170多股。剿匪成为当时的第一要务。1950年1月，湖南军区组织20万兵力投入全面剿匪作战，重点在湘西。头3个月并不顺利，有“雄狮扑鼠”的疲惫。黄克诚主持省委开会，定下新对策：集中兵力打歼灭仗;先剿重点，围而后剿;断其逃路，彻底歼灭。4月，黄克诚亲自来到沅陵，检查四十七军重点进剿土匪的部署，鼓舞士气。接下来的进剿工作逐步顺利起来 ，6月底已消灭土匪4万余人，湘西中心区和湘东7个地区的土匪基本被消灭或击溃。湘西民间有一种说法：黄克诚和四十七军是湘西百年匪患的“根绝者”。到1951年6月，湖南剿匪基本结束，共歼灭匪特257993人。
1952年7月，黄克诚调到中央军委任职。